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鹿希的家在北太平莊的壹個大院落裏，很普通的平頂式住宅樓。進了門只見裏面水泥地，白灰墻，裸露的管道和電線，像是沒有經過什麽裝修壹樣，更沒看到有成套像樣的體面家具和擺設。
許鹿希把我引進壹間顯然是待客的房間，那裏除了兩個布沙發，兩把鋼管椅，壹個寫字臺，壹個小書櫥之外，最醒目的就是壹幅直接貼在墻上的毛筆字：“兩彈元勛鄧稼先”，那是張愛萍的手跡。下邊有壹張裝在小鏡框裏的鄧稼先半側遺像，斜靠在書櫥頂上。
相比之下，倒是許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外：如果不是她在開門的時候說“我就是許鹿希”，我就不會直接認她，因為她那件駝灰色的對襟外衣，那頭隨意梳攏的齊耳直發，那個膚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絕對像個勞動婦女，與我頭腦裏預先勾勒的“元勛夫人、名門之後、大學教授”的形象相去實在太遠了。
好在，面對面時的許鹿希，比昨天電話裏溫和親切多了；壹坐下來交談，感受到她內在的思想情感，就完全是另外壹種體會了。果然，壹說鄧稼先和楊振寧的友誼，她立刻變得言辭委婉語意綿長，成了性情中人，再也沒提昨天給我的時間限制，以至我起身告辭時，已過了下午壹點半，而她則完全忘記了吃午飯。
許鹿希向我介紹說，鄧稼先和楊振寧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親鄧以蟄、楊武之都是清華大學教授，兩家同住清華西院宿舍，9號、11號更是緊近鄰居。鄧教美術史，楊教數學，性格很合得來。鄧稼先的媽媽和楊老太太都是賢妻良母式的家庭婦女，關系也很好，所以兩家是世交。
鄧稼先出生於1924年，比楊振寧小兩歲。他們兩人生性都很頑皮，興趣也壹致，兩人都曾在西南聯大讀書，但因為中學時楊振寧跳了壹級，大學裏要比鄧稼先高三級，就更是壹個大哥哥了，所以鄧稼先對楊振寧很親密。
1947年，鄧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費研究生，須由自己聯系學校。楊振寧那時在讀的芝加哥大學學費較貴，他就幫鄧稼先聯系了離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學，這樣他們來往就很方便。
1950年8月29日，鄧稼先獲得博士當即回國了，那時楊振寧去了普林斯頓，之後兩人分隔了很長壹段時間。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壹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美國報紙登出了中國研究人員的名單，盡管是英文譯音，但是楊振寧壹看就認定其中壹人是鄧稼先。許鹿希說：“後來我問他，為什麽這麽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鄧稼先？楊振寧說，中央情報局是不可能去編壹個名字恰好與鄧稼先同音的。”
1971年楊振寧首次回中國，到上海之後定了壹份要見的親友名單，其中第壹個就是鄧稼先。
說到這裏，許鹿希的語氣突然變得沈重。她說，那時“四人幫”有個計劃，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輕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慘，那些忠實可靠功勞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務，很多人遭了殃。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可見迫害之烈。有個很有貢獻的炸彈專家錢晉，他們拷打要他承認是特務，他堅決不承認，結果被活活打死。年輕的壹批搞光後就輪到高層的了。因為不能在北京搞，他們就把鄧稼先調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組織了壹批士兵和工人去鬥他，理由是有兩次核試驗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抓住科學測試的失誤上綱上線，目的就是要把負責人鄧稼先搞掉。就在這危急的時刻，楊振寧要見他。周恩來命令把鄧稼先召回了北京，僥幸得救。
許鹿希感嘆道：“我盡管不信佛，但是對這件事情總覺得冥冥之中上天有個安排，讓楊振寧來救鄧稼先壹命！1990年我去美國時，與楊振寧談起，他大吃壹驚：‘有這樣的事？'其實，無意之中他還救了壹大批中國搞核武器的人。這樣的巧合真不能用語言來描述，簡直太絕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該怎麽表達，我為此非常感激他！”
從采訪來看，當年鄧不是受到了保護，而是搞了而且差點被搞死，不過為了國際面子，沒搞成。這裏面周沒起到什麽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