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兩稅法實施的關鍵作用
唐初繼承北魏的均田制，並實施租庸調制。經過隋農民大起義及長時期的內戰，唐朝手中掌握了大量無主荒地。政府將這些土地按規定分配給成年男女；受田農民按壹定比例向政府交納租稅(租)及鄉土所產的絹、帛若幹斤、尺(調)，並無償地為政府服役若幹時日，不服役則折交相當的絹布(庸)。上述內容即租庸調制，其精神仍然是秦漢以來重小農的經濟制度的變種，沒有本質性的差異；其實施的條件是戰爭造成的大量荒地。小農經濟脆弱，天災人禍、征斂無度，都可以使之破產。這又為豪富人家的兼並制造了機會。小農的破產，即意味著國家財政來源的枯竭。到唐太宗開元的“盛唐”時期，土地兼並、農民逃亡已經十分嚴重。安史之亂更造成北方經濟的嚴重破壞，所以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楊炎的建議，頒布實行“兩稅法”，對賦役制度進行全面改革。兩稅法以夏、秋兩次征稅而得名，其核心內容是以壹個家庭的財產狀況和田畝數量為依據征收賦稅。同時政府針對商業貿易日益活躍的現實，對茶、酒、鹽等商品交易征稅，改變多少年來以單壹農業稅為主的稅收結構。同時還協調了中央與地方稅利分割關系。兩稅法的實行，使北魏以來的均田制壽終正寢。其中計畝征稅與把田畝列人資產項目及對商業的征稅等內容，沿襲的是南朝時的成法並作
了壹些調整。
兩稅制的意義也絕不僅限於使唐王朝擺脫了經濟困境這壹點，它標誌著壹種王朝治國觀念的變革，對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變化影響至深。兩稅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布了壹種與傳統重農主義大不相同的國家觀念。兩稅法的核心是“唯以資產為宗”，它改變著將工商業視為浮末、不道德行業從而嚴加限制的做法；也改變著將土地的占有，視為威脅國家安定從而嚴厲打擊的舊做法。盡管它並沒有表現出保護工商業及大地主利益的積極性，因而存在著很大局限，但政府現在已經初步懂得以經濟的手法管理國家經濟的道理，因此無意間也承認了壹切私人的贏利活動是合法的，從而引起所有制觀念的更新。這放開了壹條缺口，使地主階級、工商業者放開手腳去兼並土地、經營產業，貧苦的社會階層也因此獲得了壹點自由。要知道，在按戶口人頭納稅服役的時代，破產的小農只有取消自己的戶頭和獨立，完全依附到富人家裏去，才能免除朝廷的征斂，現在他們可以不那樣做了。清貧可以少出或不出賦稅，他們就可以用契約的方式向地主租賃土地，人身依附關系松弛多了。社會矛盾的表現方式也有所不同。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義的矛頭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後則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提出的口號是“均貧富”，以後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
皇帝)行道”。
凡此種種都表明著社會的變化，重要的特點是兩稅法的實施，為社會的富人和窮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綁(富人受惠當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際才出現了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高漲。
2．唐宋之際社會的變革及經濟文化的高漲
中唐以後到北南兩宋社會方面的變革，首先是南北朝以來舊門閥貴族衰落以至從歷史上銷聲匿跡。其原因長期以來人們以為是科舉制度造成的，實則很難說明問題。科舉只是為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上進開了門路，但舊貴族也壹樣可以經由科舉致身通顯，這樣的冢族很多。有人說是武則天以科舉打擊舊關隴勢力所致，更不足以說明問題。壹個勢力強大的階層，不是某壹位皇帝打擊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壹下而已；況且武則天大力打擊關東、關隴舊勢力別有內情呢?舊貴族衰落的原因應當從中唐以後整個社會制度特別是兩稅法實行造成的變化尋找答案。兩稅法以財產等級征收賦祝的規定，極不利於大家族的存在，勢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門析戶的趨勢。這可以從史書所記得到印證。其次，兩稅法造成農民人身依附關系的松動，也不利於大家族經濟。失業的農民可以轉而做小商人或租賃地主土地，不會去依附到大家族那裏。此外，唐末農民大起義的打擊和五代時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給這個垂死的階層以致命的壹擊。看史書，唐代的讀書人總好以自標郡望來顯示壹下家世，到宋代文人，這樣的習氣基本消失，人們更願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唐宋間另壹個重要的社會變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榮的城市遍布全國，附麗於市井新的文化現象層出不窮。這都是社會經濟特別是南方經濟持續高漲的結果。
3．社會經濟的高漲與文化現象的更新
社會經濟在唐宋間的高漲在南方和北方是不壹樣的。北方因戰亂，社會經濟發展時斷時續。同樣與戰亂有關，安史之亂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向東南方轉移。魏晉南北朝開發南方的歷史意義，至此展露出來了。需要指出的是，向南轉移並不意味著北方已經全面落後，北宋時期，北方的山東河南壹帶農業手工業經濟並不落後，在宋代經濟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但總體上看，是北不如南；而這樣的重心南移，到南宋才基本完成。
