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作為日常生活指導手冊的日歷，是朝廷管控的印刷品。由於它不僅是 婚嫁農作的吉兇預測，還有和風水指導，而所涵蓋的預言性質，對中國的生活和而言至關重要，甚至威脅朝廷的安危……
在兩張長 90 多厘米、高不足 30 厘米的黃紙上，有幾千個細小的漢字、多張表格和圖畫，這些內容被分成三欄，每欄又被劃分成不同區域（見下圖）。這是壹件印刷品。中國在 8 世紀時發明了印刷術。到 877 年，即這件物品的年代，這項技術發展得更為成熟。這是壹件歷日，即日常生活的指導手冊，不僅 年歷，婚嫁、洗頭、農作等重要的吉日和兇日，還有、、風水指導，以及壹些農作大事、天文數據、占蔔預言等。
我們知道這件歷日的其中壹些主要原因。當雕版印刷術被發明的時候，兩個群體迅速意識到這項技術的潛能。經說，復制像或經是壹件大。徒利用印刷術印制經是為了自身，當然暢銷的也讓他們獲利。私人印刷者則主要對經濟利益感興趣，而不是。在當時的中國，更受歡迎的書是歷日（直到現在也是如此）。歷日不局限於識字的人，擁有很大的市場。手工抄寫的歷日費時且成本高，利用雕版印刷則能出更加便宜的歷日，因此私人印刷者數量激增，他們紛紛抓住這個商機。
盡管歷日很受歡迎，但歷日存在風險。要認識這件物品，我們首先需要理解它與當時的關系。
《十件古物中的絲路文明史》，[英]魏泓著，譯，後浪丨與建設出版社2022 年3月版
這件歷日，是介於文學和權力之間的例子。歷日中的文字是有權威性的，但這種權威不同於者或的權勢。它代表的是另壹種權威，即自然秩序，其力量要比世俗者的更強大。占星術則可以將天上和地下的 起來，對中國的生活和而言至關重要。自古以來，中國能看懂星象，會預測日食、月食和彗星等異常的占蔔者和天文學家，都處於朝廷的專門控制下。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些可能會被對手利用，以證明當時的皇帝與自然世界“失和”且不再適合。這種擔憂並非毫無根據，中國各朝代就曾多次被那些自稱執行“天命”的叛亂者威脅。有壹些這樣的人就成功了。東漢末年，黃巾軍聲稱有權反抗，說帝國境內的饑荒和洪水都是皇帝失天命的表現。他們的，最終導致漢帝國的衰敗。此後不久，267 年 了壹項禁令，那些被視為異端的文本，包括讖書。
在早期，皇帝的天文學家已經計算出日歷，或結合陽歷和陰歷“定時”，以決定某壹位帝王紀年從什麽時候開始，並確定壹些周期日，或預測天文大事。有固定季節的陽歷對農民而言是最有用的，因為它給出了春種、收割等時節的日期。但中國將陽歷和陰歷混合起來，主要是將它用作 的調節工具，而不是為了農業生活。日歷是皇權的象征，壹部精準的歷法展示了者完美的道德，並說明者與宏觀世界或整個宇宙的大事相和。因此，制定壹部未經批準的新歷，是壹項性的行為。
傳統認為，之壹部皇家歷法的頒布時間在公元前 2265 年，但現存最早的年歷其年代為公元前 3 世紀。湖北荊州周家臺的壹座秦代墓葬出土了 4 件日歷，年代分別為公元前 213、211、210 和209 年，由木牘制成。木牘是中國在紙發明之前用來圖書的壹種傳統材料。這些日歷還 “日書”，即為特定活動提供吉兇參考的占蔔文獻，以及壹部分與占星術和有關的內容。當時，從低級官吏到貴族精英的墓葬中都有這種日歷。它們為墓主人生前所使用，而它們的隨葬又說明了它們對死者的重要性。我認為，它們是年歷與占星術和其他占蔔術文本融合的開端，這些文本組合在壹起就構成了歷日。
歷日中的十二生肖。大英圖書館 Or.8210/P.6（局部）
最完整的日歷之壹，是寫在壹種更加昂貴的書寫材料—絲綢上的。它被發現於中國南方的馬王堆三號墓，墓葬年代為公元前 168 年，處於西漢時期。西漢在秦王朝滅亡後，經過數年紛爭最終贏得了。而秦始皇在期間做了壹件讓他臭名昭著的事，就是於公元前 213 年下令燒毀秦朝正統思想以外的書，其中包括儒家經典。在漢代，這些經典通過口頭傳播被復原了，由此出現了所謂的“今文經”。“今文”指的是它們的書體，即秦統壹的文字，被人們用來謄寫口頭傳播的文獻。但此時其他文獻也逐漸被發現，如發現於孔子故宅壁間的古文經籍。這些采用的是先秦書體，因此被稱為“古文經”。由此，古文經學今文經學派開始了壹段長時間的爭辯，後者認為古文經實系，的目的是為當時的某種主張提供傳統論據。
