由於魯迅和他的遺產與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之間存在的非常特殊的關系，由於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在進行人民群眾的精神塑造中對文學某種功能的依賴，也由於權力者與研究者出於輿論壹律或思想挑戰的需要各自對於魯迅進行的“過度詮釋”，由於上述種種原因，在30年代以來的魯迅被接受的整個歷史中，始終存在著壹個超世俗的神聖化與反神聖的世俗化之間的矛盾運動過程。近二十年來時斷時續出現的以各種形式批評魯迅的許多現象，當前的“走近”風，就是仍在進行中的對於魯迅反神聖的世俗化過程中壹種必然。
魯迅的詮釋，歷來由壹些政治權威、文化精英和學院知識群體所主導。雖然他們之間，在觀念上也有很大的矛盾與對抗性，但不管是他們的政治闡釋，思想闡釋或是文化闡釋，不論是處於“主流”還是“邊緣”，在將魯迅作為解決某種社會問題的壹把萬靈的鑰匙，而不斷往魯迅身上增添壹些光輝的“附加值”，這個方面，以及由此而反映的文化心理與思維方式，卻大體上是壹致的。他們（很多時候，也包括我自己在內）實際上並沒有在更深的層面上吸取“文革”十年魯迅被獨樹壹尊的歷史教訓。在各自不同方式的闡釋中，仍然讓魯迅充當了壹種制導輿論的，最大限度具有壓倒對方的權威性聲音的代表，用當下時髦的“話語”來講，就是營造壹種或是維護主流意識形態或是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這樣，就自覺或不自覺地，無形中在努力將魯迅拉下神龕（或只是表面上拉下了神龕）位置的同時，又給魯迅身上塗飾了許多新的光環。結果是，不僅妨礙了更多人對於真實魯迅的接近和認識，也會在當下文學創作中制造壹些不可逾越的心理陰影和藝術“神話”。稍有不恭之詞，即視為“顛覆”，群起“捍衛”，指斥“貶損”，甚至封殺刊物，因言罹罪。在打碎“鐵屋子”的呼聲中，魯迅自己被不同的力量鑄就成了壹個不許碰壹個指頭的“鐵屋子”。這正是魯迅無法擺脫的命運的悲劇和蒼涼。
反神聖的“世俗化”的努力，“解構”神聖的吶喊和抗爭，為我們帶來的渴望進壹步破毀禁錮、要求思想解放這壹點信息且不用說它，至少，它可以讓我們在不同的聲音裏，即使不能讓我們換壹種視角和思維去看魯迅，思考魯迅，也可以給我們的研究增加壹些“冷卻劑”，讓我們反思自己，以利前行。
第壹，魯迅的文學創作有沒有得到更符合實際的認識和把握？“神化”魯迅的後果之壹，就是掩蓋了對於魯迅文學創作實在性的探討。實在性的缺乏就是不切實際的拔高，就是維護完美。因此現在人們有理由提出這樣壹些問題：魯迅的小說《吶喊》、《仿徨》，藝術是不是就都那麽完整，成熟？思想是不是就那麽無邊的深刻？裏面有沒有敗筆和二流三流壹類的東西？具有不朽價值和世界影響的《阿Q正傳》、 《狂人日記》等小說，是不是都那麽盡善盡美，有沒有可挑剔的藝術與思想的瑕疵？《故事新編》裏的那許多“油滑”的描寫，是不是就都有那麽多的藝術的和審美的合理性與先鋒性？至於占魯迅作品最大分量的雜文，怎樣作出科學的評價，更是壹個問題。我們北大的老系主任楊晦先生，就始終認為，魯迅的雜文不是文學作品。他的疑問至少有壹部分的道理。因為雜文本身就是壹個非常模糊的概念。魯迅的雜文，有些純屬學術論說、文藝論文、通信（非文藝性的）、講演、廣告、啟事、說明、勘誤，這些似乎都與文學創作的性質無關；壹些吵架爭論、零星記事、時事短論、古事考說、書刊序記、譯文序跋、雜誌答問、著譯目錄……，等等，多數看來也很難說有什麽文學品格。當然，雜文中也有眾多的“美文”和審美品格很強的散文。郁達夫關於魯迅這壹文體的貢獻“前不見古人”的判斷，正以此為據。現在的情況是：魚龍混雜，良莠不分。我們起碼應該做壹些淘洗篩選的工作，讓作為文學作品的雜文，浮現出來。那樣，也就不會總是不斷地發出這樣的聲音了：“魯迅雜文？！那也是文學嗎？”
