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癥算什麽，我就不當成病。忘我工作，也忘了病痛的折磨。”經歷了17次手術，醫生宣告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文建明居然能夠“死裏逃生”5年。見過文建明的人，都說他不像病人，都想知道他對抗癌癥的秘密。 “我知道他身體有病，壹直叫他去醫院看看，他哪聽啊，總說工作忙。”妻子鐘玉珍介紹，1995年，文建明就查出是乙肝攜帶者，“這哪是病嘛，全國幾億人都攜帶這個，”對於妻子的警告，文建明哪裏聽得進去，“工作忙嘛，乙肝病毒又不要命，妳擔心啥子！”
壹次下鄉的途中，文建明突然流鼻血不止，出血量大得嚇人。幾個基層幹部趕緊護送他到縣人民醫院檢查，因為是鼻腔血管破裂，他這才不得不丟下工作，住院手術治療。出院後的當天，他家都沒有回，就跑到單位去上班了。
2003年，文建明被查出患有早期肝硬化。他依舊每天忙忙碌碌，實在是痛得受不了了，就兩手按住腹部，等那壹陣子痛過後，又堅持上班。
文建明病重的消息，很快被縣上壹位領導知道，領導狠狠地批評了文建明：“莫得身體，妳拿啥子幹工作？”
這壹回，文建明妥協了。丈夫要去南充治病了，鐘玉珍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歡天喜地地將衣裳、棉絮、鍋碗瓢盆，收拾了好幾大口袋。
可檢查結果，卻讓鐘玉珍痛不欲生：丈夫得的是原發性肝癌。
拿著化驗單，鐘玉珍暈倒在醫院過道裏。醫生壹直說是肝硬化，咋是肝癌呢？雙腿猶如灌滿了沈重的鉛，從檢驗室到病房幾分鐘的路程，鐘玉珍足足走了半個多小時。“我躲躲閃閃，他看出了問題，輸完液後直奔醫生辦公室，當看到肝癌的結果後，沈默了很久。第二天早晨起來，雖然沒有說什麽，我卻發現他的枕巾，濕了壹大片……” 2005年11月初，文建明的第壹次手術，在成都進行。“吃過早飯，就進的手術室；下手術臺，太陽都落坡了。”鐘玉珍說，術後右腹腫大，原以為文建明會在病床上呆很久。第二天，他醒來就拔掉身上的管子，“我不缺氧，不要這些。”兩人將他從病床上扶起來，文建明說要到陽臺走走，沒想到摸出手機，竟然在問鎮上的“十好家庭”評選進程如何了，“那壹刻，我真的憤怒了，妳到底還要不要命！我不管妳是什麽鄉鎮黨委書記，什麽國家幹部，我只知道妳是孩子他爸，我的丈夫！”鐘玉珍壹把搶過丈夫的手機，病友們怔然，不知發生了什麽。
手術後的第十天，文建明出院了，“醫生喊我們，回去準備後事，說他這病沒治頭了。”鐘玉珍壹路哭著，乘火車回營山。
“我就不信要死了，妳莫哭。”火車上，文建明安慰妻子。回家第二天，文建明背著妻子，騎上那輛老式28圈的淡綠色自行車，又上班了。城南鎮鎮長白秀華見了，連說幾個“不可思議”：“人家癌癥手術，醫院要呆幾個月，家裏休養壹年半載，他手術後壹周多時間又回來，而且騎車來上班。”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4年來，文建明已經做了17次肝癌手術，“每次只請壹周的病假，就像細娃兒（註：營山方言，就是“小孩子”）趕場壹樣。”文建明說他已經坦然面對死神的威脅，“我最多就是先走壹步，只要活著壹天，就要把群眾的事情辦好。” 那時文建明已是營山縣的知名人物，看到他經常騎著自行車進社區、下農村，好多人懷疑：他到底有沒有病？
2006年4月，城南鎮化育橋社區居民羅洪川出獄，他平日小偷小摸慣了，生活無著落。“試著去找文書記，看看他是不是別人說的那麽好。”
壹天中午，羅洪川來到鎮書記辦公室，踢了幾腳門，旁邊壹名幹部說，文書記在縣醫院輸液，有什麽事下午再來。“老子殺過人、坐過牢，今天見不到文建明，就要殺人。”那名接待他的幹部，撥通了文建明的電話：“小夥子，我也是判了死刑的人，有啥事我們見面再說。”
十分鐘後，羅洪川看見壹名中年男子從的士下來，右手紮著針管、左手舉著輸液瓶，“還裝得像哦。”羅洪川根本就不相信，眼前這名男子患有重癥，開門見山說要錢、吃不起飯。
辦公室裏，文建明安慰羅洪川：“世上沒有過不去的坎。”這時，壹名中年婦女沖了進來：“文建明，妳究竟是要命，還是要工作？”羅洪川後來才知道，中年婦女就是文建明的妻子。“文書記是偷偷溜出醫院的，來見我這個‘二進宮’的人啊！”文建明後來給羅洪川找工作、介紹媳婦，現在小孩已經兩歲多了。羅洪川很感激：“是文書記給了我這壹切，給了第二次生命。” “看到同事，我就來勁，又可以研究工作了。”文建明毫不忌諱說自己就是“工作狂”，喜歡群眾來找他辦事。
