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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幹校是中華人民***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精神興辦的農場,是集中容納中國黨政機關幹部、科研文教部門的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幹校”是“幹部學校”的簡稱。名實相差懸殊。被《“五七壹”工程紀要》稱為“變相勞改”的場所。
1968年5月,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紀念《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在慶安縣柳河辦了個有500名省直機關人員參加勞動鍛煉的農場。同年10月5日,《人民日報》以《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經驗》為題,用壹整版篇幅進行了報道,並在配發的編者按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壹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該這樣做。”此後全國各地競相仿效。
包括中***中央、國務院等大批中華人民***和國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5所五七幹校,先後遣送、安置了10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千名知識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縣辦的五七幹校更是數以萬計,在那裏接受改造的學員有數十萬人。1971年“九·壹三事件”後,《人民日報》刊發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於是,“解放”了壹大批老幹部和專家教授。隨著他們的返城,五七幹校也漸趨衰落、冷清。但誰也不敢貿然撤銷;仍有壹批人滯留在此。大多數地方,則把“五七”幹校當作讓幹部輪流去勞動、學習壹段時間的場所。當全國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評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運動時,各地的“五七”幹校則成了辦應景學習班的場所。平時只有看守房舍和農具。直至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地此類幹校方陸續宣告正式撤銷。
這類幹校壹般選址在偏遠、貧窮的農村。去幹校的人被稱為“學員”。無論資歷深淺、品級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戰士”。他們中間有機關幹部、大大小小的走資派、科技人員、大專院校教師、反動學術權威……有的還拖家帶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給城裏或家鄉的親友代管。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國作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等單位,連老弱病殘除外的政策也被置於不顧,統統攆進幹校;年紀最長的有七十(俞平白)、六十(冰心、陳伯翰等)以上的人,喪失勞動力的、體弱的、深度近視的人就更多了。他們被不分年齡、性別,統統按照軍隊編制,編到劃定的連、排、班去,由軍宣隊的軍人或工宣隊師傅管理。
他們被規定過軍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須整隊呼口號,唱語錄歌;要“早請示、晚匯報”,例行性地壹日數次集體齊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甚至參加野營拉練。他們的學習內容是體力勞動:種田、挑糞、養豬、做飯、挑水、打井、蓋房……要求自食其力。有的因不堪重負,被勞累折磨誘發的疾病致死。
在各單位群眾中派性鬥爭嚴重的情況下,幹校被當作迫害異己、懲治走資派和知識分子的場所。這裏也搞政治運動,如抓五壹六等;同樣的激烈、揪心,人人自危。但總的說,前緊後松。1975年姚文元挨批評後預感有不祥降臨時說:虧我身體還好,擠擠公***汽車,到五七幹校勞動都還行。
幹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藥味略淡壹些。與文革初期的群眾性批鬥相比,到幹校相對是壹種解脫,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雖然仍有批鬥等進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數不再是急風驟雨式的了。能成為“光榮的”五七戰士,已經屬於候補被解放者或準被解放者了,並非所有人都有這樣的資格。對那些轉到幹校來的右派而言,這裏的環境比他們過去的生活甚至還有所改善——因為這裏的生活條件和待遇並不算太惡劣,甚至勞動強度也略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