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輪全球經濟危機中，江蘇蘇南地區外貿企業倒閉數量遠遠少於浙江和廣東。但浙江外貿民營企業在開拓新興市場等方面的活力，卻讓外資裹挾下的江蘇和廣東側目。中國外貿的外資和民資，需要互補“短板”，迎來壹場要變換的方陣大浪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
產業結構不同、發展策略迥異的中國沿海省份，在金融危機中的外貿抗風險能力表現相差甚遠。
蘇南外企獨大的外延式開放經濟，和浙江民企為主的內生性開放性經濟，再到廣東局部地區形成的外企、民企在壹定程度的混搭式開放型經濟,為研究外貿結構的調整提供了鮮活的樣本。
本報記者調查了中國沿海經濟地帶中最有代表性的廣東、江蘇、浙江這三個省份分別占據中國外貿規模的26.7%、15.3%和8.2%，上海在全國外貿中排名第三，但由於上海的貿易結構中有較多的轉口貿易成份，未納入考察?C?C在金融危機中的外貿表現，探究其背後的產業結構推手及產業升級路徑。
壹個有趣的現象是，開放程度越高的地區，抗金融危機的能力反而更強。壹個直觀的例子便是，以外資企業為主、產業層次更高的蘇南地區，企業倒閉數量遠遠少於浙江和廣東。而金融危機，反而在客觀上延緩了外企撤離步伐。
但在硬幣的另壹面，民企在開拓新興市場等方面所展現出來的活力，卻讓外資裹挾下的江蘇和廣東垂涎不已。
靠外資、民資兩條腿走路的口號在各地已經響徹多年，但在沿海經濟地帶中真正實現者，仍然寥寥無幾。這背後的路徑依賴痕跡和擠出效應，尤其值得關註。
有關於長三角、珠三角各省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之爭，已持續經年，而本次金融危機，是壹個檢驗，也是壹個重要的節點。
在過去多年間，生活在昆山的臺灣人李仁祥壹直不停地幫臺商操辦各種新工廠開業，他是臺灣漢邦企業管理公司的董事長。
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李仁祥已經半年沒有接到壹家新工廠開業的業務了。他靈機壹動，打起了金融危機的註意，開始增設協助臺商關閉工廠的業務。但讓他感到意外的是，雖然臺商們公認這次金融危機的強度前所未見，但真正申請關廠的臺資企業，仍然屈指可數。
“目前倒閉的多半是壹些財務杠桿運用過多的中小臺資企業。大多數臺資企業都能夠順利挺過這壹難關。”李仁祥琢磨著，雖然裁員目前在昆山的臺資企業裏是普遍現象，但這壹輪金融危機中倒閉的臺資企業還真不多見。
仁寶電腦管理部的部長李紅梅告訴記者，昆山的臺商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比想象的要好很多。她舉例說，像仁寶這樣的代工巨頭，並沒有出現大規模裁員的現象，上下遊配套廠商也很少聽說經營難以為繼。
根據當地有關部門的統計，2008年，昆山倒閉的企業壹***只有37家，其中臺資企業22家，大多屬於中小規模配套企業，而昆山是江蘇加工貿易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2008年12月初，蘇州外經貿局派出的壹支高規格考察團在奔赴廣東、浙江參觀訪問後得出結論：“經濟結構優、產業層次高的地區表現出了良好的抵禦能力和發展後勁。”
這樣的結論絕非偶然。
2008年11月、12月及2009年1月，江蘇的加工貿易進出口分別負增長15.6%、17.8%、37.8%。相比起廣東、浙江，雖然蘇南的外貿進出口數據下滑厲害，但蘇南企業的生存危機，並沒有珠三角和浙江那麽強烈。
來自廣東省經貿委的統計顯示，僅2008年1-9月全省企業關閉總數為7148家。從地區看，東莞市關閉企業最多為1464家，此外，深圳704家、佛山526家。而10月壹個月廣東省停產的中小企業數量就達8513家，大於前三季度總和。
廣東省中小企業局局長劉煥泉表示，這些關閉的企業涉及紡織服裝、五金塑料、電子產品、陶瓷建材等行業，多為傳統型、低技術、高能耗。
而這其中，港、臺資企業又占據了廣東企業總量相當大的比重。