不喝酒，不抽煙，不玩牌，平時連電視都很少看。文建明就是兩件事：治病和工作。“病也不當成病，工作忙就忘了，這反而成了治病的良藥。”對文建明來說，對他最大的處罰，就是讓他回家休息，“不工作，好人都要耍出病來。”鎮上建了壹個服務110，群眾有什麽困難，打電話幹部就得到場，身為鎮黨委書記的文建明從不關手機，隨時接聽群眾的訴求。
說起抗癌，文建明又來勁了，“就像研究工作壹下，我也喜歡研究自己的病，自己對藥物的反應。”幾年摸索中，文建明無師自通，研制了壹服“補藥”：人參、黃芪、大棗、當歸、枸杞。“道理很簡單，這都是中藥中的補藥，就綜合在壹起，劑量大小再摸索。”開始將這5味補藥切細，和鴨蛋蒸，發現因時間用火不壹致，簡直難以下咽；後來，將5味藥壹起熬，藥水再煮鴨蛋，效果居然出奇地好。每天早上，鐘玉珍天剛亮就起來熬藥煮蛋，“天天吃稀飯，喝補藥，身體看起來就像常人壹樣。”
騎輛自行車，車兜裏放個藥罐，走到哪兒，都可以喝上兩口——作為全省道德模範，文建明作為報告團成員之壹，在川內巡回做了十回演講，鐘玉珍就跟在壹起，“住賓館都要偷偷摸摸熬藥。”
全國優秀鄉村醫生、營山縣城南鎮村醫侯方傑，曾多次為文建明號脈拿藥，他也曾研究過這名奇特的癌癥病人：不把癌癥當回事，天天忘我地工作，奇跡就發生了。 “就像我經常研究如何對付癌癥壹樣，我也經常研究治理‘機關病’的辦法”，采訪中，文建明多次津津樂道他的土板眼兒，卻能有效整治機關人員的懶和散。“這方法在哪都管用，就是看敢不敢逗硬！”
自制“戒賭牌”全鄉幹部遠離牌桌
這壹塊小小的木牌，20厘米高，正面畫有壹個警鐘，警鐘兩邊各畫壹只眼睛，眼淚汪汪。警鐘面壹男壹女正圍繞壹個“賭”字打架。木牌背面印有《戒賭歌謠》全文，***8句，128字，律詩形式，對仗押韻。營山縣鐵頂鄉部分幹部至今還保存著這塊小木牌。
文建明剛到鐵頂鄉任職不久，發現部分鄉幹部愛好賭博，通過明察暗訪，他掌握了壹些幹部參加賭博的真實情況。壹天晚上，文建明悄悄起床，將幾個打麻將的幹部當場抓獲，集中到小會議室進行壹場別開生面的教育。
給每人發放《戒賭歌謠》，這是文建明自己編寫的，要求參賭人員像小學生那樣，整夜高聲誦讀，不能打瞌睡。第二天中午，幾個參賭人員昏昏欲睡，連連告饒。文建明立即召開全鄉戒賭大會，會上，那幾名參賭鄉幹部先作檢討，每名鄉幹部領到壹塊特制的“戒賭牌”，此後，全鄉幹部遠離牌桌，壹心壹意推動全鄉各項工作。 城南鎮政府大院裏，有壹個很大的綠色郵箱，文建明說它有特別的用處：裏面沒有壹封書信，卻是壹頁頁簽到簿。簽到簿咋會放在郵箱裏呢？“機關考勤很考手藝，咋個科學合理呢？”
買不起指紋機，莫法用指紋考勤；曾用過打卡考勤，代為打卡的現象時有發生……用了幾種很“潮”的新辦法，文建明發現效果都不理想。反復實驗後，文建明又啟用最原始的辦法，像當初那樣簽名報到。簽到簿就放在黨政辦，每天9點前，每名工作人員必須親自到場簽名。沒幾天，黨政辦主任又來訴苦：“文書記，有的來晚了，也要求補簽，都是同事，又拉不下情面！”咋個解決這壹新問題呢？文建明擡頭看見了底樓窗戶上的郵箱，反正也沒用，每天9點鐘，準時將簽到簿塞進郵箱，“鑰匙在文書記那裏，莫法補簽了。”
郵箱每個月開壹次，統計出每名工作人員的出勤率。簽名處監控，避免找人代簽。“這種原始和現代技術相結合的土辦法，根治了長期以來鄉鎮考勤的諸多問題，”文建明介紹，為體現人性化管理，每天上午預留了半個小時的時間，8點半上班，9點簽到都算數。中間臨時有事外出，必須到黨政辦寫明外出事項，以備查驗。 城南鎮二樓文建明的辦公室裏，電視上顯示底樓“村務集中辦公大廳”的每個角落，甚至在墻角的煙頭都清晰可見。村幹部如何為老百姓辦事，壹舉壹動，全在鎮黨委書記文建明眼皮底下。“我主要是監控他們到崗情況，看他們對老百姓的態度，更重要的有壹種威懾感，讓他們認真對待老百姓的每壹件大事小事。”文建明介紹，當初壹些村幹部得知他在二樓監控，跑上樓來和他理論，“這也太侵犯我們的隱私了，壹舉壹動都沒自由！這個違不違法哦？”
文建明搬出自己的土道理：“上班時間，就沒得自己的個人隱私，何來侵犯？難道還想在工作時間，辦公地點耍流氓不成！”村幹部悻悻而去，找不出反駁的理由，只有規規矩矩上班。
去向牌上寫的下鄉，實際上可能在哪家茶樓喝茶了。文建明又是如何監控鄉幹部的“外出”行為呢？“去向牌上，莫煉副鎮長寫的是到保真村，我這兒可以查看他的行蹤”，電腦上，莫煉的手機號顯示他正朝保真村方向移動，“這是移動和電信推出的新技術，用GPS定位鄉幹部的行蹤，”也有鄉幹部強烈抗議，“我只是備查這些人下鄉是不是真實，配合他們在村上用座機打電話，填寫下鄉調研表。這是新技術下的土辦法，管用。沒人敢在上班時間坐茶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