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明君梟雄，壹人有兩面。
歷史上，劉備作為與曹操、孫權站在壹起的世界英雄，是蜀漢政權的開國之君，被譽為“賢王”和“梟雄”。
作為“明君”，劉備壹生的行為基本符合古人對“明君”最重要的兩個期待:壹是仁愛為民，濟世情懷；二是尊賢有禮，明哲保身。關於這兩個方面，史書記載了很多。
就“仁愛民”而言，劉備大半輩子四處奔波，屢遭挫折，對人民仁慈的機會並不多；但他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視寬以待人，與那些驕橫跋扈、殺人不眨眼的軍閥不同，從而贏得民心。《三國誌·舒舒傳》記載劉備領平原相時，郡民劉平不服，派刺客行刺。它是如此受歡迎。裴松之引用的《魏書》補充說:“那是壹個人民饑餓的時代，有壹場收集鈔票的騷亂。準備對外答辯很難，不如學者的會同桌，同筐吃飯。沒有簡單的選擇。”因此，“多有回報。“他在荊州依附劉表期間，“越來越多的荊州英雄物歸原主”。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荊州，恰逢劉表去世。剛剛繼位的小兒子劉聰不戰而降。這時諸葛亮建議劉備攻打劉聰，奪取荊州，他卻回答說:“我不忍。”從樊城南撤時，“劉聰、荊州人多歸祖。比當陽十幾萬人，幾千輛車，壹天十幾裏。”有人勸他早日棄民保江陵，他斷然拒絕:“以民為本是發展經濟的關鍵。現在人家是我的了，我怎麽忍心拋棄他們！”在這個安全的時刻，歷代開國君主中，即使人民有生命危險，也拒絕拋棄人民的，是很少見的。朱培引用東晉歷史學家的話說:“雖然我已故的主人處於危險之中，但他的信仰越來越明確，當他被迫做壹些危險的事情時，他沒有迷失方向。追求靜生的關懷，妳會感受到三軍；愛去義的，願與對方同歸於盡。那些看著自己愛上事物的原因的人，不過是在問關於寒冷的問題。最終幫助偉大的事業是不合適的！”這在漢五十七年的《子同治鑒》中也有引用，可見劉備的仁德已被歷代史家廣泛認同。
就“尊賢有禮”而言，劉備的表現尤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為47歲左將軍豫州牧。他被認為是世界上的偉大英雄。他滿懷誠意，親臨山寨，恭恭敬敬地請來了年僅27歲，無名無功，留下了千古美談的諸葛亮。在隆中對采取對策時，諸葛亮稱贊他“忠信四海，指揮豪傑，思聖賢如渴”，並非空話。建安十九年(214)攻陷益州後，包容荊州舊本部和益州新附，唯才是舉。“每個人都在突出的位置上，盡力而為。有誌之士皆勸之。”其中益州名人黃權堅決勸阻劉讓劉備入蜀。劉備攻占益州時，堅持廣漢。直到劉璋投降，他才屈服，但劉備既往不咎，任命黃權為偏將軍，非常信任。劉備稱漢中王，率益州牧，以黃權為治；劉備稱帝後，率軍攻吳，以黃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諸軍防魏。劉備在夷陵之戰慘敗後，黃權無力回蜀，又不願意投降東吳，只好率兵投降魏國。掌管蜀漢的官員想逮捕黃權的妻子，劉備說:“妳壹個人承擔黃權，就不是壹個人了。”用同樣的方式對待黃泉的妻子。對此，裴松之由衷稱贊《三國誌·舒舒·黃權傳》:“漢武以虛言毀李陵之家，劉著不肯執憲司之職，留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甚遠。”《詩》說‘惟君子樂，愛爾皇後護’，其主劉也叫。“另壹位名人，劉巴，荊州零陵人，與劉備的鬥爭時間更長:曹操南征荊州時，許多荊州士人跟隨劉備退兵，劉巴卻向曹操投降；赤壁之戰後，曹操命劉霸招降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劉備抗衡；因為劉備及時拿下了三縣，這個陰謀失敗了，劉霸也回不了壹份工作了。諸葛亮上書勸其歸順劉備，劉霸不肯，遠遠地跑到了足下，令“老夫子深惡痛絕”；後來，劉巴踮著腳尖到達了蜀國。劉璋想歡迎劉備入蜀時，多次勸阻。直到劉備拿下益州，劉霸才表示臣服。對於這個劉巴，劉備還是比較寬容的:攻打成都的時候，他下令軍隊說:“害了巴人，害了三族。“平定益州後，迅速任命劉巴為左將軍，Xi曹禺(劉備此時的主要官職是左將軍，Xi曹禺掌管政府官員的任命)；劉備稱漢中王，以劉霸為史；法正死後，劉巴被提升為秘書，負責處理日常事務。