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篇文告公開、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對彌勒教、對紅軍的斥責、背叛，否認了
自己和全軍過去對彌勒教的信奉，脫去宗教迷信的外衣，進壹步宣稱進軍的任務是
為了伐罪救民，是為了使民庶各安於田裏，使百姓永保鄉裏，公開地取消了階級鬥
爭的內容，公開地聲明他對於農民起義的背叛，明確維護舊的封建地主階級秩序，
保證給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這是朱元璋壹生中劃時代的轉變，從
農民起義的領袖轉變為地主階級的領袖。
（《朱元璋傳·第三章·取東吳》）
這是壹段在今天看來很怪的論調。為什麽不信奉彌勒教（按照現今的時髦說法是“邪教”），“脫去宗教迷信的外衣”，宣稱“伐罪救民”、讓人們“各安於田裏，使百姓永保鄉裏”就是“取消了階級鬥爭”，就是背叛農民起義？難道“農民起義”的目的就是永無休止地“階級鬥爭”下去？難道彌勒教就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意識形態？難道彌勒教是救世福音、能夠給農民帶來現世的幸福？難道農民不向往和平安定的太平生活？這些本於常情、人人皆知的平實道理，而在那“階級鬥爭”就是目的、鬥爭就是壹切的畸形的年代裏，壹切都被扭曲了，不只挑動今人鬥，而且強迫古人也要鬥，誰想過壹天安定生活，誰就是追求活命，同情老百姓這種追求的的意見就是“活命哲學”，力圖使社會安定下來的人們就是“叛徒”！理論違背常情至此，這真是古今中外不多見的。此時只有裝出極“左”的兇惡面孔，展示自己的“鋸齒獠牙”才能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這是多麽可悲！走筆至此，我對吳晗先生的同情遠大於對他的責備的。作者之所以這樣寫顯然有迎和時風的意思（當然，即使如此，作者也沒有逃脫了被迫害而死的結局）。
吳晗先生這種觀點在歷史界有廣泛的影響。直到1980年所發表的《論朱元璋的蛻變》（作者陳梧桐，見《明清人物論集》），還把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後“揭榜禁剽掠。有卒違令，斬以徇，軍中肅然”（《明史·太祖本紀第壹》）的嚴肅軍紀的行為視為“保護地主生命財產”，從而“受到地主富豪的歡迎”。自然這也是“背叛”論的根據之壹。至於朱元璋在北伐時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當然這更是“突出蒙漢的種族、文化差異以掩蓋民族壓迫的階級壓迫實質”，“徹底閹割反元的階級鬥爭內容”（所引皆見《論朱元璋的蛻變》）。這些意見實際上是很難接受壹般的常情常理檢驗，例如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從來都不是某壹個社會集團得益，而是當時社會中絕大多數願意過正常生活的人們都得益，怎麽就只受“地主富豪的歡迎”呢？難道兩手空空的人們就希望兵來之後亂殺亂槍亂燒嗎？至於兩手空空的人們怎麽生存那是需要其它政策解決的問題，例如無主土地誰種則收入歸誰所有等。至於對“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批判更是荒唐，朱元璋要向誰奪權？不是“地主富豪”，他們手中也沒有什麽權。那些漢人和南人中的“地主富豪”也受著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壓迫。朱元璋要從蒙古統治者的手中奪權，自然要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
近幾十年來，壹些學者運用所謂的“階級分析”法和“農民的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說來評論和解讀歷史，上述這些論點都帶著時代的烙印。作者今日也未必仍持此觀點，然而，在這裏再次提出這些問題，意在對流行了幾十年的關於“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基本觀點做些討論還是不無意義的。
過去為史學界所認定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之中是有大量遊民參與的，許多為論者所稱道的“農民領袖”就是遊民。我們不同意那些流行的意見，就在於這些論者把所謂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理想化了。他們無限誇大“農民戰爭”的意義，把這些往往是為了求生存、向往“變泰發跡”的、帶有很大盲目色彩、從而大多成了改朝換代工具武裝暴動與近代有著明確理想目標的政治解放運動和社會解放運動等同起來，賦予了這些戰爭並不具備的功能。
