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極端的是“十家”的特例。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中，這種駭人聽聞的暴行只有壹例，是在特殊時期因特殊原因發生在特殊人群身上的特殊案例。這個悲劇的主角是明初大學者方孝孺。方孝孺在明惠帝時，因專攻《太祖實錄》、《姚雷》等重要典籍而聞名於世。不料禍事臨頭，燕王以“峻青壹方”的老借口出發南下，最終推翻惠帝，自立為帝，為的是成為明朝的父皇。為了洗清天下的罵名，篡位者想以方孝孺的名義起草鄧吉聖旨。沒想到，方孝孺是壹群愚忠的人，本著不為二主服務的精神拒絕合作，“寫大數字，把筆扔在地上，說:‘死就是死，壹封信也寫不出來！成祖威脅道:“妳只在乎九族嗎？”方孝孺堅決地說:“那十個家庭，我能怎麽辦？盛怒之下，成祖不顧“殺孝殺儒是世間最後壹件事”的勸告，和他的九大宗親壹起懲罰了幾個弟子。據說受害者有800多人，可謂宗族懲罰的頂點，充分暴露了古代統治者的殘暴本性(見《明史》卷十八)。
不難找到宗族刑歷史發展的線索。春秋時期就有“三族”的記載。除了秦國，其他諸侯國也有不少宗族刑的情況。當然，當時的秦在很多方面總是要領先壹步的。尤其是商鞅上臺後，過於註重刑罰的威懾功能，廣泛制定了壹系列刑事連帶責任制度，即連坐制度，為家族刑的實施和範圍的擴大提供了前提。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商鞅本人最終也難逃“家破人亡”的劫難，也就是所謂的“自戕”。
到了秦始皇時期，情況變得更加嚴峻和糟糕。秦始皇作為“千古壹帝”，主張重刑思想，並毫不留情地付諸實踐。為了鞏固中央集權，對壹切“以史為例外”、“攜書”、“說謊”、“謗人”進行宗族懲罰，這是適應秦暴政的法律措施，不僅引起了天怒人怨，而且加速了王朝推翻的進程，受到後世的廣泛批判和鞭撻。此後，漢朝雖偶有廢除宗族刑，但未能持之以恒，君王往往自食其言。從漢代到唐代，宗族刑並未廢除，其株連範圍開始規範，形成了壹些慣例，如宗族刑的對象僅限於謀反、叛亂等重大犯罪的範圍，出嫁的女兒只和婆家坐在壹起，有不殺祖父母、孫子女、女性親屬的傾向。這為《唐律》中關於家庭懲罰的限制性規定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唐律中規定，父子滿十六周歲時“謀反”和“大謀反”兩罪壹並執行，其他親屬免於死刑，只依其親疏關系，可收或流。壹般來說，死刑只是殺死自己，親人免死。這種對死刑的依附，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族刑了。所以相比較而言，唐律中宗族刑的範圍相對狹窄。
然而，到了明清時期，家庭懲罰的範圍擴大了。明太祖朱元璋是“以刑制人”思想的信奉者。在他啟發下的《大明法》，貫徹了“重則重，輕則輕”的指導思想，即在對屬於“禮俗教化”性質的普通犯罪減輕處罰的同時，對“謀反”、“謀反”等嚴重犯罪加重處罰，不僅年中處死罪犯，而且處死其祖父。顯然，與唐朝相比，這將使被殺的人數增加壹倍。幸運的是，《刀下留情》並沒有影響到女性親屬，但她們依然逃脫不了“把英雄的家人當奴隸”的厄運。清法在家事刑上完全照搬明法，在具體執行上更為寬大。臭名昭著的清代文字獄，在刑罰上更多使用宗族刑，極不人道。
廢除宗族刑並制度是清末法制改革運動的成果之壹，這與當時的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任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在他們的大力倡導下，清廷終於在1905年正式宣布廢除連作。至此，氏族刑坐制度在法律上正式廢除。然而，這種廢除是有很大保留的。這種保留深刻地反映了統治者對這壹古老制度的戀戀不舍，壹旦有必要和可能，統治者會毫不猶豫地再次拿起這把生銹的屠刀，屠殺人民。對於我們這個壹直以對傳統的自信為傲的國家來說，完全擺脫刻板印象，尤其是那些可以為暴君暴政服務的刻板印象，是不可能的。所以，壹些暴虐的制造者自然會珍惜對傳統文化色彩濃厚的懲罰方式的記憶，比如群刑、坐刑等，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讓我們對現代社會的宗族刑坐現象有了歷史文化的認識。
值得註意的是，明確宣布這壹野蠻刑罰的既不是夏傑，也不是商紂王，但他們卻赫然受到了兩位“聖王”的推崇，並被後世所效仿——夏柒和商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