這些都充分顯示了劉備作為開國君主的氣度。尤其是他在彰武三年(223年)四月病危時，向諸葛亮吐露心聲，說:“妳只有曹丕十倍的才華，壹定能安天下，最終成大事。繼承人可以增補的，增補；如果是無能，可以自己拿。“後人可能會對這種甚至是殺心論產生懷疑，但這只是壹種妄想。縱觀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皇帝生前任命大臣照顧生活的情況並不少見。但是，有幾個皇帝願意或敢於像劉備壹樣托付孤兒呢？當然，劉備並沒有鼓勵諸葛亮取而代之，而是希望諸葛亮盡力輔佐；但是，這樣的包容和大度還是很少見的。還是陳壽在《祖宗傳》結尾的評價比較公允:“舉國上下委身於諸葛亮，卻無二心，對君臣至誠，亦是古今盛世之軌。"
尊重有德有禮的人的另壹面是了解他人。用人的好處，比如重用諸葛亮、龐統、法正，當然是最好的“知人善任”，不必多談；知人缺點也是壹種偉大的“知人智慧”。比如馬謖，“才華橫溢，善於運籌帷幄”，深受諸葛亮賞識；臨終之際，劉備特意提醒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能用之，可以觀之！”後來，馬謖雖然在諸葛亮南下時也曾有過“以心為上”的良策，但他任性妄為，失守街亭，破壞了諸葛亮第壹次北伐的成果，卻證明了劉備的先見之明。對於魏延這樣的人才，優點突出，缺點明顯，劉備卻揚長避短，大膽委以鎮守漢中的重任，這就更有見地了，沒有英明的君主是不行的。在這方面，即使是號稱“知人善任”的諸葛亮，似乎也略遜壹籌。
作為“猛將”，史書記載甚多。所謂“猛”，就是“壹個勇猛豪邁的人。”劉備出身於久違的皇族，家境貧寒。他沒有曹操、袁紹那樣顯赫的家世(曹操作為“肥宦而醜”，沒有袁紹的家世顯赫，但他的父親曹嵩是秋的臣子，秋有權有勢，所以曹操很早就步入仕途)，也沒有孫權那樣從父親和哥哥那裏繼承的大片地盤，幾乎是白手起家。事實上，“梟雄”恰恰是劉備的壹大特點，成為當時很多人的評價。比如建安十三年(208)，劉表剛剛去世，魯肅就建議孫權和劉備聯合對抗曹操，所以他稱劉備為“天下梟雄”。建安十四年(209)，劉備進京見孫權，周瑜上書孫權，也稱劉備為“梟雄”，主張將其拘於吳。次年，周瑜去世，臨終前給孫權寫信，又稱“劉備住宿如養虎”。這種勇猛精神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壹是冒險精神。劉備從登上政治舞臺之初，就經常鋌而走險，不避艱難險阻。早年小夜曲弱，年少。他“戰鬥立功”“記功”是必然的。赤壁之戰，面對生死存亡的機遇，他“堅守字裏行間，保持清醒，勵精圖治破魏”也就不足為奇了。到建安二十四年(219)，他已經59歲了，軍隊眾多。但在箭如雨下之時，他依然身先士卒，勇往直前，體現了他的冒險精神。彭陽在背後抱怨的時候，叫他“老哥”(猶太話裏的“老兵”)，就體現了這個特點。第二是機器變革的力量。建安元年(196)，戰敗投奔他的呂布乘勢與袁術夾擊徐州。他失去了立足之地，只好與呂布講和，定居小沛。建安三年(198)，呂布被俘被殺後，跟隨曹操來到許都，可謂暫居。建安四年(199)，我們和曹操談英雄，用雷霆之力掩蓋我們的震撼，可謂即興之作。然後以攔截袁術為名，離開許都，擺脫曹操的控制。可以說他是見機行事。這壹切都可以從它的機變動力中看出。第三是毅力。漢末劉備屢敗屢戰，有時甚至慘敗；但他從未灰心，而是被打敗了沒有氣餒，堅持下來了。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使他經常轉危為安，最終在諸葛亮的輔佐下，抓住歷史機遇，逐漸發展壯大，成為三足鼎立之壹。第四，在某些時候，某種程度上，霸淩。最典型的就是張裕被殺。張裕最初從事的是劉章。劉備去蜀國見劉璋的時候，曾經嘲諷過張羽。因為劉備不需要，於稱之為“君”(“露啄君”之音)。劉備對他的無禮很生氣。後來，張羽私下對人說:“主公有所得。九年後，必失於陰與毛之間。”這確實是大忌，劉備下令以“漏字”處罰。諸葛亮問張羽為什麽要處死，劉備回答說:“方蘭生只好鋤。”這有點說不過去。這種霸道的行為雖然不多，但足以讓人看到劉備終究無法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專制。
