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文帝面前，楊光總是裝出壹副壞脾氣，勤政賢德的樣子，當時被稱為仁孝。當他外出打獵下雨時，他的士兵給他壹件雨衣，但他說:“士兵們都濕透了。我怎麽能壹個人穿這件衣服呢？”
為了得到王位，他偽裝了真實的自己。到他登上皇帝寶座時，外界的壓力和約束已經消失，自然界中被壓抑已久的“激進因素”變得不可阻擋。沒有任何約束的權力強化了他的政治虛榮心，同時也助長了他內心的浮躁感。在這麽大的舞臺上，他演戲的欲望更加強烈。他繼續扮演壹個虛假的自我，壹個超出他能力的自我，但此時觀眾從僅僅兩個“雙聖”擴大到全世界的人。
沿路的樹都被絲綢包裹著，但有些人沒有衣服穿。
楊光即位之初，隋朝的經濟指標和人口增長都呈上升趨勢。楊光自視甚高，認為自己既然能成為世界的領袖，自然就能淩駕於眾生之上。
他曾誇口說:“全世界的人都認為我能繼承王位只是因為我出生在王室，我在全世界都有。但是如果讓我和那些知識分子壹起競選皇帝的位置，我就是天子了。”
沒當過皇帝的人無法想象登上皇帝寶座是什麽感覺。壹句話改變壹個人的命運，壹句話改變理想城市的命運。權力越來越大，要處理的事情也越來越多。登上王位的楊光意識到了權力帶來的眩暈。
隋朝的財政制度是藏富於國，導致官僚資本大量積累，而老百姓的生活卻異常艱難。據史料記載，大業六年(610)正月十五，楊光在東都洛陽舉行了盛大的節日慶典。西方陪同他訪問北京的各國使節和商人有幸目睹了帝國的強大和財富。來自全國各地的5萬多名音樂家聚集在杜東皇城外的丁丁門大街，喧鬧了半個月。
除了炫耀他的精神文明，楊光也炫耀他的物質文明。杜東的市場被整修壹新，以便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參觀。即使是那些成本低收入低的菜販，也要在自己的店裏鋪地毯。世界各地的顧客路過酒店，都會被拉進來喝幾杯。喝完之後，他們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不付錢。老板們說:“我中原有錢，老百姓在酒店吃飯不需要錢。”
喝完後，胡人的臉上充滿了懷疑。他們跌跌撞撞地走出酒店，撞到了公路的主幹上，但他們並沒有感到任何疼痛。半醉半醒的時候，我擡頭壹看，路邊的樹都被絲綢包裹著，極盡奢華。胡商看不懂展現的大國奢華風範。他們轉頭問身邊的中原朋友:“妳們有些人連衣服都買不起。為什麽不把這些裹在樹上的絲綢拿去給他們做衣服呢？”這句話極具諷刺意味。
楊光在形象工程建設上花了很多錢，百姓苦不堪言。
登基後，楊光急於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他的“聖王生涯”。他認為，壹個皇帝如果能在他統治的時代迎來四大外賓、各國來韓的盛況，就能說明這個皇帝達到了壹個聖人的標準。壹方面，楊光發動對朝進攻，實現“四夷為賓”的霸權；另壹方面，還修建了東都，挖了運河，修了長城，開了路，在形象工程建設上不惜血本。
按照中國人評判歷史的標準，楊光的偉大作品不是壹個安於享受的皇帝願意做的。無論出於何種考慮，中華帝國都以壹種另類的姿態傾向於楊光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壹顆浮躁澎湃的霸主之心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對於詩人楊光來說，他想建立自己的烏托邦世界。然而，對楊光皇帝來說，這是壹個宏大而艱難的命題，他沒有能力處理好個人英雄主義與後代成就和人民幸福之間的關系。建東都，為了證明自己是權力正統的核心；修建長城，是為中華帝國築起堅固的屏障；修建運河是為了連接南北水運的血管；征服朝鮮是“聖王產業”遊戲中最重要的壹步棋，也是楊光操作皇權的制勝壹招。
天下太平，國力強盛的時候，用這麽大的工程來裝飾盛世的繁華，是當權者的慣用手法。如此集中、大規模的持續實施這些形象工程，短時間內幾乎把全國人民都集中到了勞動現場。
從即位的那壹刻起，楊光就致力於建設壹條龐大的勞動生產線。中國的疆域就像壹個巨大的勞動力競爭場。他讓自己的帝國陷入了無休止的爭鬥，人民在無法承受的生活重壓下掙紮。
據史書記載，楊迪統治時期最著名的三項工程是:大業元年復東都洛陽，共耗時十個月，每月雇傭兩百萬工人；大業三年修長城，賺了壹百多萬。大冶元年至大冶六年，修建大運河，累計用工300多萬。
那麽，大業時期人民的負擔到底有多重？歷史學家胡如雷曾經做過壹個估算。從仁壽四年(604)楊迪登基，到大業八年(612)第壹次遠征朝鮮，這八年間，隋朝共上馬22項重大工程，總人力達3000多萬。楊迪統治時期，全國人口只有4600萬，但在8年時間裏，就業人口超過3000萬，年均勞動力約400萬，接近總人口的十分之壹，幾乎是全國男性的總數。那些罪在當下、利在千秋的偉大工程，在當時看來都是浪費生命和金錢。
