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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幹校是中華人民***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精神興辦的農場，是集中容納中國黨政機關幹部、科研文教部門的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幹校”是“幹部學校”的簡稱。名實相差懸殊。被《“五七壹”工程紀要》稱為“變相勞改”的場所。
1968年5月，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紀念《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在慶安縣柳河辦了個有500名省直機關人員參加勞動鍛煉的農場。同年10月5日，《人民日報》以《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經驗》為題，用壹整版篇幅進行了報道，並在配發的編者按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壹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該這樣做。”此後全國各地競相仿效。
包括中***中央、國務院等大批中華人民***和國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5所五七幹校，先後遣送、安置了10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千名知識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縣辦的五七幹校更是數以萬計，在那裏接受改造的學員有數十萬人。1971年“九·壹三事件”後，《人民日報》刊發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於是，“解放”了壹大批老幹部和專家教授。隨著他們的返城，五七幹校也漸趨衰落、冷清。但誰也不敢貿然撤銷；仍有壹批人滯留在此。大多數地方，則把“五七”幹校當作讓幹部輪流去勞動、學習壹段時間的場所。當全國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評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運動時，各地的“五七”幹校則成了辦應景學習班的場所。平時只有看守房舍和農具。直至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地此類幹校方陸續宣告正式撤銷。
這類幹校壹般選址在偏遠、貧窮的農村。去幹校的人被稱為“學員”。無論資歷深淺、品級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戰士”。他們中間有機關幹部、大大小小的走資派、科技人員、大專院校教師、反動學術權威……有的還拖家帶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給城裏或家鄉的親友代管。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國作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等單位，連老弱病殘除外的政策也被置於不顧，統統攆進幹校；年紀最長的有七十（俞平白）、六十（冰心、陳伯翰等）以上的人，喪失勞動力的、體弱的、深度近視的人就更多了。他們被不分年齡、性別，統統按照軍隊編制，編到劃定的連、排、班去，由軍宣隊的軍人或工宣隊師傅管理。
他們被規定過軍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須整隊呼口號，唱語錄歌；要“早請示、晚匯報”，例行性地壹日數次集體齊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甚至參加野營拉練。他們的學習內容是體力勞動：種田、挑糞、養豬、做飯、挑水、打井、蓋房……要求自食其力。有的因不堪重負，被勞累折磨誘發的疾病致死。
在各單位群眾中派性鬥爭嚴重的情況下，幹校被當作迫害異己、懲治走資派和知識分子的場所。這裏也搞政治運動，如抓五壹六等；同樣的激烈、揪心，人人自危。但總的說，前緊後松。1975年姚文元挨批評後預感有不祥降臨時說：虧我身體還好，擠擠公***汽車，到五七幹校勞動都還行。
幹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藥味略淡壹些。與文革初期的群眾性批鬥相比，到幹校相對是壹種解脫，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雖然仍有批鬥等進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數不再是急風驟雨式的了。能成為“光榮的”五七戰士，已經屬於候補被解放者或準被解放者了，並非所有人都有這樣的資格。對那些轉到幹校來的右派而言，這裏的環境比他們過去的生活甚至還有所改善——因為這裏的生活條件和待遇並不算太惡劣，甚至勞動強度也略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