縱觀歷史，幾乎所有亂世崛起、真正有所作為的開國君王，都多少有些狂妄自大。從漢高祖劉邦到唐太宗李世民，從宋太祖趙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都堪稱梟雄。在封建時代，精幹和賢明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往往是同壹個君主的不同側面。這壹點從公認的明太宗身上難道看不清楚嗎？
第二，有強有弱，有得有失。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描寫劉備時，是以歷史人物劉備為原型的。同時，他根據封建時代壹般民眾對政治家的選擇，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審美傾向，著力突出自己的賢明君主形象，卻刻意淡化自己的兇悍色彩。
首先，作品從多方面表現了劉備的慷慨、善良和對人民的熱愛，深得民心。1周而復始的風流韻事，劉在桃園宣誓，誓詞赫然標著八個大字:“報國安身，太平盛世”。這不僅是他們的政治目標，也是他們高舉的壹面道德旗幟。從此，寬仁愛民，深得民心，成為劉備區別於其他政治集團領袖的顯著標誌。第壹次為官——安溪縣尉，他“與邱敏無犯，百姓皆受其影響”。杜佑索賄未果，欲誣陷他，人們為此怨聲載道(第二次)。此後擔任平原相，被譽為“仁義救人於危難之人”(在，見第11號)。臨終前，陶謙讓位於徐州，劉備做出了堅定的表態。徐州人民“聚集在政府門前，哭著膜拜，說:‘如果劉世軍不領導這個國家，我們就不能和平共處！’””(第12回)曹操擒殺呂布，出徐州時“百姓焚香遮路，請留為牧”(第20回)。這說明他雖然占領徐州時間很短，但是已經深得民心。當他再次遭受嚴重挫折，不得不前往荊州投奔劉表，並奉命駐守新野時，仍以百姓安危為己任，所以“軍民皆大歡喜，政治為新”(第34回)。新野人興高采烈地謳歌:“新野牧羊人，劉皇叔；從此，人民富裕了。”(第三十五回)
從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劉備在新野居住了七年。在他的前半生，是最長也是相對穩定的時期。這壹時期，劉備認真反思自己的政治生涯，接受了“水鏡先生”司馬徽的批評，同時把人才放在戰略高度，力求人才；壹方面更註重贏得民心，為重新崛起準備條件。當曹操率領大軍南下攻克荊州，劉聰不戰而降的時候，劉備被迫退守襄陽，新野、樊城的百姓異口同聲地喊著:‘就算是死，我們也願意聽從妳的指揮！當天就哭了。”襄陽城外，劉琮關了門，蔡瑁和張赟也下令放箭。魏延見不平，拔劍相助，打開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進城，殺了這個叛徒！當劉備看到魏延和文聘在城邊戰鬥時，他說:“我想保護人民，但我傷害了他們。我不想進襄陽。”於是“引百姓遠離向陽路和望江陵。襄陽很多人趁著亂逃了城，跟劉備走了”(No.41)。就這樣，在建安十三年秋的江漢大地上，劉備帶領十余萬軍民，扶老攜幼，上演了壹幕“帶人南下”的悲壯場景。這樣的撤退顯然違背了“兵貴神速”的軍事原則，對保存實力和躲避曹駿的追擊非常不利。所以，眾將領都說:“現在我們有幾萬人，壹天行程十幾裏。我們什麽時候到達江陵？如果曹兵來了，我們如何迎敵？不如暫時棄民，先行動。”劉備知道此言有理，卻哭著拒絕，說:“舉大事者，必以民為本。今天的人是我的，我怎麽能拋棄他們呢？”到了當陽，被曹操親自率領的精兵追上，十幾萬軍民頓時大亂。劉備作戰，在張飛的保護下離開。當他早上看到的時候，他身邊只剩下壹百個騎手了。他忍不住哭了:“數十萬生靈因愛我而受此苦；將軍們和老小們，都不知道生死。雖是文之人，寧可不悲！”在這場戰役中，劉備在軍事上被打敗了，但在道義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種不成功便成仁的自覺選擇，在《三國演義》所寫的各種政治軍事集團的領袖中是絕無僅有的，絕非亂世中普通英雄的裝腔作勢可比。從此，劉備的“仁政愛民”更加深入人心，成為他區別於其他企業家的最大政治優勢。
其次，作品力圖渲染劉備尊賢愛士、知人善任的精神。其中，他對徐庶、諸葛亮、龐統的尊重和信任，超越了史書記載，十分生動感人；尤其是對他和諸葛亮關系的描寫，更是具有典範意義。