第二，造神趨向是否仍然是魯迅研究中壹個潛在的存在？新時期以來，維護神性權威的思維和搗毀神性權威的思維走到壹起了：結束了“文革”將魯迅偶像化的歷史，這些年學術研究中又自覺或不自覺地出現了壹些造神的趨向。有的研究者根本不承認十年災難中有神化魯迅現象存在，認為那是對魯迅的庸俗化而不是神化，對於魯迅壹直向著自己理解和意願的方向加以詮釋，總在魯迅的光輝與深刻方面不斷加碼。因此對於挑戰性的不恭的評騭，常常有壹種捍衛者的警覺和反應。另外的情況是，80年代開始，在將“五四”重塑為想象中自己的幻影的同時，魯迅又被多方詮釋為壹個偉大的先知。對他的“立人”、“改造國民性”等思想的詮釋，已經過分脫離了歷史處境和自身性質，它的功能被抽象化，普泛化，片面化，“神話”化了。割斷和漠視了與代表社會進步力量的聯系，淡漠了與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革命的聯系，為民族事業奮鬥終身的魯迅，被塑造成為壹個壹生充滿個人痛苦和內心黑暗，只身與孤獨絕望抗戰到死的“精神戰士”。魯迅的黑暗和虛空被賦予了幾近神性的哲學色彩。這樣，就在顛覆了壹個“文化革命偉大旗手”神像的同時，又在壹步壹步塑造出壹個終生堅持個人獨立精神和自由主義思想的偶像。無論研究者如何有壹個真誠的願望，學術上如何的嚴肅與超越，魯迅已經又成為壹面旗幟，壹個符號，壹個寓言，壹個不同社會思潮之間對抗的工具，這是事實。反對工具論者自己又陷入了另種工具論。恢復歷史面目的同時又塑造了自己的歷史想象物。“神化”被置換為“神話”。在捍衛偶像與破壞偶像的運行中，潛在的“造神”影響下的學術思潮如此詮釋魯迅的同時，不能不使反對神化而要求認識真實魯迅的願望受到了壓抑和遮蔽。由於他們對權力意識和啟蒙詮釋有雙重的不滿，他們所表示的對魯迅本身和魯迅研究的那種極端的反感，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造神運動”的激烈批評，也就是可以理解的呼聲了。
第三，90年代思想啟蒙和以魯迅為宗師的啟蒙運動的倡導，有沒有值得反省的精神缺陷？應該承認，在封建主義遺毒長期存在的中國現代社會，思想啟蒙必然是壹個長時期裏永未完成的知識界的承擔。只要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思想現代化的追求沒有實現，魯迅就會成為這個漫長的啟蒙運動中被推重的壹個最合適的角色。面對某些思想桎梏和黑色“大染缸”壹樣的現實，我與現代思想啟蒙提倡者們抱著同樣的痛苦與熱望，希望自己或借助魯迅，發出壹些真實的呼聲。但是，人們漸漸發現，知識界在標舉魯迅參與這個啟蒙思潮的合理性的同時，也表現了啟蒙者相悖於魯迅的自身缺陷：過分參照西方社會政治的和思想的模式，較少考慮魯迅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壹個最重要的精神側面，視個人的獨立自由和虛無縹緲的“終極關懷”高於壹切，而對人民群眾的種種疾苦卻漠然處之，關註點往往只是在壹個很有限的範圍裏。