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采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維新思潮的著名代表，戊戌變法時期維新運動的領袖，是當時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中國人”[1]之壹。但在1898年政變後，他舉起了保皇派的大旗，堅持立憲，反對革命和* * *，因而落後於時代。基於此，多年來，中國大陸史學界對康有為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他在戊戌變法期間的思想和活動，而對他在戊戌政變後的政治態度和思想普遍給予簡單的否定，缺乏具體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為了全面、正確地評價康有為，本文擬對辛亥革命時期康有為的政治思想進行初步探討。請糾正歷史圈的錯誤。
壹個
1898年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海外。在民族危機和階級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勢下，為了挽救“四千萬人”，繼續維新變法事業，在歐洲鑄造壹個新中國[2]，康有為不避艱辛，“哭如日本，赴英救駕”[3]，希望日英帝國主義出面，以光緒皇帝的身份，逼迫西方皇太後重返政壇。在這種幻滅之後，他於1899年7月在加拿大創立了保皇派社團，然後以義和團運動為契機，策劃了兩湖兩廣的武裝“勤王”。此後，他在旅居新加波、檳城、印度大吉嶺期間，壹方面繼續探索救國救民之路，先後完成了《李雲筆記》、《中庸筆記》、《論語筆記》、《大學筆記》、《孟子》、《大同書》等壹系列重要著作，使之進壹步完善。另壹方面，他打著“保皇”的旗號，既打擊封建頑固派，又竭力阻止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明確提出“貴憲救國”的理論及其實現。
(壹)抨擊專制，贊美民主。
康有為的重要著作《大同書》在構建未來大同社會的圖景時，首先對現存制度尤其是封建專制制度進行了強烈的批判。《大同書》共分十篇，其中壹篇題為《患入天下受眾》。該部列舉了38種亂世的“苦”，如生活的苦、自然災害的苦、人性的苦、人治的苦。事實上，它把現存的世界描繪成壹個無處不在、沒有苦難的苦難之海。康有為在論述這壹系列苦難的根源時，矛頭主要指向了封建帝制。他指出，在君主政體的世界裏，“尊君抑民”和“尊男卑女傳子”完全違背了人性。皇帝奪取皇位時，“殺了無數人”，被稱為皇帝，其實是“賊管家”；奪取皇位後，為了維護其統治，他們對臣民采取了各種殘酷的、極其鎮壓的手段:“如果禁止丈夫的名分，制度的壓迫比被囚禁更令人難堪”；“國君專制其國，魚肉其民，視若蟲如沙，殘暴其人”；而大興文字獄，“壹言失之，死之。”在專制統治下，“政權不得參與，賦稅日益沈重，摧殘民生，挫傷民心。”確保他的身體被克制，他的羞恥被枯萎，他的野心被壹掃而空，他的神是陰郁的。民若出自巫女，則愚而愚，卑則奴。”他痛斥，在這種專制統治下，“違義害人者不可比”，是實現大同的最大障礙，“必須清除”[4]。
康有為在批判專制的同時，將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思想與李雲的大同思想、儒家的“仁”論結合起來，詳細闡述了他的民主思想。他說:“天下人，生來本性相同，是兄弟。”[5]據此，他認為:第壹，人是完全平等的。既然“人皆生於天，人皆在天”，那就應該是“人皆自由，人皆平等”。我不能把不合理的理由強加給別人，別人也不能把不合理的理由強加給我。我稱之為和平的世界。”[6]第二，世界是“公共的”。即“直隸眾人皆公”，“眾人如壹，無貧富之分，無男女之別。”[7]第三，每個人都有獨立的權利。既然每個人生來都有同樣的氣質和欲望，那麽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同樣的權力。“簡而言之，每個人都有獨立的權利，這是地球的公理，也是文明的極點。這是無可非議的。”[8]基於上述民主原則，康有為闡述了國家的起源和性質，設計了未來理想國的藍圖。他認為。既然大家都是“同壹個天子”，那麽“天下各國對各國人民都是壹樣的東西，非人類的家庭也是壹樣的東西”，[9]但是聚集在壹起的人都有很多事務，不可能都從事公共* * *事業，所以要公推公選。“所謂君主，代表全體人民為大眾* * *保存幸福，為全體人民，也就是為大眾。