歷史上的徐庶很長壹段時間都不屬於劉備。除了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在政治和軍事上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三國誌·舒舒與諸葛亮傳》只說:“徐庶見先主，先掌之...曹公來征...先主在範，引兵南下；後有諸葛亮、徐庶；我送別先主時，指著他的心口說:‘我想和將軍壹起解決的事務，所以我可以取這壹寸土地。現在我失去了母親，我很亂。沒用的。請從現在開始說再見。“所以，曹公。”《三國演義》中，劉備見到徐庶，對他坦誠相待，拜他為軍師，委以統帥全軍的重任。在先後擊敗呂曠兄弟和曹仁之後，劉備視徐庶為天下奇才。當徐庶得知母親被曹操囚禁，向劉備告別時，劉備雖然難以割舍，但還是勉強同意照顧母親和兒子。臨別前夕，“兩人哭著坐著等丹。”第二天早上，劉備親自送徐庶出城，買了餞行；酒席過後，我還是“舍不得走，送了壹程，又送了壹程。”直到徐庶騎馬離去，劉備才立即站在林邊，“泣而望之”，甚至“想把這裏的森林砍倒”，因為“它妨礙了我直視徐苑”(第36回)。這些描寫雖然主要是為“馬薦諸葛”和“訪毛廬”做鋪墊，但也足以說明劉備求賢若渴，愛才如命，頗具藝術性。對於劉備對諸葛亮的高度信任和倚重，《三國演義》是有聲有色的描述。歷史上劉備邀諸葛亮出山，《三國誌·諸葛亮傳》只有壹句話:“故先主願明，隔三巡見。”而浪漫，長度為兩倍半，經過精心設計，反復染色，使得“三顧”的過程委婉曲折，引人入勝。劉備第壹次見孔明，就屈尊“拜”；聽了隆眾的對策，首先是“避席致謝”，然後是“點頭致謝”；乍壹聽說孔明不想出山，立馬“淚染袍袖，衣衫盡濕”；孔明答應協助，不禁“喜出望外”。這些充滿理想色彩的細節，生動地展現了劉備求賢若渴的誠意。諸葛亮出山後，演義充分突出了其在劉舒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極力強調劉備對他的高度信任和依賴。我在《忠誠與智慧》壹文中分析了諸葛亮的形象；
歷史上的諸葛亮，雖然壹出山就和劉備走得很近，受到劉備的充分信任；但是，他在劉舒集團中的地位已經逐漸提高，按照通常的政治機制，這是很自然的...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寫諸葛亮從壹開始就是壹人之下，大權在握萬人之上的統帥，大大提高了他在劉舒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些描述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於劉舒集團的核心地位。在得到諸葛亮之前，劉備遭受了很多挫折，但是在得到諸葛亮的輔佐之後，取得了壹個又壹個的勝利。相比之下，讀者不禁深感劉舒集團的成敗不系於劉備，而系於諸葛亮。
歷史上，龐統在劉備領牧後回到荊州，開始“守耒陽秩序，死於郡縣，免於公務”。之後，魯肅、諸葛亮推薦，“壹、獨斷專行，擅譚，大有作為，以為自己在搞治理。吾不如諸葛亮，與梁為武將。”言情，在史實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了浪漫的想象力，寫龐統剛投奔劉備時，劉備以貌取人，只封他為耒陽縣令。有壹次得知龐統破百日公務半天，劉備馬上自責道:“是我不好好對待大仙！”劉備看了魯肅的舉薦，聽了諸葛亮的評價，“當即命張飛臨耒陽郡，邀龐統來荊州”，“作了懺悔”，於是拜龐統為武將，“與孔明共贊謀略”(第五十七回)。如此虛偽的對待別人，不禁讓智者動容。這種君臣關系，魚水和諧，是千百年來知識分子最向往的理想境界。
總之，這兩種性格的充分表現，即慷慨、善良、仁愛、尊賢，使《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擺脫了以往三國通俗文藝中劉備形象的大大咧咧的氛圍，成為古代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範式。