來自廣東省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廣東省外商投資和港澳臺投資企業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總數的42.8%，工業總產值占61.1%。而中小企業占廣東省各類登記企業99.8%以上。
此外，市場過度集中是廣東外貿迅速回落的重要因素。美國作為廣東省第壹大出口市場，2008年廣東省對美國直接、間接出口占廣東省出口總值40%左右。
勝負，或許早在10年前就已埋下伏筆。
通過上壹輪的密集招商引資，蘇南在很短的時間內確立了自己在先進制造業上的領先地位，奠定了其較優的產業結構，雖然對外依存度極高，但抗風險能力卻反而較強。
目前在蘇州的外貿結構中，電子產品、光學、檢驗、醫療設備，化工產品等技術含量較高的品類占了絕大部分比重。相比之下，紡織這樣的傳統產業所占比重已經下降到5%左右。
“蘇州的先進制造業，雖然有許多關鍵技術仍然被外商掌握，但就其本身的制造工業水平來說，仍然比傳統行業高出不少，而且正越來越高。”南京大學國際貿易系主任張二震表示。
目前，江蘇機電產品的加工貿易增值率（加工貿易出口-加工貿易進口]/加工貿易進口）已經由2004年的23.2%提升至2007年的70.7%?C?C該指標顯示近年來江蘇生產加工環節的附加值程度明顯上升。
李仁祥至今記得多年前臺商剛到東莞時的情形，“那裏給人感覺很像壹個‘牛仔社會’，生機勃勃卻有些雜亂無章，政府服務意識較差，讓臺商很難有歸屬感。”
後來，大批臺商來到位於上海附近的昆山。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整治下，投資環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C?C這裏的大小臺商，有不少人都親自給當地黨政“壹把手”打過手機，大到工廠開辦，小到小孩上學，總能得到完滿的解決。
在很短的時間內，以IT產業為代表的大批先進制造業集聚昆山。昆山的加工貿易，從壹開始就站在很高的起點上?C?C產業鏈更長，制造業水平更高，境內企業本身素質較高，加工貿易附加值也較高。
記者從蘇州市就業促進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獲悉，雖然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蘇州自去年10月以來出現了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但是隨著部分加工貿易品種出口退稅率上調、外資企業訂單回暖等因素，春節後蘇州的用工需求再次變大，局部地區和企業甚至出現了缺工現象。這在壹定程度上說明，壹旦市場需求回暖，蘇南等地的經濟反彈仍然是非常迅速的。
“這次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來的壹個很重要的現象便是，融入國際分工體系越深入，開放程度越高的地方，反而抗風險能力更強。”南京大學國際貿易系主任張二震表示，蘇南的產業結構是以IT、精密機械等先進制造業為主，產業鏈比較長，形成了先進產業帶的集聚。且外資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強，在短期內不會出現大量倒閉的情況。
對蘇南來說，最大的危機或許來源於跨國資本的撤離威脅?C?C在過去多年間，這種威脅就像壹把懸在蘇南經濟頭上的劍，揮之不去。
金融危機之下，外企會大規模撤離中國大陸嗎？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昆山的臺商驚訝地發現，其實在長三角開辦壹家工廠，其成本已經與臺灣本島非常接近。
臺灣漢邦企業管理公司的董事長李仁祥計算道，上海的房價，已經相當於25萬新臺幣/平方米，而在臺灣第二大城市高雄，房價僅為10萬?C12萬/平方米。同樣飛漲的還有昆山的工業用地，土地日趨緊張的開發區已經容不下壹些投資規模較小的臺資企業。
在臺灣，4000元人民幣就可以招到壹個大學畢業生，而在大陸，這壹價格還不見得能招到壹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