民如店東之民，君子為聘之經理，民為客，民為主君為仆，故民貴君輕。”[10]既然“君”是人民選舉出來為小者做事的公仆，那麽“君主專制”的存在就沒有基礎，唯壹公正合理的國家政權也只能是民主政權。康有為設想未來“大同”世界中的“政府”，名為“公共政府”，主要是社會經濟文化管理機關，而不是強制的國家機器。公共政府成員由人民選舉產生，其行政官員由眾議院成員選舉產生。這些官員“職稱不同，但在崗位上做什麽就做什麽。如果他們在崗位之外，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沒有頭銜之分。”[11]顯然，這是以西方國家為例，以“人人平等”為原則的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思想。
(二)堅持君主立憲，反對革命和* * *
梁啟超指出:“中國民權倡導者以先生(指康有為)為首。然而，當涉及到政策的執行時，它註重君權...王先生的提案說的是君主之法，則行使民權之意。夫若民主制定，期必以為不可，所見蓋之，不只是今日之感恩之情。”[12]這段話清楚地表明，康有為提出的完善的民主制度不可能馬上實現，必須先經過向統治者要求民權，逐步建立君主立憲制的階段。為什麽會這樣？康有為提出兩個理由:第壹，社會的發展只能是漸進的，不能等待，不能超越。他認為“想壞了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13]，妳的理想可以很高，壹定要根據時間來行動。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按照亂世、升級時代、太平時代的順序。從政治上來說，每個生命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君主政體適合亂世，君主立憲制適合世興，民主制適合太平世。社會的發展和政治制度的演進只能按照這個順序進行，人為的抑制或鼓勵是有害的。按照康有為的說法，就是:“為治有序，有進化的等級制度，順序不判，欲逐級而上者不顛。”[14]當時中國正由亂世向太平之時轉型，只能改帝制為君主立憲制，而不能實行* * *和。第二，中國人民沒有資格做公民。康有為認為，中國人民經歷了幾千年的專制統治，深受專制的毒害，智慧沒有打開，人民還沒有資格民主。在這種情況下，迫切尋求更高形式的政府，與維持已經失去效力的過時制度壹樣危險，因為“亂世，民智未開，必有當代君主治理，父母養育。否則，集團不穩，民生難成，難至君至平。”[15]因此，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最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現有的君主制，通過改革建立君主立憲制；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必須堅持，但考慮到現有的力量和環境，變革的方式必須是緩慢和平的。
如果妳使用君主制，妳必須保護皇帝。從戊戌變法之死，康有為就提出了“保皇”的口號。1899年7月成立“救清光緒皇帝”，又稱“救清皇帝公司”，簡稱保皇會，英文名為China Reform Society此後，他以“保皇派”為旗幟，團結組織群眾開展各種活動。那麽，康有為的保皇派思想到底包括哪些內容呢？第壹，反對以娜拉為首的頑固派的統治。康有為說:中國弱，“皆因西方壹人不願改革。”[16][17]1898年政變，支持變法的光緒皇帝鋃鐺入獄，納拉普萊斯、榮祿等頑固派當權。他們在國內鎮壓改革派和革命派，在國外投降賣國。所以打著還政的旗號反對納拉普萊斯的反動統治，無疑是進步的。二是為了繼續依靠天皇變法，實行君主立憲。康有為說:“由古而今的思想，來自於壹個偉大有為的君主。.....我還沒見過誰沒有君主的豪邁和神聖，卻能達到變法和治理的規模”[18]。“試試看國家開房有多難。英法都是百家爭鳴，殺人如麻，百年後見分曉。俄羅斯幾代人都在爭，但至今沒有實現。(壹)皇上急欲開之，無心，卻想到存密從眾。這才是真正的堯舜之主。有全權，三月成規模，三年見效，十年中國強。”[19]第三，拯救中國危亡。康有為《救清帝公司例》明確規定:“今同誌致力於救帝，主要是通過變法來救中國和黃種人。”[20]“若皇帝復辟，新黨輔佐變法，則中國得以保全，百姓得其益。這可以借助百日維新運動的效果向前推進。”[21]簡而言之，康有為的“保王”不同於舊的“尊君”，也不同於單純的維護“清王朝”。他想通過“保王主義”[22]達到民權自由的目的，即把君主專制變成君主立憲，使中國走向獨立富強。