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分之，北魏平城磚瓦文字無非是兩大類，壹是磚文，二是瓦文。細而類之，磚文、瓦文又各可分為模制和銘刻兩種。茲分述之。
1.磚文模制類：
主要發現於北魏太和年間的貴族墓的磚壁上。迄今已經發現的有兩種。壹種系1965年出土於大同市區東南六公裏石家寨村的司馬金龍墓的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司馬金龍與其妻欽文姬辰的合葬墓的帶字墓磚。磚長33厘米，寬16.5厘米，厚6厘米。文字壹律在磚的小側面上，長16.5厘米，寬6厘米，可見此墓墓壁凡有文字處皆以丁磚壘砌。磚文為“瑯琊王司馬金龍墓壽磚”10字。所見幾例，可分為三種格式。（1）橫式右起。（2）橫式左起。（3）豎式右起。這幾種格式大抵因砌磚時或臥或立而異，亦因其在墓室中所處位置不同而異。立式者有無左起者，因未睹實物，不敢妄斷。另外壹種模制類磚文是1993年在大同市西南32公 裏的懷仁縣北七裏寨村（現屬朔州市）的丹陽王墓發現的。這是壹處壹正室、二側室、壹前室的豪華型磚構墓葬。墓道飾以壁畫，地面鋪以雙虎團蓮紋和花草紋磚
（這樣紋式的磚也有立表於墓壁者），墓室則多以胡服供養排俑、忍冬紋、龍雀紋等各種紋飾的墓磚砌之。文字磚只是其中壹種。此磚長36厘米，寬18厘米，厚5·5厘
米。磚文皆為“丹揚王墓磚”五字。這兩種模制磚文，都是肅穆峻整的隸書。唯“瑯琊王司馬金龍墓壽磚”起落處多用方筆，更顯厚重，“壽”字的寫法更是令人稱 絕。此磚似與《司馬金龍墓表》、《墓銘》出自同壹書家之手。“丹揚王墓磚”則以圓筆為主，“墓”字的開張，“磚”字末筆的左斜和方折楷化都有可取之處，惟
在整體上顯得僵直了些。
2.磚
文銘刻類：這幾年在大同市見到的有七種（不包括磚誌）。計有“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王禮斑妻輿”、“王斑”殘磚、“尉娘”磚、“茍黑”磚和“趙 胡”磚。出土地大抵都在距今大同城三四公裏的南半圈，西起電焊器材廠南到馮莊、智家堡東迄沙嶺村。從時間上又可分為前期後期兩組。前期組，“宿光明冢”
磚，長28厘米，寬l5.5厘米。四字上頂下空，隨意為之。每個字大小比較均勻，筆道也算整齊，多以復刀作圓筆。“王羌仁冢”磚，比“宿磚”略小，長26厘米，寬13厘米，四字豎排，上松下緊，愈下愈大。“王”字縮手斂足，“冢”字可邊可沿，“羌”字則無拘無束。此磚刀法粗疏，首尾不回不護，山野氣十足。比之以上二磚，“王禮斑妻輿”要算是精心之作了。磚長27厘米，寬13.5厘 米，大小與“王羌仁冢”磚相仿佛。此磚無論書手還是刻工均在前二種之上。書體應是隸書，點畫渾厚沈穩，“禮”用別體，“示”旁信手添筆為“衣”。“輿”之末筆，變捺為挑，妙趣自見。尤其是“禮”、“斑”、“妻”等字的幾個原有的或添加的點，刻意剜圓，極具裝飾效果。“王斑”殘磚，寬達16厘米，長不可測。此磚與“王禮斑妻輿”磚當為同壙中物，但卻是更具急就意味的不經意之作。關於“王禮斑妻輿”和“王斑”殘磚，我已專文考證其磚成文於明元帝永興元年(409)，墓主為樂浪王氏。[2]這壹類銘刻墓磚文大多是急就而成，可謂磚不擇精，文不思工也。書體大多以楷隸為之，書風高古樸茂，野趣橫生，當是北魏文成帝前物。後壹組“尉娘”、“茍黑”和“趙胡”三種墓磚，都是2006年在城東南四公裏沙嶺新村工地出土的。墓磚大小在30～31×15.5～16×4.5～5cm。“尉娘”為魏楷書體，其書寬博雍容，鐵畫銀鉤，存篆籀筆致；筋骨精勁，血脈通達，有“鄭文公碑”風骨。