對於劉備的兇色，《三國演義》有意淡化，或者不寫，或者用替身代替。最明顯最容易想到的例子就是“鞭笞杜佑”。據《三國誌》、《舒舒》、《先祖傳》和《朱培》記載，歷史上鞭打杜佑的是劉備。事情的經過是:由於聖旨，因戰功而當官的人被淘汰。在安溪縣做縣尉的劉備，擔心自己用鮮血買來的官位可能保不住；正好杜佑來到安溪縣，準備送劉備回去；劉備到客店求見，杜佑不肯見他。壹怒之下，劉備帶人進了客棧，把杜佑捆了起來，綁在壹棵樹上，狠狠地打了壹頓。然後摘下印章，掛在杜佑的脖子上，揚長而去。歷史上原本被稱為“梟雄”的劉備，此時剛毅而青春，受欺負時自然不肯忍氣吞聲，也就不足為奇了。但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為了將劉備塑造成理想的“賢明之王”，將此事搬到張飛身上，既沒有損害劉備“慷慨大方”的形象，又有助於凸顯張飛暴躁嫉惡如仇的性格特點，壹舉兩得。本文第壹部分分析了劉備兇猛性格的四個主要特征。浪漫側重於他的執著和他的靈活，這裏不詳細討論。這種安排自然有利於凸顯劉備的“明君”形象，但也有兩個明顯的弊端:壹是強化了這個，弱化了另壹個，某種程度上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其次，過分淡化劉備的梟雄色彩，無形中降低了劉備作為劉舒集團領袖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讓歷經磨難的開國君主少了幾分豪邁，多了幾分平庸。
三，多角度，成功的形象
長期以來，研究者對《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多有批評。其中，影響最大的主要有兩種意見。我們不妨討論壹下這個問題。
批評之壹:“形象蒼白。”不止壹位學者認為，劉備形象不豐滿有血有肉，性格不強，使他顯得蒼白無力。的確，與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劉舒集團的主要人物相比，劉備的形象給人的印象相對單薄。原因大致如下:
第壹，作為壹個“賢明的君主”，雖然《三國演義》中對劉備的描寫多是基於史記；但是，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仁愛民”的歷史基礎和生活基礎，其實是相當局限在“仁愛民”和“尊德禮”這兩個特征之中的。也就是說，對於普羅大眾來說，劉備的“愛民”更多的是壹個願望，壹面旗幟，甚至是壹個姿態，壹句口號，而真正的行動並沒有太大的實際好處。計算壹下劉備的人生年表，就可以知道他壹生都處於忙亂的狀態，東奔西跑:赤壁大戰之前，他打仗壹個接壹個，失意壹個接壹個，壹次又壹次地依賴別人，基本上他並沒有真正擁有壹片穩固的領地。赤壁之戰後，建安十四年(209)稱荊州牧，下轄江南四郡。十六年(211)，領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攻劉璋。經過兩年的戰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214)被平定，荊州在二十年(215)與孫權爭奪，漢中在二十二年(217)與曹操爭奪。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漢中被占，但荊州很快失守，頭號大將關羽和大批精銳士兵損失殆盡。章武元年(221)四月稱帝，七月率軍攻吳。第二年，他遭遇慘敗，病死。可以說，他真的沒有多少機會去實踐“仁愛民”的思想。再者，即使他有足夠的機會，作為壹個封建統治者，他的“愛民”也只能是統治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不可能真正達到老百姓的期望。通俗文學作家對此缺乏深厚的感情，自然難以在小說中把劉備的愛民之心寫得生動而又足夠感人。
其次，眾所周知，《三國演義》真正的主角是諸葛亮。此外，關羽是劉舒集團中用筆最多的作家。至於劉備，雖然他是劉舒集團的領袖，但他主要承擔著“為賢王”的道德責任，卻鮮有充滿個性的言行。這樣的劉備形象，不能不給人壹定程度的“扁平化”感覺。
第三，如前所述，作者有意強化劉備的賢明君主形象，淡化其兇悍色彩，既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又降低了他在劉舒集團中的實際地位，使他少了壹分豪邁，多了壹分平庸。這樣就很難把劉備的形象塑造得像諸葛亮、關羽、張飛那樣栩栩如生。
應該說，羅貫中在塑造劉備形象時，追求君主的理想化形象，在壹定程度上違背了藝術的辯證法。這樣壹來，人物的獨特性和豐富性就沒有充分表現出來。