1900年，唐自衛軍起義，壹方面宣稱“決定不承認滿清政府統治中國的權利”，“另立自養國”，另壹方面敦促光緒皇帝復辟[23]；這種看似矛盾的目的，實際上體現了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的真實想法，即建立壹個以光緒為首的英日君主立憲的新國家。這個國家可以叫“清朝”，也可以叫“中國”，但無論叫什麽，都和清朝原來的君主專制有質的區別。當然，康有為進行變法，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壹個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身上，只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幻想。同時，他對蓬勃發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保皇”，更是錯誤的。
否定壹切形式的革命鬥爭，是康有為不變的思想。在戊戌變法期間，他把政治改革作為抵抗群眾革命鬥爭的手段。1898年政變後，他逃到日本，堅決拒絕孫中山提出的聯合革命鬥爭的主張。在民主革命運動風生水起的時候，1902年，他熱心地發表了兩封公開信，壹封是和同學梁啟超的《論印度因各省獨立而亡國》，壹封是給南北美洲華商的信，論中國只有憲政革命可行，以種種理由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在前壹封信中，康有為著重反對各省革命獨立的主張，認為“本人久居印度，粗考其近代史，是其亡之原因，即中國各省所向往的自立”，[24]若擺脫清政府，宣布獨立，則亡於印度之後。在後壹封信中，他指出:第壹，革命對壹個國家來說不是好事。法國大革命，“八十年混亂，流血百萬”；中國古代的農民革命都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現在的槍遠非古代刀槍可比。如果進行革命，將“殺死四千萬同胞的壹半。”第二，在外國列強加緊侵略的形勢下，中國如果舉行革命，就會“內亂相滅”，猶如文蛤相持不下，漁翁得利，最終導致外國列強的幹涉而滅亡。第三，從邊疆起家，缺乏新式槍械和訓練的革命軍，與國力接軌，擁有新式槍械和訓練有素的政府軍。革命“將被打敗和毀滅，將壹事無成。”情況是“革命還沒有完成，人民被塗上了木炭，那麽公民權利和自由就沒有了。”所以說，有愛國，有愛民的誠意是真的，但是說民權自由沒必要談革命也是可以的。“第四，滿洲、蒙古和漢族都是壹個物種；政治專制是漢唐宋明的延伸，不是滿洲獨創。滿漢早已平起平坐，“漢人可以當宰相”；在這種情況下，革命黨人壹開口就要進攻滿洲，這是“天大的怪事。“而且，皇室中還有光緒皇帝舍身救民。只要“皇帝復辟，就可以變法自強，確立民權議國事，確立民族自由自治。”[25]當時，在清朝已經成為中國獨立富強的嚴重障礙的歷史條件下，革命派毅然掀起了旨在建立* * *共和國的反清革命鬥爭，這無疑是正義的、進步的。站在革命派對立面的站長康有為堅決反對革命，違背了歷史發展的潮流。他反對革命，暴露了他無視群眾，害怕暴力，害怕大動亂，害怕帝國主義的極端弱點。
二
為了抵制革命，推動興起的立憲運動，康有為在革命運動日益高漲，保皇派內部分裂加劇，清政府推行的“新政”破產前夕，於65438年至0904年開始對世界主要國家進行廣泛深入的調查。在此期間，他以高度的愛國情懷和歷史使命感，以“盡力救政，中西比較”為“專職”[26]，嘗遍天下百草的神農，作出自我承諾，“自左而右采摘文明之果，大嚼之”，“驗其性，控其色味，不控其好壞，察其適性，使之成方。通過考察，他提出了物質救國論、理財論和金錢救國論，著眼於實現中國工業化和解決財政困難。政治上，通過寫的遊記，進壹步闡述君主立憲的理論。
(壹)君主立憲制是西方國家強盛的基礎。
康有為早年從書籍中獲得了關於西方國家的知識。他曾熱情謳歌西方文明，真心希望效仿西方國家，通過政治改革使中國走向富強。經過考察，他深感西方存在嚴重的社會矛盾，在精神道德方面並不比中國優越。他說，早在1899年初，他到了美國和歐洲，就覺得“看到的和平日讀書時夢想的相差甚遠，很失望。”經過這次旅行，我加深了這種認識。在意大利，康有為可以看到到處都是盆地陷阱、詐騙、搶劫，這種“破衣爛衫般的感覺”在其他國家也很普遍。由此，他得出結論:“沒去過歐洲的人，都想把自己的土地看得很美很美，視為神仙，視為人才。妳知不知道他們的齷齪並不能根治各地的欺詐和小偷？”[28]但他也看到，近代以來，西方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進步的速度是“古代無與倫比的”[29]，遠超中國。西方之所以富強，是推行民權、建立憲政的結果。雖然康有為以地理環境的不同為依據認為議會制起源於西方而非中國的觀點是錯誤的[30]，但他明確指出:“英國條頓部落的軍議舊俗，幾千年來壹直浮動，起源於三島；帶著三島議會的舊俗，起源於美國萬歷；它的反動力激發了法律，使它成為地球上獨壹無二的新制度。”“英國要先流，所以是地球第壹強。歐美第壹播，所以第二強。”意大利、德國、日本“都是憲政國家，過去都很窮。今天德國是幾冠薄海，日本已經超過它成為壹流國家。”如果中國移植這種先進的制度，其發展將反過來超過歐美[31]。