隨著兩岸三通的啟動，壹些新潮的想法在兩岸臺商中激烈討論著。例如，有臺資企業提出將70%的生產工序放在大陸，剩下30%在臺灣完成，然後以“made in taiwan”的標簽出口。
但隨著金融危機的到來，這些想法很可能將在很長壹段時間內只停留在討論階段。
兩年前，當仁寶電腦前往越南勘探潛在的新廠廠址的時候，李仁祥曾經受邀作為顧問壹同前往。
“臺灣的代工業永遠是跟著龍頭企業走，如果仁寶這樣的龍頭搬走，將會帶走壹大批臺資配套廠商。”李仁祥分析道。
然而事後證明，仁寶的做法僅是“做給大陸政府看的”，意在以搬走為籌碼，在長三角換取更多的政策。
“如果妳親自去越南這些地方考察壹下，其綜合成本不見得比昆山低多少。”李仁祥表示，越南的基礎設施較差，例如通訊成本，比大陸高出許多，“臺商開個電話會議就要花很多錢”，且越南的建築成本、物流成本也相對較高。2008年越南自身爆發金融危機後，更是讓很多臺資企業大失所望。
在亞太地區，臺資因為其候鳥般的遷徙習性曾壹度聲名狼藉。過去數十年間，臺灣的代工產業由臺灣搬到珠三角，再由珠三角遷往長三角，此後，有關臺資將由長三角繼續前往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的傳聞壹直不絕於耳。
有關臺資的每壹次風吹草動，都會在蘇南引起壹陣不小的騷動。在臺資大規模進入昆山的時候，就有人預言，壹旦外資大規模撤離，對當地經濟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然而，經過多年的發展，昆山已經在深層次上嵌入了臺商的生活。且臺商主要的客戶都集中在昆山附近，“這裏已經成了臺資企業的運作中心。”李仁祥深有感觸地說。和東莞最大的區別在於，許多臺灣人已經把這裏當作了他們的家?C?C在昆山定居的臺灣人數以萬計。
“當地政府對臺資照顧得很好。”李仁祥說道，這裏的政府甚至幫助臺商操辦喪事，事實上，昆山政府這些年來的多項制度建設，也是在臺商的高度參與下完成的。
尤其重要的是，這裏集聚起了壹條非常完整的IT產業鏈。根據蘇州市外經貿局的壹項調查，外商所需要的大部分零部件都可以在周邊得到配套。
通過多年的“補鏈招商”、“騰籠換鳳”，蘇南的各開發區內已經形成了先進制造業的完整產業鏈。
蘇州工業園區在其最近的工作規劃中，明確突出“高點定位，加大擇商選資力度”。具體而言，就是“強化產業集群招商和產業鏈招商，引進壹批核心零部件和核心配套項目”。類似的語句頻繁出現在蘇州各縣市區的工作規劃裏，昆山正在狠抓“精細化招商”，招短項，將招商重點轉向光電、新材料、新能源等新三大支柱產業及現在服務業。
臺灣104人力銀行提供給本報的壹份報告顯示，在金融危機中，越來越多的臺資企業開始轉做大陸內需市場。壹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臺資企業的用人開始更加本土化，以增加對大陸市場的了解。
和外企的雙重危機體驗相比，民營企業在金融危機中也有著較強兩面性表現。這在民營經濟主導的浙江表現得尤為明顯。
僅就外貿數據而言，浙江著實讓“兄弟省份”羨慕不已。
2009年1月，全國外貿出現歷史罕見的大滑坡，全國進出口負增長29%。其中，廣東、江蘇和上海的進出口總額分別下降31.1%、32.2%和29.5%，而浙江僅下滑17.4%，其進出口額衰退遠慢於全國平均水平。
2008年，在商務部喊出“進出口增長15%是底線”的目標時，長、珠三角外貿大省中只有浙江以19.4％的全年增長實現。相比之下，2008年廣東、江蘇、上海進出口增幅分別僅為7.7％、12.2％、13.9％。
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浙江省外經貿廳廳長金永輝將浙江外貿的相對穩定歸結為“浙江民營經濟的活力、先進制造業的活力、塊狀經濟的活力都還在，制度的優勢仍然明顯。”
金永輝列舉了壹組數據證明這壹結論：2008年全年，民營企業在浙江出口中的比重已經提高至51.5%，比2007年度提高了3.3個百分點?C?C而在2001年入市前後，浙江出口中民企所占比重還只有百分之十幾。目前，浙江已經成為了民營企業出口最多的省份。
但這只是硬幣的壹面。
金融危機爆發前後，浙江出現了壹定範圍內的企業倒閉潮現象，各地有關老板“跑路”的消息不斷傳出。根據浙江省工商局發布的最新民企生存狀況報告，2008年***有2.2萬家浙江民企註銷，死亡數創下6年來最高。