以書風觀之，此磚應為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遷都以後所刻。墓主人尉娘姓氏已由尉遲改為尉。“茍黑”為民間俗隸，草率、稚拙，其功用惟在誌墓耳。茍姓應為代姓若幹氏所改，時間應與“尉娘”磚相仿，下方自左至右不規則的刻文：“廿”“四月”“四日”，極有可能是太和二十年（496）四月四日，應是此茍黑的入窆時間。“趙胡”二字，趙近楷書，胡為不帶波磔的隸書，書體率意而不茍且，令人生愛。墓磚右下部相叠的六橫，以壹中豎直穿，第壹橫加豎為“十”，第二橫加豎與左右二點為“六”，下四橫加豎與最上部左右二點為“年”，總起來可辨讀為“十六年”三字。左下之“□申”似為“壬申”紀年的縮寫。太和十六年(492)正是太歲壬申，可見辨識不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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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瓦文模制類：
大同地區發現的北魏平城時期模制瓦文有兩種，壹種是文字瓦當，壹種是戳記瓦文。文字瓦當已發現十多種。方山永固陵計有文明太後永固陵前的“萬歲 富貴”、“忠賢永貴”、“長樂富□”、“福”字殘文當、“流”字殘當；魏孝文帝虛宮有另壹式的“富貴萬歲”，雀羽格四字殘當。雲岡石窟上方遺址屢見有“傳
祚無窮”瓦當。2002年以後大同操場城北魏宮城遺址陸續出土有“大代萬歲”、“皇魏萬歲”、“皇萬歲年”、“長壽永□”、“皇祚永延”、“壽貴”等吉語瓦當。這些瓦當上可以辨認 的文字，大多是隸書，有的稍用篆法，有的略呈楷意，與漢代的此類瓦當文書風壹脈相承。“富貴萬歲”瓦當，是平城太和中文字瓦當的大宗。在大同附近壹處北魏
瓦窯遺址，我們看到的“富貴萬歲”瓦當，形制、大小、書風因模而別。永固陵前的“忠賢永貴”瓦當，直徑是16厘米，字體屬隸書而用篆法者，其中的“永”字本來就是篆書，“賢”字也呈篆書筆意。操場城西街的“皇魏萬歲”瓦當也頗顯篆意，而“壽貴”當則全為李斯法了。“福”字殘文瓦當，書風與“忠賢永貴”大體相同。2000年我在方山孝文虛宮發現的雀羽格四字殘文瓦當，直徑14厘米，模制時已脫去表層，依稀可辨壹個皇字。直至2004年5月“皇魏萬歲”瓦當在操場城西街舒欣園建築工地面世，方知此當與出自操場城東街北魏1號遺址的“皇□□歲”殘當都是“皇魏萬歲”四字，惟鳳尾界格或三條或二條略有不同。“傳祚無窮”瓦當，直徑為15.5～16厘米，書體簡潔生動，為北魏平城瓦文中的上乘之作，大同市這幾年已難見完品，但在壹些有關著作中尤其是日人的著作中卻多見著錄。[3]幸好2008年秋山西省考古所又在雲岡窟頂發現幾枚完好者。“大代萬歲”瓦當，是北魏平城瓦當中的精品。其直徑竟有20.5厘米，字體整肅大方，橫筆左方右挑之勢，頗類陽高縣出土的延興六年（公元476年） 的陳永夫婦墓磚銘風格。它的寬博大度，令人感受到了都城文化的氣息，更反映了北魏平城時期的盛世氣象。這種瓦當雖在操場城街多次出現，但皆殘缺不全。完整者只有大同市考古所張暢耕先生收集的壹枚。北魏窯場有壹殘塊，是筆者從現場收集的標本，中央乳釘改為團蓮，字、格大小、制作精良皆不遜於前者，可惜只存壹 “大”、壹“蓮”、壹“釘”了。
