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背後有壹個頗有傳奇色彩的故事：20世紀20年代末，東京有壹位華人富商叫蔡智堪，蔡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早年曾參加過同盟會，曾多次把自己在與日本上層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過好友、張學良的秘書王家禎傳達給張學良。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禎的密信，希望能設法弄到《田中奏折》。蔡智堪從日本政壇少壯派政友會與元老派民政黨的矛盾入手，了解到元老派對少壯派的囂張氣焰十分不滿，有意通過向外泄露少壯派政府的計劃來挫壹挫他們的銳氣。蔡便向元老派代表人物宮內大臣牧野仲顯提議，由自己把這份絕密材料向外公布。在壹個深夜，蔡化裝成壹個補冊工人，潛入皇宮書庫，用透明的繪圖紙蒙在《田中奏折》上，將長達67頁的奏折描摹下來，送給王家禎。王家禎接到奏折後立即找人翻譯並呈報給張學良，張指示印制200本分給東北軍政要員，並給南京政府送去4本。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予我。”《田中奏折》繼承了明治時代大陸政策的基調，但更為狂妄，“使世界知東亞為我之東亞而不敢向我侵犯”，因為此時，日本已經在“滿蒙”經營了十幾年。
1905年結束的日俄戰爭鞏固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既得利益，也是日本人有步驟向中國東北和內蒙古輸入移民和殖民經濟的開始。最初輸入到中國東北的日本移民以退伍軍人和武裝農民為主，其目的是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為關東軍提供情報和後援，操縱地方勢力，抵擋蘇聯的南進。後來擴展到普通的農民。到“九壹八事件”前夕，東北的日本移民數量已達23萬。投資方面，據《田中奏折》自曝，日本通過設立“南滿洲鐵道會社”，“借日、支***存***榮之名”，在東北投資鐵道、海運、礦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達4.4億日元。
這些到別的國家開疆擴土、積累財富的日本移民從壹開始就麻煩不斷。最初是不適應東北的寒冷氣候，加之物資匱乏，移民的動搖和抵制事件時有發生。“當滿洲的日本人發現自己正在成為中國愛國主義的靶子時，形勢變得更加嚴峻了。到1931年，滿洲的對外事務已經被置於南京的控制之下，東三省成立了新的運輸委員會，計劃建立壹個統壹的鐵路和電訊系統……中國人熱心於修築自己的鐵路以削弱南滿鐵路，開發葫蘆島港與大連抗衡，並通過拒絕延長租借地或阻止本國勞工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礦業和林業。”——《劍橋中華民國史》對於當時東北形勢的描述與《田中奏折》流露出的緊張情緒是吻合的：
“無奈歐戰以後，外交內治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起而步入我後塵，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有得寸進尺之勢。進展迅速實令人驚異。”
“日俄戰爭所得之南滿利益，亦因九國條約而大受限制。因而我國人民不能源源而進，支那人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東三省，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人左右。甚至威追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剩余之八十萬民，無處安身。”
“支那人日就覺醒，雖內亂大正之時，其民眾尚能精勤不息，模仿日貨以自代。因此，頗阻我國貿易之進展。”
1927年，發生在千裏之外南京北伐革命軍武力回收英國租界的“南京事件”催生了《田中奏折》。日本人為“南京事件”專門召開了11天的“東方會議”。“東方”即中國，這種地理方位錯亂的稱呼基於這樣的觀念：“日本在地理上屬於東方，但在政治上屬於西方；日本人在外表上看屬於東方人，而在內心的精神上是屬於西方的。”日本人把“南京事件”和自己在“滿蒙”的殖民經營受阻聯系在壹起，他們將這視為壹個危險的信號。
“東方會議”制定的《對華政策綱領》是日後直呈日本天皇的秘密奏章《田中奏折》的藍本。
退出國聯，不瘋不罷休
4年之後，《田中奏折》中早已被披露於天下的陰謀被關東軍先斬後奏，變成了事實。“九壹八事變”給當時的國際社會出了壹道難題：該如何應對身為國際聯盟成員而悍然武力入侵別國的日本？
事件爆發的初期，國聯派出了調查團。“日本蔑視為繼續保持其國際主義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議”，1932年1月，關東軍占領了錦州，海軍陸戰隊在上海登陸，3月宣布“滿洲獨立”。日本大言不慚地宣稱，滿洲是“世界上沒有分裂和剝削的地方”。
這種說法和日本國內日漸聒噪的“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義)遙相呼應。“日本為積極發展自己而發動的戰爭是正義行為，並非單為私利私欲，如同其他民族為促進覺醒、沖破現狀、排斥占據者和侵略者的自我行動被視為正義的行動壹樣。正如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是因這種非正義的差別才發生的壹樣，國際間屬於正義的戰爭也都是為了改變非正義的差別才發生的。英國是跨越全球的大富豪，而俄國是北半球的大地主。對於以散沙般的島嶼為國界，在世界上屬於無產者的日本而言，難道沒有在正義的名義之下，為奪取由它們所獨占的土地而發動戰爭的權力嗎？”做出這番驚人之語的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狂人北壹輝。
當年鹿鳴館裏緊隨歐美老師之後的謙卑小學生之所以變得這麽強硬，在法西斯意識不斷膨脹之外，也有其經濟基礎：在1929年到1932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建立在金本位以及商品、資本自由流通基礎上的國際經濟體系迅速土崩瓦解——日本人看不出有什麽理由再看別人的臉色，1933年，緊隨德國之後退出國聯。
在另壹條戰線上，軍國主義文人們繼續繁殖他們的理論。日本國內宣傳進入“非常時期”，純文學作品被視為有閑文學急劇壓縮；報紙常因為違反“戰時宣傳條例”而“開天窗”；電臺裏連篇累牘地通報“皇軍”的神勇。很多在日本享有盛名、在中國也廣為人知的作家和藝術家，諸如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黑澤明都曾是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吹鼓手。
至此，軍國主義已經在日本的國內政治和對外關系中完全占了上風，軍國主義的日本走上了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