在經歷了華聯三鑫的期貨巨虧事件、紹興紡織巨頭的關聯擔保案和溫州高利貸逼債風潮之後，浙江經濟社會的穩定帶受到不小的挑戰，當地媒體上充斥著浙江老板自殺、逃跑的報道。而飛躍這樣的行業巨頭的轟然倒下對當地經濟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
目前，在浙江的出口結構中，高新技術產品占比僅為6.87%，機電產品占比僅為44.12%。而江蘇分別為43.8%和74.4%。與此同時，浙江紡織服裝出口占比高達27.39%。
相比之下，蘇南以外企為主的經濟結構表現出了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昆山臺商的資金自有率很高，這是他們抗風險能力強的壹個重要原因。”廈門大學臺灣經濟研究所教授李非分析道，臺灣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是非常困難的，所以臺灣企業常常將自己在臺灣的家當拿來投資，借貸很少，財務杠桿運用也不多。
此外，臺商已經經歷過多次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危機，應對危機相對成熟。相比起浙江的民營企業和廣東的低端加工企業，以代工為主的昆山臺商的壞賬很少，資金周轉率較高，這讓他們能夠堅持更長時間。
因此，在昆山的臺商聚集區，雖然裁員減產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但企業大面積倒閉的現象，則並未出現。
然而，浙江國際貿易研究中心主任張漢東認為，浙江幾乎所有企業的倒閉都可以歸結到壹點：資金鏈斷裂，而這與外需市場的不振其實沒有必然的聯系。“這些企業倒閉並不是簡單因為沒有訂單，而是國家宏觀政策的緊縮。”張漢東說。
“歷次宏觀調控，浙江的民營企業都是受傷害最深的群體。”張漢東表示，雖然企業倒閉有企業自身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原因”。2007年底開始的那輪宏觀調控過於密集，沒有考慮到企業的承受能力，而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歷來都是國家信貸緊縮的最大受害者。
浙江大學國際貿易系副主任黃先海則指出，浙江民營企業素來就有小、散的特點，其抗風險能力自然有限。“然而，許多浙江民企只是暫時停業，在經濟恢復的時候，企業又很快冒出來，這本身就可以理解為壹種抗風險的能力。”黃先海說。
黃先海同時指出，雖然有部分浙江民企倒閉，但民企在本次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來的活力也是不容忽視的，
例如，浙江民企所擁有的渠道優勢便是其抗擊金融危機的重要秘訣。
僅在迪拜，就活躍著近萬名浙江商人。而素以闖勁聞名的溫州商人更是活躍在拉美、非洲、中東、東歐各地。黃先海強調，這些商人大多以貿易為導向，四處兜售浙江商品，手法靈活，進退有據。
事實證明，在開拓新興市場方面，這些靈活的營銷網絡是十分奏效的。2008年，浙江對拉美、非洲、大洋洲等新興市場的出口增速保持在40%以上。對俄羅斯、伊朗和印度等國家的出口則超過了50%。
反映在出口目的地上，歐美發達國家在浙江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進壹步下降，這分散了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
此外，浙江企業的海外投資與並購也增長較快，增速在全國占據第壹的位置。雅戈爾、萬向、錢江摩托等都在海外並購了壹定數量的企業。這些海外資產都與國內母公司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等由國內輸出，有效撬動了外貿出口的增長。
浙江嘉利科長期在非洲開拓采礦業務的副總經理徐天江告訴記者，浙江省建行針對在非洲發展的中國企業開發了多項新產品，效果非常顯著。
“浙江省建行的人會三天兩頭的上門了解我們走出去的企業的需求，幫助解決實際困難，要沒有他們，我們許多生意根本就做不成。”徐天江表示。
