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1861年農奴制改革，即廢除農奴制，是當時俄國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與落後的封建生產關系之間矛盾沖突所引起的封建農奴制危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必然結果。
這次改革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為維護貴族地主的利益，並為革命形勢所迫，自上而下進行的壹次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它成了俄國歷史發展的轉折點。改革以後，俄國的封建農奴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所代替；盡管還保存著封建農奴制的殘余，但俄國的歷史畢竟進入了資本主義時期。
[編輯本段]農奴制改革的歷史背景
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於1861年進行的自上而下的 廢除農奴制的改革。19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因素在俄 國農奴制社會內部逐步發展起來。大工廠逐漸代替手工工場，機器生產逐漸代替手工操作，自由雇傭勞動逐漸 代替農奴勞動。在農業中,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自 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日趨瓦解。資本主義發展要求打破農 奴制的束縛。
1853～1856年克裏木戰爭的失敗，徹底暴露了農奴制度的腐朽性，加深了農奴制的危機。戰爭導 致農民生活狀況急劇惡化，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運 動風起雲湧，
1858～ 1860年爆發的農民暴動和起義總 計近290次。在農民反抗運動的推動下，以а.и.赫爾岑、 в.г.別林斯基、н.г.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為代表的革命 民主主義者同自由主義者在解決農民問題上展開了論爭。 自由主義者к.д.卡韋林等人提出在保存沙皇政權、不觸 動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況下，廢除農奴制度。革命民主 主義者主張徹底廢除農奴制度,推翻沙皇統治。由於當時 俄國沒有形成足以推翻農奴制度和專制制度的革命力量， 廢除農奴制的改革是由沙皇政府自上而下進行的。1860 年10月擬出解放農奴法令草案,1861年3月3日（俄歷2月 19日），亞歷山大二世批準廢除農奴制度的“法令”和 “宣言”。《關於脫離農奴依附關系的農民壹般法令》 規定；農民有人身自由和壹般公民權，地主不能買賣和 交換農民，農民有權擁有財產、擔任公職進行訴訟和從 事工商業。在全部土地歸地主所有的前提下，農民可以 使用壹定數量的份地，但必須向地主繳納贖金（這種贖 金大大超過了土地的實際價格）。農民在簽訂贖買契約 之前還要為地主服勞役或繳納代役租。《地方法令》規 定，當農民使用的份地超過“法令”規定的數額時，或 者分給農民份地以後，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 1/3時，地主有權向農民割地，即剝奪農民原種地的1/5 ～2/5。為管理改革後的農民,設置了地方貴族控制的村 社和鄉組織，並建立了監督農民的連環保制度。
農民要求的是無償獲得全部土地，並從地主的權力 下完全解放出來,1861年改革沒有滿足農民的要求。“宣 言”和“法令”公布後，農民暴動和起義僅1861～1863 年就發生了2000次，в.и.列寧指出，農奴制改革是由農 奴主實行的資產階級改革。改革後，俄國仍保存了大量 的農奴制殘余，作為封建農奴制經濟基礎的地主土地所 有制沒有被消滅,少數地主貴族仍然霸占著大量土地,而 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卻只占有很少土地。1861年改革 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由於農民擺脫了對 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出現了大批自由雇傭勞動力，資本主義工業獲得迅速發展。地主的徭役經濟逐步向資本 主義經濟過渡。繼農奴制改革之後，沙皇政府還先後進 行了地方機構、市政、司法、軍事等壹系列資產階級性 質的改革。1861年以後，俄國從農奴制社會逐步過渡到 資本主義社會。俄國無產階級逐步形成，作為壹支獨立 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
十八世紀末，俄國的封建農奴制在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衰落；到了十九世紀初葉和中葉，更日益走向瓦解。封建農奴制解體的過程也是新的資本主義要素在農奴制內部形成的過程。
俄國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工廠逐漸代替手工工場，機器生產開始代替手工勞動。1840年俄國從國外輸入的機器，價值為101萬盧布，到1850年已達268萬5千盧布。在采用外國機器的同時，俄國也開始制造和采用本國的紡織機、織布機和繅絲機。至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紡織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五位。其他工業部門如冶金、采礦和造船業也開始使用機器。三十年代以後，蒸汽動力的使用較為普遍。
1815年俄國的工廠為4189個，到1858年增至12,256個。工人人數由1804年的224882人增至1860年的859950人，其中雇傭工人占61.4%。在紡織工業和絲織工業中，農奴勞動已完全被雇傭勞動所代替。盡管這些雇傭工人主要是向地主和國家繳納代役租的農民，但是，在對於企業主的關系上，他們畢竟還是“自由的”勞動力出賣者，是在封建農奴制經濟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關系。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城市人口的普遍增加，對商品糧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俄國糧食的平均產量為2億5千萬俄擔，其中在國外銷售的商品糧食為5千萬俄擔，占產量的20%。這就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糧的生產。列寧指出：“地主為出賣而生產糧食（這種生產在農奴制後期特別發達），這是舊制度崩潰的先聲。”但是，俄國糧食的生產遠不能滿足國內外市場的需要。為了提高糧食產量，越來越多的地主開始采用機器，改良耕作制度和使用雇傭勞動。不過，在俄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絕大部分地主是采用增加勞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辦法，擴大自己的經濟收入。