但從另壹個角度來看，在沒有足夠的藝術積累的情況下，羅貫中能把劉備這個形象寫到這種程度，是難能可貴的。只要拿《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和《三國戲》《三國故事》中的劉備比較，就應該肯定羅貫中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
第二個批評是“厚如假貨。”持這種觀點的人很多，而且影響很大。這個應該怎麽理解？
第壹，目的與手段、功利追求與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得劉備難以避免“模仿”。作為壹代英傑，在天下大亂，群雄並起的時候，劉備要想復興漢朝，統壹全國，只能在別人手裏搶占地盤，但不能指望所有割據政權都像陶謙壹樣彬彬有禮。要想抓住它，使用巧妙的戰術是必不可少的。以益州為例。早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他就制定了“渡荊取利”，伺機北探的戰略方針，這關系到劉備集團的根本利益和長遠目標。占領荊州後，劉備對是否奪取益州產生了懷疑:
龐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成大器。益州戶口百萬，地大物博，可以大用大業。幸好有張松和法正做幫手，真是天賜良機。為什麽要懷疑？”劉備說:“曹操是我的水火之敵。操以急，我寬；以暴制暴，我仁；操以褒，我以忠:每次與操相反，事情都能辦成。我不忍心為了蠅頭小利而對這個世界失去信心。”龐統笑道:“妳家主公的話雖合天道，但願離亂而爭力，卻是不壹樣的。如果死抱著常識不放，挪壹步都不可行，要變通。而‘既弱又攻’又‘攻又守’，湯和武功之道也。此事定了，就賞之以義，封之以大國。為什麽要被信破？今天不拿，別人就拿了。大人幸有所思。”劉備突然說:“石頭的話要刻在心上。”
事情很清楚:劉備要麽留在荊州，不再進步；要麽進益州，換掉。而如果益州被別人(如曹操)奪取，對劉備集團將是極大的不利。於是劉備采納了龐統的建議。當益州真的取了，劉備面對劉璋這個懦弱善良的弟妹不可能沒有愧疚。“含淚握手說:‘我不能仁者，但我必須！’”(第65回)這反映了政治領袖在尖銳復雜的鬥爭中常有的矛盾心態。為了贏得民心，他們可以愛民敬賢，但不能處處對競爭對手“慷慨”。這裏不能完全避免欺詐，但如果譴責為“欺詐”就太極端了。
其次，演義中對劉備愛民的描寫確實是扭曲的。比如41段，劉備帶著百姓過河，看到百姓扶老攜幼，哭個沒完，劉備也忍不住哭了。這是合理的，這與他後來冒著生命危險不拋棄人民的行為是壹致的。但作品馬上就寫他“想投河自盡，以至於急救被停止”，這很過分，但又顯得不真實。作者壹心美化劉備，但過分誇張，反而造成了“模仿”的惡劣效果。
第三，在《演義》第四十二章中，趙雲把冒著生命危險救下的竇交給了劉備。“劉備接過來扔在地上說:‘給妳，好孩子，它會傷到我的壹個將軍！’”後人對此嗤之以鼻，民間甚至有“劉備倒了阿逗——收買人心”的說法。看來這也是個騙局。事實上，在古代爭奪天下的政治家心中，心腹大將有時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國誌·舒舒·祖師傳》明確記載，在被當陽打敗時，“祖師棄妻，與諸葛亮、張飛、趙雲壹同騎馬逃走”。對浪漫的描寫可以說是這壹歷史事實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觀念存在差異，亂世英雄有著不同於常人的選擇，不宜對此作簡單化的負面理解。
第四，《演義》第85章在史實的基礎上頗有感情。前面已經分析過史實，這裏不再贅述。如果將此視為“欺詐”，不僅沒有貶低劉備，也有損諸葛亮的形象。我覺得不應該。
此外，“懷疑的痕跡不容忽視。”《三國演義》中劉備的言行確實“偽似”；但整體而言，其“長短厚薄”大體真實可信，這是其形象的基調，“不假”。
結論是:縱觀中國小說史，在眾多的君主形象中，尤其是開國君主形象中，《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不僅是前無古人，也是後世大多數同類形象所望塵莫及的。所以他雖然不完全典型，但仍然是壹個比較成功的、獨特的藝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