考察中，康有為對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比較研究。首先拿奧地利和德國比:奧地利和德國是壹個物種，壹個習俗，奧地利的領土比德國大。但德國在短短幾十年間，加強軍事裝備，獎勵工商業，迅速成為世界強國；與之相鄰的奧地利，依然弱小。原因是奧地利內部不統壹，民權很強，奧地利國王沒有專制權力，“人民很難聽”，所以發展有限[32]。而德國則“以憲法之民為體，而以英國君主制為用。”[33]也就是說，德帝擁有非凡的權力，政府內外所有大臣、守望者都聽從他的指揮，行政權力“所向披靡”；但君主的行政權不得遊離於法律範圍之外，因此人民不受專制的傷害。“故壹切利弊皆除，民以利之。德性之所以越來越強，就在於此。”[34]其次，與英美法相比，英國采取君主立憲制，其內部只有三個政黨。進步黨和保守黨互相攻擊，“小黨封隙”，所以政府扯平；壹黨執政，其領袖的專制權力與君主無異，所以英國也可以在法律範圍內使其政府強大[35]。美國在北美大陸獨大，沒有其他國家與之競爭。“人民風度翩翩，風度翩翩，以達到憲政民主的效果。”[36]法律人想和美國政治壹起去法國，“但是法律人太快了。當時全國能讀會寫的人很少，所以他們對政治壹無所知，甚至對國會公布的法律也壹無所知。以羅斯的人格，聽從他的投票權；掌握政治討論的權力；這也使得司法官員聽人民的行動，但他們也掌握著法律權力。他只能恨自己兇狠貪婪的本性。強者殺戮，貪婪者掠奪。”所以，在民主制度下，法人“受益匪淺，卻苦不堪言。”坐擁德、英、美蒸蒸日上的日子，沒有理由不振奮。”[37]第三，再看南美國家和土耳其:中南美洲國家獨立後都建立了共和國，但軍人爭奪總統寶座引發的內亂從未停止。只是墨西哥之父在國家大亂中當選總統，統治了墨西哥近30年，產生了中南美洲家族從未有過的穩定和進步。然而，在1911父親被武力驅逐後，墨西哥又回到了為爭奪總統職位而反復混亂的狀態。1908年7月，康有為前往土耳其，當時土耳其青年黨上臺，頒布新政，召集國民議會。以歐美為例，他“拋棄舊法制，壹下子有二百多部空憲法，容易。但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歐美的限制出乎意料，國人無所適從，只是手舞足蹈。”[39]通過以上比較，康有為得出以下結論:第壹，在憲政上，君民共治* * *，君民讓利，即君主立憲。”國家鬥爭的時候，其實是適當的法律。今天，德國是第壹個取得巨大進步的國家，這是可以證明的。“第二，在憲政體制上，“政黨越少，政府越強，國家越強大；政黨越多，政府越弱，國家越弱”[40]。第三，“所有國家的憲政都只是壹個法治國家，每個人都受法律的統治。除非沒有紀律，否則每個人都可以平等自由。”以及“舊制度已經運行了幾千年，是人民和國家送的。紀綱法度雖有積弊，但也只能過猶不及，循序漸進。妳走到最後，人民就沒什麽可送的了，妳也不會迷茫。“[41]總之，君主立憲制只能逐步建立，而不能民主建立。
(2)批判假憲政，要求真憲政。
作為壹名愛國者，康有為始終堅持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憲政。為此，他對清政府頑固派的假改革、假立憲進行了不懈的鬥爭。早在1903，他就批評清政府的“新政”沒有抓住“以民權為國”的根本原則，救不了中國[42]。1906年，清廷下詔準備立憲，康有為受到鼓舞。但他很快發現，清政府打著憲政的招牌進行的改革並不是憲政，而是壹般的國家政治。實際上是“以憲政的名義拒絕真立憲派的邀請”，肆意欺騙和阻撓憲政。康有為指出，專制和憲政有著根本的區別。“君主專制的君主，人民立憲的公；專制世界，憲政公共世界”；“專制政府由幾個人決定，君子總統在上，數在下耳。憲政，全國人民討論，公之於眾。”國民公共討論和公共事務的體現，要求召開國會，保證立法對老百姓公開[43]。他說:“眾議員團結壹國之民，舉薦壹國之才，議定壹國之政，這是官制的首要原則。”[44]因此，“若真欲救國，必先立憲。如果真的要建立憲法，首先要建立國民議會。”“救國從現在，以待強敵之策，固邊防之策，別無他法。”[45]