當時也很流行的另壹種文獻是讖緯書。讖緯書是對經典的壹種深奧解讀，解釋據稱是經典 中的壹些隱秘預言 ，涉及對數字的含義、吉兇的征兆、天地間的關系，以及對星雲形態、歷史和王朝衰敗的解釋。今古文之爭，還論及經典是不是壹種預言性文本。
公元 9 年，西漢者失去了權力，此時攝政的王莽宣布他的新朝成立。他的較為短暫。公元 25 年，漢王室重新當權，但由於叛亂他們被迫從長安遷到洛陽，洛陽成為黃河沿岸的第二個漢王朝都城。經過叛亂，漢王朝的版圖縮小，者也更加嚴格地推行正統思想，日書等許多之前流行的文本都被認為是在正統之外。文本也由此有了“內”“外”之分。外學文本逐漸以當時流行的文摘形式被組合在壹起，從此時開始內容越來越豐富，包括日書、生肖書、使用不同占蔔的占蔔書、，以及展示家宅更佳風水布局的風水圖。
歷日中的風水圖。大英圖書館 Or.8210/P.6（局部）
黃巾軍之後，漢朝衰落，漢朝的領土被各種時期相對較短的割據。這段時期內，其中壹個晉在 267 年了之壹項 這些流行占蔔書籍的禁令：任何被發現有這種書籍的人，將被判處兩年監禁；任何研究這種書籍的人，將被。然而，此後的幾個世紀內經常有這樣的，這說明禁令並不奏效，同時反映了這類書籍的持續流行。375 年的禁令除限制占蔔和預言書外，還了文獻《》和《莊子》。這項禁令由壹位非漢族者推行，他試圖以儒家學說作為的正統思想，從而使他的合法化。651 年頒布的唐律也有相關規定：“諸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讖書，兵書，七曜歷，太壹，雷公式，私家不得有，違者徒二年。”
皇權試圖控制私人歷日的生產和傳播，但實際上這些文本大量存在。835 年，壹位中國西南（今四川省）的向皇帝奏請：“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歷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歷，其印歷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當時唐朝者隨即頒布，地方私自印刷和持有歷日。從此直到 1900 年，都沒有私印歷日的被發現。雖然這些歷日經常被翻閱，但只能短暫流行。它們的有效使用期只有壹年，隨著新的壹年的到來，舊的歷日就會過時，很可能被丟棄，也可能會被再次利用，比如用作鞋墊、修補，或充當“廁紙”。但 1900 年經洞的發現讓這壹點發生了變化。位於中國西北部的是絲綢之路上的壹座城鎮，遠在唐朝都城千裏之外。經洞中發現的數萬卷文獻大多是經，包括當地的書、已故的私和廢棄的壹般文書。其中還有 世俗生活的殘卷，包括壹些抄本和此處討論的版印歷日。許多抄本是當地的，從它們和其他文獻中，我們可以更多地了解當地占星的生活。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麽這件歷日出現在這裏，並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出自都城長安的版印歷日殘片。大英圖書館 Or.8210/P.12
然而，在發現的這件版印歷日幾乎可以確定不是在當刷的。目前已知另有三塊歷日殘片，其中壹塊殘片的年代暫定為 9 世紀晚期，左邊寫有壹列大字“上都東市大刀家大印”。自 762 年始，“上都”用於指代長安。東市毗鄰長安的衙署和富人居住區，從絲綢之路來的商人則集中在西市，西市所在的地區有許多各的活動場所、旅店、飯莊和酒肆。這件歷日是在這類文本生產的的眼皮底下印制並售賣的，也許還會賣給這些和他們的家人、奴仆。那麽，將出版者的姓名印出來，表明了並不會處罰他們。原因不難辨明，那就是利益。936 年，皇帝下令讓欽天監編纂和印制歷日，並公行。這無疑是在試圖控制歷日的內容，也是提高財政收入的壹個手段。