第壹，封建社會之中以遊民為中堅的農民造反運動是缺少理性自覺的，更沒有先進意識形態的支持。最初的造反者們（除了極個別的“不逞之徒”外，如世襲的職業秘密傳教者）大多是以求生圖存為目的的，他們的活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數連是否推翻現存朝代這壹大目標都不甚明確。他們實行政策、策略也因時、因人、因地而異，往往是翻雲覆雨，如明末的張獻忠在“降”與“反”之間變來變去。他們的變化反映了在求生存過程中的種種努力。因為所謂“農民起義”不是什麽具有理性目標的運動，所以談不到什麽“背叛”“不背叛”。因為人們不可能背叛本來不存在的目標。
第二，當造反隊伍的力量日益壯大，能夠吸引遊民知識分子（有的以遊民為中堅的造反活動，壹開始就有遊民知識分子參加或策劃），甚至有了主流社會的士大夫加盟入夥，他們成為造反軍的“謀主”。這時造反者便逐漸向奪取最高政治權力目標努力，在這些“謀主”的指導下必然會產生壹系列反映大多數人願望的政策，以迎和大多數人需要，這是他們取得勝利的基礎。
第三，無論是盲目的第壹階段，還是有了政治目標第二階段，造反運動的領導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領導集團和全體造反活動參加者的利益。這些利益有時與某些階層或群體利益吻合，那是社會運動的結果，並非是造反者特別要作這些階層或群體的代表。當階級意識沒有進化到自覺階段時，不存在誰有意識地代表哪個群體利益的問題。在紛紜復雜的鬥爭中，造反者不斷地變換口號和主張，但這些變化都是圍繞著他們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說遊民非常短視，特別重視眼前利益（為了生存，他們不可能考慮更遠的東西，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是為史家們熱衷表彰的農民也不會遠離個人利益這個主題。這些我們將在以後還會加以說明。至於農民起義、農民戰爭是否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這需要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壹般說來，農民戰爭人為地中斷了經濟發展，持久的戰爭消滅了大量的人口，嚴重破壞了經濟中心的——大中城市，幾百年的經濟積累、文化積累毀於壹旦，新的朝代開始後又得從頭開始，重建小農、重建宗法，經過幾十年、甚至百余年的發展與積累，逐漸與前朝差不多了，這時前朝所有的問題又發生了，社會腐敗、政治黑暗，貪官汙吏橫行於世。宗法解體，大量遊民出現，有更多少地的、貧困的農民掙紮在死亡線上。先是改革，擺不平利益，不行；再搞變法，統治者認為讓步太大，還是不行，於是，社會騷動，鎮壓，再鎮壓，終於有壹天鎮壓不下去，出現了誰也不願意看到天下大亂。又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殺來殺去，殺到人人疲倦，出現壹個能夠統治天下的社會集團時，又開始了壹個朝代。“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統治者都是新人了，但制度都是舊的（有的可能有了新名稱，我們從來不吝惜在名字上改革的），農民戰爭促使了新人上臺，但在封建制度的傳承中起了修復作用。妳說：它在歷史上起的是什麽作用呢？
封建時代的上上下下把新的朝代的出現和新主登基，解釋作“奉天承運”“天命神受”。統治者坦坦然然地接受這些“順乎天應乎人”的，“革命”的原始意義也就在此。這是流行了幾千年的傳統解釋，它通俗易懂，易於為當時的大多數人所接受。不僅接受而且十分羨慕，並把這些編成故事、並在民間廣泛流傳，聽眾從他人的“發跡變泰”中獲得壹點精神上愉悅，在社會動亂中，“洪武爺”馬上會成為效法對象，在改朝換代中起到推動作用。直到清末民初仍然如此。連阿Q也在幻想著為朱洪武裔孫崇禎帝穿著“白盔白甲”的革命黨們還要拉著阿Q壹起去“他媽媽的反”呢！兩千年的老舊中國壹直在“帝賊”交換中蹣跚而行。
3,淮右布衣
古代是很重視門閥的，直到近百年來仍然如此，四十年代末期北京著名“沈崇案”若不是是出自福建名門、是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的裔孫女，哪會引起那樣廣泛的各界的憤怒，連許多上層人士也捐了進來。1957年毛主席囑咐北京不要把梁思成劃為右派，後來就此事又問過北京領導，回答說，沒劃。毛主席滿意地說：“這就對了，梁任公的後代嘛！”這些都是門第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也許當事人沒有很明確地意識到這壹點。
