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繁文縟禮，舉世聞名，而印章文化，可能要記上壹筆。在日本生活中，無論任何時候簽署合同、辦事、入學婚嫁等人生重要場合，甚至向上司請假，都要用個人印章或公司的印章代替簽名。在日文裏，印章稱作“印鑒”(Inkan)或“判子”(Hanko)。對日本人來說，隨時要準備三五個不同用途印章，用來證明自己身份的重要憑證。
雖然過去大半個世紀，日本作為技術和數字化的領軍國家，無論在 遊戲 還是機器人引領了很多創新，但對於傳統的印章文化信任，依然毫不動搖。
但是，隨著冠狀病毒繼續對經濟市場造成嚴重破壞，並重新定義了社交疏離的規範，菅義偉掌管的新內閣也借勢推動數字化改革。
9月24日，日本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對內閣府及所有中央省廳下達“印章禁止令”，要求全部行政手續原則上壹律廢止使用印章。如有非使用印章不可的少數場合，應在本月內提交恰當的理由。他還表示接下來要取消傳真。
河野太郎呼籲說，“我們為什麽需要打印紙張？在許多情況下，這僅僅是因為需要正式印章。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制止這種文化，自然就不需要打印和傳真了。”
研究表明，在冠狀病毒爆發期間，46.7% 的日本員工都有專程回去辦公室專門蓋章的苦差事。甚至可以說，印章文化，也是日本未能向遠程工作經濟轉型的最重要因素之壹。
對此，日本加密交易所 bitFlyer 的聯合創始人、bitflyblockchain 的首席執行官雄三卡諾解釋說: “我確實認為冒著生命危險使用印章是壹件奇怪的事情。現在正是日本 社會 重新思考，我們 社會 是否真的需要印章的大好時機。那麽，還有什麽其他選擇呢? ”
當然，日本政府推進合同和印章的數字化，醞釀有時。2020年3月由 JIPDEC 和 ITR (壹家非營利組織和研究公司)進行的壹項調查發現，只有大約40% 的日本公司已經開始將合同數字化，而且私營小公司更為積極推動數字化。
相比之下，正如西壹?蒙塔(seichi Monta)在《中國與日本人》(china and Japanese)壹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在 歷史 中，印鑒傳達了“對品格的信任”。
在中國，印鑒是權威的象征，在漢朝後期，人們在腰間佩戴印鑒徽章以示身份地位。公元868年，許多日本人開始私下使用印鑒的時候，當時政府是如此定義印鑒的作用:
使用印鑒的目的是取得信任，公開或私下消除對不良行為的懷疑 。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為例，可以說明了印鑒對日本文化的重要性。
溥儀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1932年至1945年成了日本的傀儡滿洲國皇帝，他在審判中就日本應對戰爭罪行承擔的責任作證。
其中壹個證據問題，由美國國防部法律顧問布萊克尼少將確定溥儀是否為他的私人老師莊士敦的回憶錄《紫禁城的黃昏》寫了前言。溥儀說他以前從未見過這本書，並堅持認為是別人寫的。然而，溥儀的兩個印章蓋在那裏。
最後，《紫禁城的黃昏》在審判中沒有被接受為證據。據蒙塔說，日本人將這兩個印記的存在本身，解釋為提交人參與的證據，這是常識。蒙塔總結說，布萊克尼只是沒法理解印鑒在日本文化的意義。
日本常用的印鑒有兩種: 私人印章和註冊印章。私人印章可以在隨處的百元折扣店買到，不需要登記就可以使用，容易被偽造，而登記的印章必須經過當地政府的認證。買房等重要合同需要加蓋註冊印章。
近年來，日本各大銀行已開始推出不需要印章就能辦理服務。包括三井住友銀行2018年全面采用數字化簽名認證系統。客戶可以用數字形式登記他們的簽名，其中包括關於他們簽名筆畫的強度和筆順的數據。這些數據用於確認身份，無需隨身攜帶印章來辦理開設銀行賬戶等手續。
而更激進的技術大拿，則鼓吹用分布式分類賬技術，也就是區塊鏈應用來代替印章 。
但是Blockhive 創始人草阪光（ Hikaru Kusaka）解釋說，塊環鏈可以用來創造信任，而不依賴於特定的中心實體。“壹個帶有數字身份的數字簽名可以保證個人身份的安全，而這是印鑒無法做到的。即使是註冊印章也只能做到這壹步。”
而且，印章本身無法證明，使用印章者就是所有者。就像使用房子的鑰匙; 持有鑰匙不同於證明房屋所有權。壹個 CEO 可能會把自己的印鑒交給她的銷售團隊，他們可能會利用CEO的印鑒簽訂合同。
相比之下，使用加密技術的數字簽名和身份，可以通過使用私鑰證明簽署者的身份，甚至證明所有權。在愛沙尼亞，人們已經使用私人密鑰數字化地簽署文件和合同。
草阪光強調說，“區塊鏈保證任何東西都不能被刪除。它可以防篡改，並且可以在法律行動中證明真相。”
當然，考慮到日本的印鑒在幾個世紀以來，壹直成為傳達信任的象征，如果區塊鏈要成功取代印鑒，除了新冠疫情這樣的危機推動，恐怕還不夠，即便是在私人、未註冊的合同層面，在使用界面，以及文化層面仍然有難題。
在日本這樣壹個老齡化 社會 ，要推動公眾接受日新月異的區塊鏈技術，建立對新技術的信任，不容易。此外，日本人常常對“工匠文化”感到非常自豪，消滅印鑒，不只是改變用戶體驗，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會放棄與日本 歷史 的聯系。
在外界看來，日本公司的傳真機和官方印章，可以說是日本公司傳統和保守文化的標誌物。
日本政府去年壹項研究發現，幾乎每壹家日本公司和三分之壹的日本家庭仍在使用傳真機——這項技術始於上世紀8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進行通信。
但是，在經歷疫情時期超半年的遠程辦公之後，也有越來越多的日本人發現，令人生厭的擁擠通勤、死板的辦公室政治氛圍，以及老派組織的低效率，都將要壹壹改變。
同為東亞文化的中國或韓國，在推動數字化時代， 社會 創新都走得更遠，無論是印章還是傳真機文化，都將成為過去；而區塊鏈，會不會因此成為日本“匠人”的創新戰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