在南方的長江中下遊流域，“進入全面開發耕地的時期”，顯示著實行新稅法對農業開發的刺激作用。中唐以後水稻農業獲得了長足發展。人們大興水利，促進著稻作農業向集約化方向擴展；曲轅犁也被廣泛使用於水田了；插秧技術得到推廣，早熟的品種被引進到那裏：這壹切促使著稻米產量大幅度提高。“蘇湖熟，天下足”，南方的稻米對減輕全社會生存壓力有重要意義，也是唐宋時期國脈所系。糧食產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開墾出來了，有更多的土地用來種植經濟作物。茶葉在唐代就成為包括壹般平民百姓在內全社會的日常消費。在全國販運茶葉是有利可圖的事業。茶樹、桑樹、漆樹、竹子廣泛栽植。經濟作物的發展即手工業的發展，南方人以特有的靈秀(其實是生產經驗累積的結果)制造著漆器，編織著竹器，紡織著精美的絲織品。在過去是北方出絹帛，南方產麻布，現在南方也有精湛的制造技藝。陶瓷制造業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後逐漸南移，到宋代，景德鎮已經變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際成為百姓壹般性日用品。此外像鹽業、礦冶業，南方都有長足進展。
生產的高漲壹定帶動商業貿易和都市文明的發展。唐宋兩代南北經濟交流十分活躍，陸路交通之外，隋朝修建的大運河溝通著當時的關東與關中，東南與西北；長江龐大的水系，更是自南北朝以來就成為經濟交流的大動脈。由於聯系東、西亞的絲綢之路的中斷，商人們把註意力投向海上貿易。在許多交通要道，集市貿易空前發展，大運河和長江沿岸及東南沿海大都市紛紛出現，十分繁榮。“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長安、洛陽、開封、揚州、成都、廣州等都是當時著名都會，而且揚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是隨著區域經濟的發育而發達起來的，是富甲壹方的經濟中心。就是那些政治色彩濃厚的城市，經濟功能也越來越大。如長安，在壹開始建設規劃是市區、作坊與居民區嚴格分開的，中唐以後，店鋪沿街鱗次而立的趨勢顯著加強；宋的都城開封，從《清明上河圖》上看去，簡直就是壹個商業都會。城市建築格局發生了大的變化，城市中的經營者開始有了自己的組織即行會；貨幣在交換過程中比重增大，“僦櫃”和“飛錢”出現了，北宋紙幣“交子”也流通起來了。
城市不僅累積著財富，也薈萃著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適合市民階層審美趣味的新文藝的興起，最能觀察當時社會文化之壹斑。講述歷史及人世間故事的“說話”從中唐以後就興旺起來，有了行會並在南宋進入“黃金時代”。記錄“說話”的文章叫“話本”，是後來白話小說之祖。戲劇的發達同樣令人矚目。壹種被稱之為“宋雜劇”的戲劇在瓦舍勾欄中演出，並且已經商業化。以溫州為發祥地的南戲與雜劇南北相應。此外還有滑稽戲、傀儡戲、影戲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觀眾。“宋代伎藝商品化的……突出特點是，從京城到地方，從宮廷到民間，不論帝王、官僚還是士子、商賈，都可以出資雇用樂戶藝人，隨時演出。”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把藝術的創造者和欣賞者如此密切地聯結在壹起。當然新的文藝表現著新興市井階層的思想意識，但在說話人的講古說今中，在戲劇搬演著歷史的故事時，民眾更接受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道德倫理和生活觀念。這不僅溝通著古今，也溝通著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對壹般民眾的“教化”作用，甚至要比國家辦學來得還要普及和深入，它們促進著民智的開發。
這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之後又壹個民力發展的時代，除上述的表現之外，是科技方面的發明。讓中國人自豪的四大發明，除造紙術外，火藥、指南針及活字印刷都是在唐宋之際發明或廣泛應用的。指南針的再發現最能說明問題。據載戰國時中國人就懂得了磁石的特性，但是在宋代它重新被註意利用，直接的原因就是航海的需要。創造性的生產生活實踐激發科學技術的高漲這條規律，在指南針的應用上得到印證。對中國科學技術為什麽逐漸落後於西方這樣壹個老問題，由此也可以獲得壹個簡單的答案：我們的社會生產在唐宋以後，沒有繼續更深更廣地拓展前進。有壹項小發明的遭遇很能說明科技與生產需求的關系，宋代有壹種“走馬燈”的遊戲，透明的燈籠裏點上蠟燭就可以自動旋轉。英國人瓦特受沸水頂起壺蓋的啟發，發明了蒸汽機，走馬燈的遊戲實際利用的是熱氣的動力學原理。但是由於沒有英國那樣的產業革命做背景，在那時就只是把它當成遊戲了。社會文化的日益高漲的需要，卻刺激了印刷術的革命性變化。民力的發展，商業的繁榮，使得原有雕版印刷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活字印刷術在北宋應運而生。它的發明者是—位制版工平民畢異。記載生產和科技進步的文獻多了起來。晚唐的文學家陸龜蒙的《耒耜經》記述了各種農具，其中就有曲轅犁。“中國科學史上的裏程碑”《夢溪筆談》問世於北宋；《耒耜經》和《夢溪筆談》都成於文人雅士之手，農具和壹般科技的進步，能引起他們的關註，可見其勢頭之大。中國科技的發展有幾個高潮時期，壹個是春秋戰國時期，壹個是魏晉南北朝，另壹個就是唐宋之際，每個時期都是生產開發的高漲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