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紀曉嵐也是很有見地的，惜為其文名所掩。他認為，“教民之道，因其勢則行之易，拂其勢則行之難”。主張“酌乎事勢”，趨利避害。也就是根據實際情況，實行因勢利導。其目的在於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壹決橫流，出現明末農民大起義那種局面。紀曉嵐的家族，在明末動亂中經受過嚴重的挫折和打擊。紀曉嵐重視民情，因勢利導的主張，不能不說是壹種經驗之談。同時也說明，他對當時在“盛世”掩蓋下的各種社會矛盾，看得比較尖銳。正是由於這壹點，他對民間疾苦比較關註。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嚴重水災，盜賊蜂起，大批饑民擁入京師就食，秩序十分混亂，大有幹柴烈火，壹點就著之勢。紀曉嵐看到這種情勢，急忙向皇帝上疏陳情，剖析利害，奏請截留南漕官糧萬石，到災區設粥放賑，京師饑民不驅自退，社會秩序安定下來。雖然其主觀上是為了維護朝廷統治，但在客觀上幫助災民度過了饑荒，不能不說是壹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勢”，因勢利導，在理論上就不能不起來批判宋儒之苛察。自從宋儒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以後，流毒明清，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被擡到了嚇人的高度，程朱理學成了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壹些道學家只會空談義理性命，壹遇實際問題，就茫然如墜五裏霧中。等而下之的，更是壹些滿口仁義道德壹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紀曉嵐對道學家的迂腐和虛偽十分痛恨，其冷嘲熱諷，但有機會，壹觸即發，措詞也相當尖刻。在《閱微草堂筆記》的壹則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會疾呼道：“宋以來固執壹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在他八十歲那年，還挺身而出，就烈女範疇問題向程朱理學展開了壹場挑戰。有司規定，婦女抗節被殺者為烈女，予以旌表；而對“捆縛受汙，不屈見戕”者，不以烈女視之，例不旌表。紀對此大不以為然，以為純屬道學家不情之論。他公然鄭重上表稱：“捍刃捐生，其誌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雖縛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經他慷慨陳詞，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區別，予以旌表”。紀曉嵐無疑是勝利了。這雖然是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壹場爭論，但在如何看待婦女這個社會問題上，當時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紀曉嵐“處世貴寬，論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與那些虛偽的道學先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物。紀曉嵐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