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買了塑料板按照《危樓春曉》裏主人公們合租的危樓模板拼裝了壹棟縮小版模型（14*4.5*4 cm），並故意弄倒它以表示其岌岌可危的狀態。這裏，我的目的是創造出壹種與影片中主人公們最後被告知的危樓即將面臨倒塌的嚴峻問題，危樓要倒了，香港本土文化會倒麽？香港自家的電影產業走到盡頭了？香港下壹代何去何從？然而影片結尾部分真正被終於倒塌的危樓壓死的只有放高利貸的資本主義者黃大班，反而是工人階級的其他住客與知識分子羅老師幸免於難，而羅老師亦是在重商輕文的殖民社會中“異化”，及“賣身”給身為自己的親叔叔的資本家後替其收租欺壓工人最終被威哥這個秉著”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集體理念從僅追求個人安逸的態度回歸到群眾身邊湊錢並捐血於威嫂才僥幸逃生。這也是四五十年代新民主主義文藝理論下大眾不代表庸俗反而是知識分子應該追求的烏托邦化的理想產物，同時從側面烘托出像黃大班類自私自利的行為在當時大抵普遍。此外，影片中同“樓”***濟的租戶們互相親切稱呼對方“三姑”，“二叔”，“大家姐”反而僵化擁有血緣關系的主人公如黃太太得知丈夫強暴從鄉下來投奔的遠房表妹阿芳後刻薄近乎虐待，以說明缺乏“經濟資本”及祖傳土地或親族家產的市只得親情轉至近鄰，借以諷刺後九七香港特區政府要港人忍受“官商勾結”式土地發展的宰制，欠缺"經濟資本"又要風雨同舟來硬啃“香港精神”，自此政治意識已有雛形。
由於左派電影講究“家國同構”之理念，即以“家”為中心的集體主義精神，突出“以港為本”與“以人為本”的情懷，整部影片敘事溫婉，對人情人性的描摹頗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神韻。租戶們雖然住在破舊的危樓仍不改純靜的心靈，讓他們攜手堅定向前的不是等待經濟的變好，而是人心不死的期盼，及嚴酷的資本主義生存環境下，唯有鄰裏之間相互幫助才能解決面臨的困難。於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個口號作為由中國文化毛筆書寫的八個字與影片傳達出的中心思想便成為了“危樓”帶來的社會困難的對立面，既具有香港社會的特色又有傳統文化的印痕，更有香港尋“根”的含義。繼而，我買了壹塊大小與縮小版危樓模型差不多的帶有宣紙的木制書簽，用小毛筆寫下了這八個字，再故意放倒模型，令木制書簽支撐住歪斜的模型。這樣做的寓意吻合香港市民集體主義的社會文化，從而解決住在危樓面臨的各種問題，然而僅有這種精神來解決問題仍舊令港人看不到盡頭，唯有政府出面例如放開土地修建樓房解決住房問題才能真正讓市民充滿希望。不過，攜手***同度過眼前困難屬於香港自家特有的文化，它被《危樓春曉》這部電影成功地詮釋出來，香港本土的電影亦如這座“危樓”壹樣看似搖搖欲墜，實則根基牢固並有本地以及境外集體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