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槍洋炮”在被晚清政府推崇的同時，大量貼著“洋”字標簽的事物湧入中國，取代各個領域的“土”事物。中國人開始接受西方的壹些生活方式，進入到士大夫與士紳階層的日常生活，原來的所謂“奇淫巧計”被文人士大夫抵制、批判。在葛元煦的《旅滬雜記》中列舉了大量的上海“洋貨”：東洋車、洋水龍、洋衣、洋皂、洋傘、洋筆等物品成了上海城市居民的日常用品。中國最早也是最大的報刊《申報》更是整版遍布洋布、洋藥等廣告。據說在同光年間，“幾乎沒有壹個中國人家庭不用壹些進口洋貨”。
那麽，遍布晚清民國的“洋”名詞，是如何壹步步從中國人的觀念中消失的？
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的《新民晚報》致力於尋找上海人生活細節中的“崇洋”心理，並加以抨擊：“在殖民地氣息最濃厚的市場上，許多狡猾的商家，為了魚目混珠，常常用英文來做標簽。......在上海各種各樣的補習班中以英文補習班為最多”，“殖民地民族最大的悲哀，莫過於喪失了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洋”的觀念充塞著建國後的每壹個領域，滿足了人們生活的需要，但卻窒息了國家的生產發展。因此，想要發展自己的經濟體系，必然要祛除思想、生活中的“洋”觀念。
例如在《新民晚報》的廣告中出現了兩則香煙廣告，“飛馬牌”和“雙斧牌”香煙，兩個廣告最大的***同點是，包裝盒上沒有壹個英文字，而別的牌子的國產紙煙都是寫滿了洋文。另外，在政策上政府樂意將“洋”從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剔除：“為慶祝中國人民反封建封鎖鬥爭的勝利，深入開展愛國主義宣傳”，工商界決定將過去的“洋燭”改為“礦燭”，《新民晚報》十分樂觀地宣告，這種做法說明中國已經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命運，標誌著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已經死亡。當然，在物質極不豐富的時期，單方面的宣布可能過於樂觀。直到1964年，壹向依賴進口的石油產品可以基本自給之時，報紙上欣喜的說“油”冠以“洋”姓即將永遠被革掉了。
轟轟烈烈地去“洋”、去“殖民”運動，早期似乎是壹竿子全部打到“洋名詞”，但這也帶來了壹個問題：“洋火”我們可以用“火柴”代替、“洋油”可以用“煤油”代替、“洋釘”可以用“鐵釘”代替，這些商品的名稱本身帶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色彩，祛除它們的“洋味兒”色彩十分有必要，但諸如“番茄”、“洋蔥”、“洋槐樹”這些植物類的名稱用什麽代替？亦或“咖啡”、“沙發”、“坦克”等音譯詞有用什麽代替？《新民晚報》認為：洋油、洋布是工業品，這種名詞的出現，既標誌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也標誌著中國工業體系的落後，現在我們已經出現了壹個嶄新的工業體系，洋油、洋布等名詞被取代是理所當然的。而“洋蔥”、“洋槐”只是標識著它們的產地，反映我國勞動人民引進外國品種的成績，算不上“崇洋媚外”，也不能說是壹件不光彩的事情。
當然，“洋味兒”名詞從中國民眾觀念中消失，並不是單單靠著提倡、宣傳改變的。這是在學習和節約的基礎上逐步取代的。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上海“艱苦樸素的風氣逐漸形成，大商店的櫥窗變得平淡無奇。身著西裝的人越來越少，而穿著中山裝的人越來越多。最有抱負的上海人開始學習使用新的名詞，也掌握了人民大眾、幹部的含義。” 社會 觀念普遍認為，壹個人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趣味做到大眾化，就像壹條割不掉的尾巴，而大眾文化趣味是需要通過群體生活培養出來的。
城市民眾如何參與群體生活，那就是通過學習。新中國成立後，“學習”成為壹種新的 社會 風尚，各類報紙紛紛開辦學習欄目，壹些詞匯逐漸進入到百姓的觀念中，甚至在街頭中也隨處可見，批評和自我批評、檢討等詞匯成為日常交流的常用詞。“大家都熱衷於學習，忙於學習，而且在學習中獲得改變，獲得安慰，學習成了與工作同等重要的事情”。通過多種多樣的學習，將新的概念如“火柴”、“鐵定”、“煤油”等詞匯輸入進老百姓的觀念中，並使其接受、使用。
另壹方面，節約觀念也為新風氣的形成做出貢獻。解放前，由於時局動蕩不安，物資短缺，國民黨也曾多次提出節約觀念。有報刊將建國前後的“節約”進行對比：叫窮人勒緊褲腰帶，富人盡情浪費；叫百姓喝粥湯，自己吃山珍海味；表面上裝節約，實際上揮金如土。建國後的節約才是真的節約：老板百姓的生活悉聽自由，不加幹涉，他們自己紙張用了壹次又壹次，壹張信封翻了又翻。這種“利他”思想，將鋪張的 社會 風氣大大改變，許多“洋味兒”產品本身就是資產階級享樂文化的代表，因此在節約風氣盛行之時，這種享樂文化的代表自然而然的被大眾排斥。
“洋油”、“洋火”、“洋筆”、“洋紙”等名詞遠離中國民眾的觀念不是壹個壹蹴而就的過程，前後用了幾十年，直到1990年代，在中國廣大農村和壹些老人的觀念裏仍然存在、使用，而對於新生代的00後與10後，這些名詞或許已經成了 歷史 。但在40、50、60、70、80、90後壹代人眼中，這些名詞或許是回不到的過去，那是兒時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