戳記瓦文，是指l995至1996年 在北魏明堂遺址出土的板瓦瓦面和筒瓦扣尾上模印的戳記。在明堂兩處遺址發現這樣的戳記瓦文***有三種，分別是“皇”字戳、“莫問”戳，這是表示工程的性質和機密程度的。“範太”戳，為工匠範太、範黑太的簽名戳。戳文或為篆書，如“皇”字，或為楷化隸書，如“範太”。此類戳記書風雄強厚重，同樣透露著壹種時代 精神。2003年操場1城號址也出土過壹枚帶有戳記的瓦塊，但由於照片失真，難辨為何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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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當“大代萬歲”： 拓跋鮮卑代國
（本吧閱讀參考：/f?kz=112832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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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瓦文銘刻類：
仍以北魏明堂瓦刻文為代表。關於明堂瓦刻文字，筆者已作過專門介紹，[4]此處僅擇要言其大略。明堂發掘過程中，筆者看到的瓦文有壹二百種。這些刻文的時間當在太和十年（486）到太和十五年（491）。 其書體可謂隸書、楷書、行書、草書諸體皆備。隸書有“李”、“侯”、“勛”、“子”、“受”、“定”、“阿仁”等；楷書有“豐”、“卅”、“保奴”“範黑太”等；行書如“廿二”、“買德”、“永德”、“天牛”等；草書有“根”、“科”、“七桃”以及個別“李”字。以書手之優劣看，有原本是書法能手而淪為工 匠的，如“子”、“勛”、“道”、“廿二”、“人”等字的書者；有才氣很高的民間書手，如“奴”、“侯”、“興”、“知”、“根”、“定”、“受”、“香
盧”、“阿仁”、“阿興”等字的書者；也有幾不能成字者，如“察”字的書者便是。以其書寫工具看，有用鐵木硬銳器刻劃者，如“侯”、“李”、“範黑太” 等，有用手指直接刻寫的，如“根”、有的“興”、“生”等。以其功用看，有作為工程性質及密級標誌的，如“莫問”手寫體；有記工匠名姓以明確責任的，如
“侯”、“李”、“道”、“根”、“奴”、“興兵”、“七桃”、“天牛”、“買德”、“阿仁”、“阿興”、“香盧”、“孫貴”等；有記數的，如“廿”、 “卅”、“七頭”、“十頭”、“十七頭”、“百又十九”等；有表驗收把關的，如“知”、“定”、“受”等。
2003年操場城東街1號 遺址出土的則有“高”、“茹”、“成”、“次”、“田”、“萬”、“和”、“蘭”、“文”、“齊”、“常”、“楊”、“陽”、“洛”、“弘”、“虎”、“拔”、“護”、“及”、“得”、“午”、“偘”“德”、“清”、“眾”、“少”、“冬”、““市”、“生”、“荃”、“奴”、“儃”、“僧”、“自”、 “受”、“俟”、“鳥”、“伏”、“伏蓋”、“天”、“天保”、“伯龍”、“買爾”、“六日”、“1個”、“非”（或三〢三）、“Ⅲ三”等等。
顯然前面部分是制瓦工匠之姓氏，高姓、齊姓已見於明堂遺址。值得註意的是“和”、“蘭”、“文”、 “茹”等應為“文（勿）忸於”、 “素和”、“烏洛蘭”、“普陋茹”等代北姓氏的簡寫。中間部分或全或簡，都是工人之名。而“伏蓋”、以及“受洛拔”、“惠也拔”等也皆為胡名。後面部分記數者已見於明堂，而記時者則為首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