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奇不有”不僅體現在對違章建築的處理上。在很多地方，很多已經明令禁止的違法違規現象公開出現。比如規定出租車不能“躺”在火車站外堵車的街道上，但那裏總有出租車招攬生意；各大醫院為打擊“號販子”做了很多嘗試，但總有號販子在醫院門前問“要不要號”？城市裏養狗有嚴格的規定，但在小區裏總能看到沒有鏈子的大型犬橫行...
“正常”的背後是城管執法的缺失。短期來看，對違法行為的放縱會影響到壹個特定人的事情。長此以往，會降低城市品位，損害社會風氣，破壞法治權威。前不久曝光了這樣壹件怪事:小偷在前面偷東西，市民在後面圍成壹圈當看客，卻沒人說什麽，更別說制止了。追根溯源，這是“法不可為”導致的公眾對司法的麻木。從某種意義上說，北京整治“在墻上挖洞”，不過是對過去城管執法不嚴的壹次“補課”。
應該說，在城市管理方面，我們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問題是“執法不嚴”。有些制度很嚴格，但執法寬松靈活，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長此以往，制度不僅名存實亡，還留下了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有的人不去想如何遵紀守法，而是違法亂紀後如何找人“疏通”；有些人心存僥幸，認為法不責眾，所以“正常”。
“法律的權威在於法律的必要性”，而不在於違法後的懲罰有多嚴厲。以違章建築為例，罰款拘留就更不用說了。私搭亂建的，壹律拆除，絕對不會有人再違章搭建，也不會有人“疏通關系”尋求“通融”。但如果有違章建築，就會帶來嚴重的“破窗效應”，讓越來越多的人抱著僥幸心理去模仿。
在法治社會，這樣的“見怪不怪”是對法治的漠視，是對規則的踐踏。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公眾，都要敢於對違法行為說“不”，絕不容忍違法建設、開墻打洞等城市亂象。只有這樣，城市管理才能“精致如繡”，社會風氣才能“良性”、“和諧文明”。
“法律的權威在於法律的必要性”，而不在於違法後的懲罰有多嚴厲。法律優先，這樣就不會有“正常”現象，這是絕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