私人印刷者和買家應該會承擔壹定風險，但被反復強調的條例（953、958、1071、1080、1202 年）和該殘片存在的事實都表明風險的影響並不大，很明顯印刷者還在繼續生產違禁的文本。除了這件已知 都城長安的殘片，作為這壹時期的主要資料 ，其有限的證據支持了中國西南地區有印刷業的觀點。另壹件歷日的殘片標明了年代為 882 年，且有文字“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歷”。從出發，除了東西向的貿易路線，人們還經常取道南北向的路線，最終可到達蜀地，即今天的四川。第三塊殘片的 還不清楚，但內容和結構與本章討論的這件歷日類似，年代為 834 年。
蜀地的版印歷日殘片。大英圖書館 Or.8210/P.1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些文本是違禁的，尤其是在當時唐朝邊疆的人。從 8 世紀開始，唐朝對這片區域的控制斷斷續續，而且比較微弱。此時唐朝發生安史之亂，需要撤回駐邊的，由此吐蕃於 786 年占領了該區域。吐蕃壹直待到了 848 年，盡管把吐蕃驅逐出去的家族聲稱忠於唐朝，但他們與都城和朝廷的 依然時有時無。在 11 世紀中期成為西夏王國的壹部分之前，受到的影響越來越大。當然，這並不是說大多數購買和使用歷日的人，以及歷日的制 把歷日看作壹種的工具，或者帶有相關意圖去使用它們。對於大多數時期的大多數人來說，歷日只是用來輔助日常生活的，並且可以為人們提供他們無法從 或正式權力機構處得到的答案。
盡管歷日中大部分內容是文字，但我們不能認為它是僅供壹小部分完全識字的精英使用的。中國是壹個習慣使用文本的，文本是日常生活的壹部分，甚至對文盲和半文盲也是這樣的。韓森（Valerie Hansen）解釋了契約是如何被廣泛使用的，即雙方會用或其他號來簽名。這些人是壹個龐大的“功能性識字”群體的壹部分，他們可能不會寫字，但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文本，由此“與書寫創造的 絡產生 ”。在契約中，書面文字不僅僅用來表示 權威。用約翰·莫蘭德的話來說，文本在“體現權威和對權威的抵抗中被使用，也可以用來在日常生活中創造意義和建構習慣”。書面文字也有獨立於其字面意思的力量和意義。準文字號、和語，都是具有潛在性和私人用途的表達。契約等 文本的使用，將使用者與其上的 世界 起來，而等文本的使用則將他們與其下的世界 起來，即靈和神的世界。“書寫動作本身”成為壹項禮儀活動。
認為科學和之間存在差異也是壹件誤導人的事。在這件歷日中即天文學和占星術之間的差別。但這並不意味著兩者在中國相差無幾。士大夫階層就公開反對，但如薛愛華（Edward Schafer）所言：“對大多數早期中國人而言，甚至對大多數觀測天象的權威機構而言，天文學並沒有從占星術中分離出來……當然也有人懷疑，但大多數人，甚至包括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仍然相信木星的出現預示著災異的來臨。”經洞中發現的另壹卷文獻，揭示了中國天文觀測的縝密性和占星所涵蓋的更加廣闊的範圍。這卷文獻現於大英圖書館，包括兩份文獻，末尾還有壹幅奇怪的電神草圖。之壹份文獻是根據雲氣形狀所做的占蔔，即雲氣占蔔。它以中國人的為基礎，認為沒有事物是超自然的，壹切都是與自然秩序相 的壹部分，我們可以通過以其他形式表現出來的自然秩序預測大事（同樣的理論也存在於星象現象學中）。所預測的可能與家庭或相關，例如：
凡人家及園中，有氣如狼虎騰躍蹲伏者，必出將軍之子及封公侯，不出三年。
或
呂不韋雲，凡近原阜，有氣如萬丈竿，沖天直豎，黃者，之氣也；青赤白黑者，皆主有災襄。臣淳風言，凡此郡邑出公侯，色青者，疫病；白者，有兵起；黑者，邑有盜賊興也。