為了實現他的聖王生涯，楊光讓整個帝國陷入了全民皆兵、全民皆仆的瘋狂狀態。再加上多年的自然災害，尤其是山東和河南，洪水成了問題。中國自然災害對農業社會經濟的破壞往往是不可挽回的致命傷。
中國季風氣候極不穩定，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每年都有局部災害發生。更有甚者，當時的情況是“男丁不出錢，女丁開始伺候”，男丁被帶去參加對外戰爭或直接送到帝國工地當民工，導致“百姓困頓貧困，財源枯竭，不能安居，死得急，但掠奪仍曠日持久，於是開始群起為盜”。換句話說，為了生存，很多人被迫成為土匪，冒著生命危險通過非法手段獲取血酬來維持自己的底線。
民怨沸騰，那些有壹點民本思想的皇帝要警惕了。他們經常調整政治策略，以達到休養生息的目的，暫時緩解緊張的帝國神經。然而，對於自視甚高，壹心只想早日實現聖王目標的楊光來說，不但沒有收斂的跡象，反而愈演愈烈。事實上，他並不想讓全世界的人都不高興。在他的利益算計中，那些掙紮在底層的人的生死與他的千年大業壹起權衡，根本不算什麽，只是體力勞動的工具，兵役的武器。
老百姓都在掙紮求死，各地的局勢已經是沸沸揚揚，到處都是揭竿而起的人。然而，楊光仍然沈迷於他的英雄夢，無法醒來。反叛，在楊光看來，只是壹個清除民怨的渠道。不可能是氣候造反，也經不起帝國軍的溫柔壓力。
君臣之間沒有信任，官員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小人物不怕，那些寄生在權力機器上的官僚才是最難伺候的人。
楊光生性自負多疑，尤其是對朝廷中與他政見相左的人。他曾對大臣余士奇說:“我自然不樂意進諫。如果我期待成名，我是不會容忍的。”至於卑微的人，雖然不那麽寬大，但也不至於趴在地上。妳知道的！“換句話說，我天生討厭別人的建議。如果妳已經身居高位，還想通過出謀劃策來博取美名。如果我不能容忍妳，我會當場殺了妳。如果妳是壹個卑微的人來給我提建議，我可能會寬大壹點，但我終究不會讓妳在這個地面上站太久，我終究會殺了妳。
盡管在此之前，楊迪皇帝已經按照“死兔死狗不可烹”的皇帝法則，清除了所有可以清除的政敵。但隨著朝鮮東征的失敗，國內矛盾日益緊張，權力結構內部不穩定的利益鏈也出現了松弛和斷裂的跡象。
君臣之間沒有信任，官員不是朋友就是敵人。誰能拯救帝國免於崩潰？
在國內外局勢迅速惡化的情況下，隋朝與即將崩潰的權力體系發生了碰撞。在經歷了零星的騷亂和搶掠後，對皇權鬥爭不滿的楊玄感向豫北的溧陽進發。此人是隋帝國的社會精英，與皇室關系疏遠。他的父親蘇陽是隋朝的開國元勛，也是隋文帝最信任的大臣之壹。在楊光遠征朝鮮之初，楊玄感是禮部的官員，他負責監督隋軍主要補給基地溧陽的軍需運輸
613年初，今天的山東省連續爆發農民暴動。楊玄感利用朝野對朝鮮戰爭的普遍反對和對楊迪皇帝本人的極度不滿，召集叛軍，向東都洛陽進軍，並圍困了洛陽。楊玄感喊出了“為天下解燃眉之急”的口號，很吸引人。當時他隨大流，隊伍迅速擴大。
叛亂來得快去得也快，前後只持續了不到兩個月就被宣布失敗。楊玄感也落得個家破人亡，頭破血流的下場。火已經引燃了幹柴，不可能自動熄滅。中華帝國硝煙彌漫，各種未經證實的謠言和有目的的預言在權力系統和民間流傳，成為潑灑在幹柴上的燃料汽油。隋文帝時期，“李當皇帝”的神秘預言又被炒作起來。這個神秘的預言讓皇帝和他的權力支持者們談虎色變，尤其是那些姓李的，每個人都害怕自己。當然這也包括李淵，壹個站在帝國角落裏，沈默了半輩子的貴族官員。
楊迪的大規模建設和對朝戰爭將壹個風起雲湧的帝國拖入了死亡的泥潭。
各地叛亂風起雲湧，數百名大大小小的叛亂分子投身於帝國利益的再分配。而這些起義軍有壹個* * *行動綱領，那就是以反對重徭役和兵役為號召。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沒有什麽新鮮的。新制度的萌芽，往往是以反對重徭役為基礎的。當新制度變成舊制度，沈重的徭役就會成為壓彎舊制度的最後壹根稻草。
山東軍歌王波提出“遼東若亡，何以傷頭？”歌詞壹唱，“逃避征兵者，歸故裏。”換句話說，他們反對楊光去朝鮮打仗，把他們當炮灰。
李密的瓦崗軍，在楊光戰役中，列舉了許多楊光不死而不能謝天下的罪行，包括“廣設池臺，多營設宮觀，鋪金鋪玉，設青廟”。為了滿足自己奢侈的生活，楊光把所有的精力都獻給了整個國家，消耗了全世界的財富。可見，在反隋隊伍中，為了逃避征兵而加入反政府行列的，主要是掙紮在社會底層的人。《隋書》記載:“魯賊無資源，十家之財，故無滅秦、叛漢之誌！都是貪得無厭，生活不堪，饑寒交迫，救普。“其實隋朝的國庫並沒有空，是百姓窮到連最基本的生存都維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