自由主義的追求和具體的歷史處境之間不可回避的關系被大大忽略了。千百萬人民的現實生存狀態，生命疾苦和他們所能夠享受的自由，在我們的心裏究竟有多大的分量？這樣，就不能不表現出現代啟蒙思潮重視“人本”而漠視“民本”的思想狹窄性。啟蒙者的敘述裏，“民本”往往被等同於頗遭貶抑的“民粹主義”，即透露出這樣的信息。被譽為“民族魂”，死去時有上萬人群為之送葬的魯迅，在詮釋者的筆下，總給人壹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我因此也總有壹種疑惑：壹個時期裏似乎魯迅在什麽地方被誤讀了。而這種誤讀恰恰來自對魯迅思想精神更深的詮釋本身。
時間是壹個承諾，時間更是壹種壓迫。21世紀的魯迅認識和魯迅研究，不可避免地會有壹個新的突破和與過去不同的特質。那時的魯迅想象與魯迅研究的面貌，與我們這個世紀比起來，肯定是不會完全壹樣的。未來的魯迅形象與魯迅研究，是多種聲音的***生。叔本華說：“有些人每每愛引權威的字句，來爭論某事件”，“振振有辭的據之以辯，發出勝利的呼聲”；他又說，“無論什麽時代，都有兩種不同的文藝”，壹種是“真實的”“不朽的文藝”，壹種是“每年送出無數作品在市場上”的“流動性的文藝”。（《叔本華論文集》第10，12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魯迅反對“摘句”似的引用“權威之言”，但他永遠成為壹被“摘句”式的引用者。魯迅希望他的作品“速朽”，但他的作品卻成了這個世紀“不朽的文藝”。我相信，不僅在我們這個世紀，即使在下壹個世紀，下下壹個世紀，下下下壹個世紀，恐怕還將被“摘句”下去，還將會“不朽”下去。阿Q到今兒個還沒有“斷子絕孫”， 真心熱愛魯迅的，喜歡讀魯迅書的，專門吃魯迅飯的，借魯迅當敲門磚的，用各種方式批評和挑剔魯迅的，以壹生反魯迅為榮的，貶損魯迅的和捍衛魯迅的，等等，這樣的人，相信也會永遠存在下去的。當然我也更相信：去掉神聖的光環，在遭到更多的批評與貶抑的同時，未來的魯迅，也壹定會在壹些人們的眼裏顯出他的更加深刻與偉大來。
我們不得不看到，“走近”中不同聲音裏，透露的可能正是這樣壹種追求對20世紀“經典”多元詮釋的信息。沒有什麽值得驚詫。在即將進入壹個新世紀的這個時候，最值得追問和反思的，倒是我們自己。
面對來自傳媒的議論魯迅的觀點，對他們的所以產生，作出解釋和答辯，是比較容易的。困難的是，由他們的議論，觸動我們魯迅研究自身和清醒：怎樣以壹個即將進入新的世紀的更為廣遠的胸懷、眼光和期待，不為各種社會思潮所左右，保持關註魯迅的壹顆靜心，也不為市場經濟的壓力和誘惑所幹擾，保留魯迅研究的壹片凈土。真正花工夫地去促進魯迅研究工作的深入，對於魯迅這個極富魅力的文化人物，作出更為符合實際的詮釋，從而在我們自身不斷走近魯迅同時，讓壹個更為真實的魯迅走近人們的接受場，參與人們的藝術和生活的創造。過時的就讓它過時，烏有的應該還給烏有。做到這樣，當然需要時間，更需要經歷超越自己的痛苦，意誌和真誠。也許可以這樣說，研究魯迅也要有壹份如同魯迅壹樣沒有“瞞和騙”的對於人民的誠實的心：實事求是，黽勉耕作，不躁動，不驚變，不唯新是騖，不嘩眾取寵，不唯我所用，不鬻官以求。這些，正是從這個“走近魯迅”沖擊波中我們所獲得的壹點點啟示。
參考資料：
/xdwx/xdlw/lwnew/262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