康有為認為，要實行真正的憲政，就必須改革現存的官僚體制，推行地方自治。他指出，人民是國家的基礎。無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民主憲政國家，人民的利益是最重要的。衡量壹個政府好壞的標準應該是看它為人民服務的能力。與此同時，在壹個高度競爭的世界裏，只有壹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處理國家面臨的嚴重問題。但是，加強中央集權，提高行政效率，是以政治民主為基礎的。康有為說:“為君者，官為民，不知民自治之周。舊人改革講治民，我改革先講人民自治。”[46]他認為在召集國民大會之前，應先實行地方自治，由各地區人民選出自己的代表，組成鄉、縣、府、省的議會；而選出的人員將處理戶籍調查、道路、公共衛生、學校、灌溉等地方事務。其結果是，它將為公民提供對政治提出問題的機會，並提高公民的素質，從而為憲政在全國的實施奠定堅實的基礎[47]。
(C)反對民主和抵制民主
康有為在為清朝建立憲政和封建統治而鬥爭的同時，繼續打擊革命派。通過對世界各國的考察，他進壹步得出結論:中國只能建立憲政，不能建立革命。但革命並沒有被康有為阻止，而是繼續發展，最終促成了1911六月武昌起義的爆發。面對席卷全國的革命風暴，康有為已經感到“革命的大勢，如潮水般滾過大江”[48]，不可阻擋。但他仍然試圖阻止共和國的建立。他指出，近代以來，歐美壹些國家確實建立了不同形式的* * *和政治制度，但“沒有美國、法國那樣武斷地建立* * *和政治制度的人。”有鑒於此，歐美許多國家“不得* * *而，必須立君，甚至無君，而仍謀之，迎客異族，以君為命。”[49]康有為認為，國外經驗證明，不宜采用* * *和政治制度，君主立憲制最合適。但考慮到當時的國內情況，中國應該吸收兩種制度的優點，創造壹種新的制度，即“虛君* *和”。與民主和兩制相比，“虛擬君主* * *與民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唯壹不同的是，虛君* *和政治體有壹個神壹樣的虛君，無權無勢淩駕於宰相之上。它的好處是可以避免政治體下對總統不斷的政治鬥爭和動蕩，而且因為民信臣畏，更有利於國家的穩定。[50]康有為認為，雖然虛君沒有權力，也不需要有才能，但虛君也是“神”，必須有極高的資格地位。中國沒人能比。”然後有壹個確定的點沒有爭論"[51]。根據這個條件，只有清朝皇帝宣彤和孔子的後代盛宴公爵才能被授予這個職位。顯然，盡管康有為煞費苦心地創造了新的政治制度，但從其內容中不難看出，在英國和日本，* * *和* *仍然是君主立憲制的別稱。他阻止民主和國家建立的企圖註定是徒勞的。遺憾的是，康有為未能從中吸取教訓。民國成立後，在政治上，雖然強烈揭露和批判袁世凱的賣國、專制、獨裁行為，但仍頑固堅持推翻民主和制度，建立君主立憲制，導演了宣彤復辟的醜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
總的來說，1898年政變後，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逐漸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在這種形勢下，康有為主張保皇制，堅持君主立憲制，始終反對革命和* * *與制度，從而落後於現代化，阻礙了革命的發展，這是應該否定的。但康有為也是壹條權貴富民之路。他反對* * *和，不是為了維護專制；反對革命不是為了維護腐朽的清朝。他執著的目標是在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指導下逐步實現中國政治的民主化，通過漸進的和平方式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這是應該肯定的。康有為的悲劇在於，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壹直以先知救世主自居，輕視群眾，懼怕動亂和帝國主義，因而堅決反對暴力革命；同時，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當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充分暴露時，他不可能用科學的思想武器作出正確的判斷。為了避免其弊端，他不得不著眼於封建傳統尋找“藥方”，從而走了回去。這些都要具體分析，實事求是地評價。
s/QSYJ/ZTYJ/XHGM/2004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