上述文獻的 李淳風（602—670）認為這些預測建立在觀測的基礎上，也通過觀測被證實。他並沒有談及沒有經他親自觀察和驗證的雲氣形狀。除此，李淳風還查閱了呂不韋等其他人的觀測，但他堅稱，對於所有記錄，“臣曾考有驗，故錄之也。未曾占考，不敢輒備入此卷”。
時角圖。大英圖書館 Or.8210/S.3326（局部）
該卷的第二份文獻也是基於觀測的，兩份文獻很可能出自同壹人之手。它完整地呈現了從中國觀測的天空，包括 1339 顆星和 257 個星官，描繪了整個天空中壹連串的星圖。其中的 12 張時角圖采用偽圓柱投影法，1 張環極星圖采用方位投影。偽圓柱投影法接近於 9 個世紀之後由荷蘭地圖制圖學家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發明的“墨卡托投影”，這種投影從此被用於繪制全球地圖。這些星圖非常重要，不僅是所有文明中最早的手繪星圖，而且精確度很高。與雲氣形狀相同，這壹部分也參考了中國 3 位古典天文學家石申、甘德和巫鹹的著作，他們是早期的天空觀測者，創作了描繪星象的參考書。三位天文學家判定的星官以不同的顏色（分別是紅色、黑色和白色 / ）來標記，而且旁邊寫有名稱。
環極星圖。大英圖書館 Or.8210/S.3326（局部）
盡管今天我們認為第二份文獻是科學的，而把雲氣占蔔的文本歸於的範圍內，但第二份文獻在當時也是用於占蔔的工具， 和其他人會認為兩份文獻屬於同壹類型。除了赤道帶，天空的其余部分被分成數量眾多的星官，星官的名字多與實際物體和中國的人物有關。從古典天文學家的時期開始，這些名字就被用於占星術了。三位早期天文學家各自的占星成果***同流傳於整個漢代，後來被三國時期的吳國天文學家陳卓整合到壹起。出於占星的需求，將每個星座（或星官）分到不同學派的傳統被保存下來。每張時角圖中的左側文字描述了中國年的 12 個月份，而且給出了相關的星象預測。例如，“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於辰在子，為玄枵。玄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壹月之時，陽氣下降，上升，萬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虛，故曰玄枵。齊之分也”。這並不妨礙這份文獻具有科學價值，讓-馬克·博奈-比多（Jean-Marc Bonnet-Bidaud）、弗朗索瓦絲· 普熱得瑞（Francoise Praderie）和我認為，“這些文獻主要用於占星，但科學的度數號顯示它們是以天文觀測為基礎的，並且盡可能地追求精確”。
就像古希臘的很多故事與星座相關壹樣，中國古代的星官也有許多故事可講。很多故事廣為人知，有些還成為節日的核心。所以，盡管普通民眾沒有受過科學的訓練，但很多人還是能夠辨認出天空中的壹些星星。
與我們這件版印歷日壹樣，星圖也有潛在的性。它們的都由控制，並且對天文知識的控制很可能比在歷日上的控制更成功，不過 840 年頒布的顯示這種控制出現了漏洞。此前彗星數次出現，其中還有哈雷彗星。要求從事天文工作的和他們的屬官保守秘密，不對任何人提起，包括的其他人員。盡管歷日是不受許可的文獻，但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其是為了給任何願意購買的人。而星圖的，還存在很多謎題。
魏泓（Susan Whitfield），曾任大英圖書館項目負責人，現為東安格利亞大學教授，過去三十年壹直致力於研究絲綢之路的歷史、藝術、、物質和文化，著有《絲綢之路：十二種唐朝人生》（Life along the Silk Road）、《絲綢之路上的斯坦因》（Aurel Stein on the Silk Road）等作品。本文節選自《十件古物中的絲路文明史》，由後浪出版公司 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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