據說朱元璋做了皇帝也為自己的出身發愁，有的文人暗示朱元璋應該與朱夫子接上關系。壹次他接見壹位朱姓縣教諭，問他是否是朱熹的後代，教諭回答說自己雖然仰慕朱子，但他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亂認。這對朱元璋刺激很大，心想連個小小的教諭都不肯亂認祖先，何況天子，於是打消以前的想法，坦然承認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更愛稱“淮右布衣”。“布衣”這個詞雖然是平民百姓的代名詞，但是這個詞塗有平民百姓的壹種驕傲感。然而布衣原始意義是指沒有官職的士人。《晉書·諸葛長民傳》自稱願為“丹徒布衣”。唐代是士人極活躍的時期，許多士人以布衣自負，最典型的就是李白（林庚先生五十年代用“布衣感”分析唐代士人積極進取精神，受到批判），徐夤的“布衣空手取中原”，戴叔倫的“萬裏江南壹布衣”都給人展示了“布衣”不平凡的壹面。所以朱元璋稱自己是“淮右布衣”不能說錯，但至少模糊了他這個根本沒有多少傳統文化教養的遊民與以擔荷傳統文化自命士人的界限。
朱元璋誕生的時候其父是位十分貧困的農民，老父連個象樣的名字也沒有，叫朱五四。朱五四壹生從盱眙到濠州，遷徙四次，他的上代就脫離了宗族所在句容（今屬江蘇）朱家巷。可見朱元璋的父祖輩就已經脫離了當時的主流社會、即宗法網絡了，然而尚未成為遊蕩於城鄉之間的遊民（這種遊民才有更豐富的閱歷），因為他們只是在農村之間輾轉，租種土地，以農為生，沒有流入城市。至正四年（1344），天災流行，淮河流域壹帶也遭到旱災、蝗災和瘟疫的禍害。朱元璋的父母和長兄皆病餓而死，壹家陷入了沒吃沒喝、沒有錢埋葬逝去親人的困境。他親自撰寫（最初命文臣危素撰寫，危素的文章，詞藻有余，情感不足，於是朱元璋寫下這段血淚淋漓的文字）的《皇陵碑》痛陳這段苦難的經歷：
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
，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裏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
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
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裏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
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雲此去，各度兇荒。兄為我哭，為我兄傷。皇
天白日，泣斷兄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
（《全明文》卷12）
父母、兄長死了，沒有棺槨，沒有葬地，嫂子攜侄而去，旱災、蝗災聯翩而至，兄弟之間，水也幫不了誰，只能各自逃生。從這段自述中可見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遇到困難，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從而養成了他們習慣於依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和求發展。朱元璋自就小為地主放牛，受過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勇於任事，敢作敢當。另外，他的外祖父陳公也是個有過遊民經歷的人，南宋末年當過南宋愛國將領張世傑的親兵，宋滅亡後，以作巫師、畫符念咒、看風水、合年庚八字為生。這種獨特經歷和思想意識直接或間接也會對朱元璋產生影響。因此，當生活把朱元璋推上遊民（當遊方和尚）生活路途時，他除了感到淒涼悲哀外，沒有表現出特別慌遽。這顯然是與他的個人經歷與家庭影響密切相關的。
居未兩月，寺主封倉。眾各為計，雲水飄揚。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
，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
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誌落魄而泱佯。西風鶴唳，俄