在廣東，以華為和中興為代表的民營高科技企業在新興市場的崛起和迅速擴張的活力也同樣不容忽視。
剛被派到尼日利亞公幹半年的，負責“廣東-尼日利亞經濟合作區”建設的王海東對記者感慨，“在當地的通訊市場上，華為和中興占絕對的優勢。”
根據華為的數據，憑著高性價比和較優的質量，華為在非洲市場的份額高達44%。市場研究公司EJL Wireless Research的報告顯示，由於2008年基站的需求仍然主要集中在亞太和非洲地區，因此僅在2008年第三季度，全球就有69％的基站合同為來自中國的原始設備制造商所掌控。根據華為的預計，2009年該公司合同銷售額將達到300億美元。
“雖然華為和中興尚未大規模突破歐美主流市場，但在新興市場，華為和中興已明顯擁有較大優勢。”王海東表示。
相比之下，蘇南工業制品的銷售渠道則處處受制於外商，出口市場過於集中在美國、歐盟及日本等發達國家。在歐美人腰包日漸縮水的時候，江蘇的進出口貿易額下降較快。
廣東在這輪危機中，民企和外企處境迥異。
在廣東經濟四小龍中，以南海受的影響相對最小。
2008年南海GDP保持了16.5%的增長，遠高於10.1%的全省平均水平。與珠三角其他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顯得被動的城市相比，南海對其後續發展力量顯得底氣十足。
而這其中，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混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海的傳統的產業結構以民營經濟為主?C?C這種傳統制造業在金融危機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本報記者獲得的壹份來自南海區政府最新的調研報告顯示，2008年南海關閉企業2000多戶。
南海政策研究室主任謝曉雲對記者解釋，“這些深受金融危機影響的中小企業大多屬於南海傳統產業的企業，多為資金力量較薄弱的民營企業。”
不過，外資主導的先進制造業的引入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危機的影響。
“代表南海新發展方向的新產業為南海帶來的經濟效益非常高，他們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受影響不大，也帶動為其配套的企業抗風險能力的提高。”謝曉雲說。
謝所說的新產業，是指兩年前南海開始進行產業規劃和調整，在限制和淘汰壹批高汙染、高能耗傳統產業的同時，引進臺灣奇美、本田變速器，並將廣東高端的金融後臺服務業搬進南海。
“單奇美電子的進駐，就可以帶動起出壹條千億元的產業鏈條。”南海區發改局副局長吳以焯表示。
但值得註意的是，外資引入的產業是南海自己定位的發展新方向，而傳統的民營經濟仍然主要活躍於傳統產業。外資的引入，並不意味著南海最具代表性的民營經濟的淡出，“內外資幾乎不構成競爭關系。” 相反，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混合，南海的經濟結構顯得更為全面。
“南海是這壹輪金融危機下，珠三角受影響較小的制造業集中地，”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毛艷華認為，“這壹定程度上也給珠三角其他城市在今後發展的方向上提供了實踐經驗。”
毛艷華說，“以民營經濟起家的南海，由於技術和資金的缺乏，導致其後繼發展力量嚴重不足。南海此前的以民營企業為主的‘專業鎮’也逐漸衰敗。事實上，南海在這些年來，發展速度壹直比東莞遜色。”
“但南海引進多個優質、大型、產業鏈條長的高端制造業項目後，在增強了其後發力量的同時，特別在這次危機中，顯示出其抗風險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毛艷華認為，“此外，這些大型的外資項目落戶後，所帶來的產業鏈也可帶動當地的民營企業發展。”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