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384 U.S. 467(1966)）
1963年3月初的壹天，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壹名白人姑娘被壹個帶有西班牙語系口音的年輕人綁架並強奸。通過壹段時間的調查，警察發現了壹名嫌疑人，此人名叫厄尼斯多?米蘭達。 米蘭達出生於壹個墨西哥移民家庭，父親是壹個油漆工。他自幼就不喜歡上學，屬於“經常在街頭混的男孩”，而且多次被送進少年管教機構。九年級的時候，他終於輟學，後來當過兵，幹過雜活。他的工作記錄也不太好，他曾經因為在工作時間擅離職守而被解雇。另外，他還曾因為盜竊汽車而被判刑，在聯邦監獄關了壹年。本案發生的時候，米蘭達23歲。
1963年3月13日，警察逮捕米蘭達後將其帶到警察局，受害人指認了米蘭達。然後，警察將米蘭達帶到審訊室，由兩名警察進行訊問。警察沒有告知米蘭達依法享有的權利。在兩個多小時的審訊時間內，兩名警察使用壹切“合法”的手段迫使米蘭達供認自己的罪行，包括“壹人唱紅臉壹人唱白臉”的審訊策略，並最終獲得了有米蘭達簽名的書面供詞。在那份供詞的上方有壹段事先統壹打印好的文字：“本口供是我自願作出的，沒有威脅也沒有豁免的承諾，我完全知曉我的法律權利，明白我所做的任何陳述都可能用來反對我。”陪審團采納了該口供並做出了有罪判決。米蘭達對判決不服，在政府為其指定的律師的幫助下壹直上訴到最高法院。1966年初，最高法院決定受理該案，並於6月13日以5：4的表決結果作出推翻原判的裁決，裁決中說道：“（a）……(d)在沒有其他有效措施下，以下保障憲法第五修正案的程序必須遵守：在進行任何訊問之前，必須清楚的告知被羈押人：1、妳有權保持沈默，妳所講的壹切都可在法庭上用作對妳不利的證據；2、妳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訊問時有權要求律師在場；3、如果妳沒有錢委托律師，我們將為妳指定壹名律師。 (e)在訊問之前或在訊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想要保持沈默，訊問必須停止；如果他表示想要見律師，訊問必須停止，直到律師到來。(f)在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訊問並且取得了供述，那麽要由政府來證明被告明知且理智地、明智地放棄了律師權。(g) 在被羈押訊問期間，犯罪嫌疑人回答了壹些問題，但沒放棄他的特權，他還可以在後來的訊問中主張保持沈默。(h)給予警告並且放棄權利，是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或無罪辯解具有可采性的先決條件。……”。聞名世界的米蘭達規則就這樣誕生了。
該判決是由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起草的，米蘭達判例也是沃倫大法官做出的最受爭議的判決之壹。也有很多人把米蘭達規則的產生歸咎於這位具有司法改革風格的人物身上。但是，其實米蘭達規則的產生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在18世紀中葉，普通法特別關註被告人自主決定是否作出供述的權利，布萊克斯通告誡道，依照叛國罪律條，‘匆忙作出，缺少保障的供述……不應當采納為證據。’” “然而，到1836年，政策又傾向於采納供述。” 那時采取的做法是，不論是在什麽情況下，只要被控告人做了對自己不利的供述，“壹旦有效證實，無需任何補強便可足以判處其有罪”。 到20世紀早期，可能由於犯罪率的攀升及文化混亂，司法部門更傾向於打擊犯罪。當時刑訊逼供現象嚴重，而法院則放之任之。1936年布朗訴密西西比州 （Brown v. Mississippi,297 U.S. 278,56 S.Ct. 461,80 L.Ed. 682）壹案中，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吊打的方式取得的證言被密西西比州法院作為定罪的依據。到20世紀40年代，警察強制訊問的情況又發生了壹些變化。警察在訊問中，逐漸從折磨、威脅轉向用更潛在壓力的方式給犯罪嫌疑人施加壓力，使犯罪嫌疑人在強迫氛圍中作出不利於自己的供述。因此，聯邦最高法院表現出要制定壹項對供述任意性更明確的檢驗標準。除此之外，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種族問題十分嚴重，並且“最高法院肯定知道大部分關於供述案件的上訴涉及的是黑人被告” ，“似乎聯邦最高法院將限制訊問作為其種族平等工作議程的壹部分” 。“將潛在強迫拿來做更加有洞察力的檢驗標準，應當會對貧窮的、教育程度不高的被告人更有利，因此有助於減輕影響到刑事司法制度的社會及經濟不平等”。 20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聯邦最高法院做出了壹系列有利於被告人的裁定，因此使很多法官對那些受到不公正訊問的被告抱有更多的同情態度。同時，“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總是制造出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有問題的結果。” 因此，最高法院認為他們應該制定壹些規則來規範刑事司法活動。1964年在艾斯考波多訴伊利諾斯州(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S 478 (1964))案件的裁決中，聯邦最高法院第壹次明確說明了絕對的保持沈默的權利，並且強調是否給予並且是正確的給予了告知，強調被告是否已經放棄了沈默權。
但是，實踐表明，該判例“其裁定意見模棱兩可，混亂又受限制的裁定”， 也就是該判例並沒有發生太大的作用。因此，“如果聯邦最高法院想真正對典型的被告人提供保護，它需要更弦易張，做出更大的動作。當然，這劑良方就是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判例”。 因此，1966年誕生的米蘭達規則，不能說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及當時社會現實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