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壹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
（同上）
在大災之年，都是先顧自己，寺廟也不能依照佛法的規定，為遊方和尚提供食宿了，而且采取的是“封倉”辦法，十分絕情。作為“百無所長”的朱元璋，此時除了參加遊民組織，依靠組織謀生、似乎沒有其它更好的辦法了。吳晗先生也如此估計，說他在三年的流浪生活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組織”（《朱元璋傳·遊方僧》）。當然這裏“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雲雲，都是新名詞。他接受除了彌勒教教義外，無非是受到壹些遊民觀念熏陶，例如組織起來要保守機密、弟兄之間平等，要輕財重義等等。但更重要的吳晗沒有說，也就是朱元璋養成了遊民性格。也許他不懂得這壹點，遊民性格對於造反者的重要。宗法農民是眼界狹小的，他們看到如過去北方農民所說的“三十畝地壹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其視野不出本鄉本土。而朱元璋在這三年的遊蕩中走遍淮西的通都大邑，積累闖蕩江湖的經驗。我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講過江湖遊民生活的空間（還有個文人士大夫的江湖，但這與朱元璋無關），它是個冷冰冰的社會存在，它沒有宗法社會中那些溫情，這裏是體力、智力、武力競爭之所在。因此在江湖上，他鍛煉了體力，開發了智力，逐漸磨去了宗法人的溫情，增添的是江湖人的冷酷。三載雲遊歸來、朱元璋已經是有經驗的江湖人了，他不再是逆來順受的、老實巴交的宗法農民了，他內心潛伏著壹種主動進擊精神，只要有適合的契機，就可能沖破壹切束縛，向猛虎下山壹樣咆哮起來。在民怨沸騰和造反運動此起彼伏的淮河兩岸，朱元璋決不會自甘寂寞的。當然，決定公開自己的身份、大膽地邁出這關鍵壹步的也還需要勇氣和決斷。
把想法變成現實還有兩條導火線，壹是湯和勸他入夥來信被人發覺，而且要去揭發，“旁有覺者，將欲聲揚”；另壹條是他出家所居住的皇覺寺被元兵燒毀，沒法再住下去了，成為壹個沒有收入、又沒有住所的遊民。可見逼他走上造反道路的只是實實在在的求生欲望，並非是對前途發展的幻想才鼓勵他去冒險。古代社會，遊民和輾轉於天災人禍中的貧困農民是缺少文化的，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有理性的自覺。為了實現某種理念或某種社會理想、不顧身家性命、投入造反的行列是很難令人想象的。
中國人有可能為了宗教信仰而拿起武器，但宗教信仰首先是訴諸於感情的，特別鼓動造反的秘密宗教，是缺少理性的內容的。中國人是個註重實利的民族，造反者的中堅人物往往是遊民，在我們這個重視實際利益、忽視信仰的民族裏，遊民則更是看重短淺的眼前實利。他們與老實巴交、沒有見過世面的農民在宗教信仰問題上容易上當受騙還不壹樣（歷來參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數是農民）他們在重大的選擇面前會反復掂量的。朱元璋有《紀夢》壹文，其中寫到至正壬辰（1352）民間武裝力量攻陷了濠州，經常四處擄掠，蕩盡民財；元統治者派兵鎮壓，他們聲言攻城，但逡巡不進，以殺良民冒功。此時湯和已經來信，到底入濠州、保持現狀、還是遠走高飛？但他向神乞求指示時,只默禱了後兩項。要是同意他遠走高飛，則所擲之筊出現兩陽。如果神支持他保持現狀則出現壹陰壹陽。可是出現的卻是雙陰，他心想這是神指示我進濠州參加叛亂，但還是不想走這條道，無奈屢擲屢陰。最後他橫下壹條心禱念說：“果倡義而後昌乎？神不誤我，肯復以筊陰之！”壹擲果然雙陰。當然這是他做了皇帝以後回憶自己參加義軍的過程時不免要突出自己不想參加叛亂活動的壹面，最後當了義軍是奉天承運。
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徒為生民之患
，而張士誠、陳友亮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亮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
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濟。
（《明史·太祖本紀第三》）
可見那些把朱元璋的投入反元鬥爭說成是因為信仰彌勒教（實際上，他即使參加了彌勒教也是利用彌勒教），並進壹步把這種本來不存在的信仰說成是朱元璋從事反元鬥爭的思想基礎，這只是壹廂情願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