在土壤肥沃、工業不甚發達的黑土各省和白俄羅斯，地主主要是靠縮減農民份地，擴大耕地面積，增加經濟收入。在這裏，十九世紀上半葉，地主的土地擴大了2～3倍，而農民的份地平均縮減了1/3和2/3，由每人7俄畝減至3.2俄畝。隨著地主耕地面積的擴大，勞役租加強了，勞役日也由每星期3天增加到4天、5天，甚至6天。
在俄國工業較發達的非黑土地帶省份，地主主要是把農民的勞役租轉變為代役租，並且日益提高代役租的數目。到五十年代末，在工業區每人壹年所繳納的代役租更是大幅度提高。承受著如此重壓的農民，為了交付代役租便不得不離鄉背井，到城市或遙遠的地區受雇於手工工場或從事手工業和商業。這些農民在壹定程度上脫離了農村，脫離了土地，成為自由勞動者。這就有力地破壞了自然經濟。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俄國農奴制危機的加劇，而農奴制危機的加劇破壞了地主經濟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自然經濟占據優勢、農民的份地制度、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等。特別是農業中雇傭勞動和機器的使用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農村已經開始出現。這不僅進壹步加深了農業危機，而且加速了農村的階級分化。
在農民階級中，除了大批日益貧困和破產的貧農以外，還分化出了富裕的農民階層。他們有的租種地主和國有土地，成為土地經營者；有的開辦企業、酒店和旅館，成為企業主；有的收購和轉賣農產品和放高利貸，成為商人、高利貸者。而更富裕者成了擁有數萬，乃至數十萬盧布的大工廠主。他們構成了為農奴關系所掩蓋的農村資產階級，奠定了農村新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
貴族地主階級發生了分化，中、小地主陷於破產。從1835至1851年間，擁有不足20個農民的地主莊園，減少了9千多個，到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無地產的地主已達數萬人。值得註意的是，在貴族地主中分化出壹批采用資本主義方式改造和經營自己莊園的資產階級化貴族地主。他們為數不多，但是，它是農村中新的生產關系的代表者。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業危機的加深和農村階級的分化，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據統計，1826—1834年間，農民暴動為145次，1845～1854年為為348次。1853～1856年克裏木戰爭以後，農民運動更加高漲了。1858年農民暴動86次，1859年90次，1860年108次。 農奴制危機使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特別是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地主，希望迅速改變農奴制度。代表他們利益的自由派公開揭露政府的種種弊病，批評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談論農奴制改革的必要性。他們甚至致函政府，上書沙皇，制訂改革方案，在各種集會上發表演說，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莫斯科政論家麥列貢諾夫在其評論中寫道：“我們需要自由，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我們所祈求的。”法學家契切林主張逐漸消滅農奴制度，實行信仰、言論和出版自由，改革司法機關。個別高級官吏也對沙皇政府表示不滿。克裏木戰爭失敗後，庫爾蘭省長盧瓦耶夫公開斥責政府的欺騙行為和官僚主義。他向自由派高呼：“智慧需要自由！”
克裏木戰爭的失敗使俄國內外交困、民怨沸騰，進壹步加深了封建農奴制的危機，階級矛盾進壹步激化，從而加速了農奴制的廢除。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歐洲壹些合法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壓力下或由於戰爭的關系才能廢止農奴制。”但1861年改革的基本原因，是已把俄國拖到資本主義道路上的經濟發展的力量。 農奴制改革的準備 在俄國，廢除農奴制已成為歷史的必然。但是，采取什麽方式，革命還是改革，是當時鬥爭的焦點。代表農民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堅持用革命方式廢除農奴制，而貴族地主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自由派則力圖用改良的辦法廢除農奴制。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大有演成以革命方式廢除農奴制的趨勢，但是，農民運動的風暴卻沒有掀起革命的狂飆。
俄國長期處於落後的封建農奴制度的統治之下，農民長期受著農奴制的壓迫和封建思想的束縛，有關濃厚的皇權主義思想。盡管他們經常掀起反抗貴族地主和地方官吏的鬥爭，但是，他們不反對沙皇，甚至擁護和崇拜“好沙皇”，“沙皇被農民看成人間的上帝”。因此他們的鬥爭始終未能發展到自覺鬥爭階段，農民運動帶有明顯的自發性與分散性。各個地區的農民運動始終沒有形成統壹的、對沙皇政府具有強大威脅的力量。結果，農民運動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鎮壓下去了。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俄國，給地主當了幾百年奴隸的人民，在1861年還沒有力量進行爭取自由的、廣泛的、公開的、自覺的鬥爭。”而工人階級還沒有登上政治舞臺。
俄國的資產階級是在專制制度的卵翼下成長起來的，從來就不是壹個革命的階級。沙皇政府不僅給予他們種種特權，而且以高額關稅保護他們同外國商人的競爭能力，以其侵略政策保證他們的國外市場，以大量的政府定貨為其廣開財源。同時，俄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大多出身於商人，他們在壹定程度上是在舊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占有剩余產品，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與封建農奴制度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需要這個農奴制國家。這時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所暴露出來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特別是1848年巴黎無產階級六月起義，更使俄國資產階級壹開始就懼怕革命。
由此可見，雖然俄國革命形勢日益成熟，但是，摧毀農奴制的力量還不具備。結果，代表貴族地主利益的沙皇政府為保存搖搖欲墜的封建農奴制度和貴族地主的政權，被迫進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
1856年3月30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召見莫斯科貴族時已說明了改革的必要性，承認“從上面解決要比從下面解決好些。”
1857年1月3日，沙皇政府成立了農民事務秘密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大多為大貴族地主，他們並不熱心改革，委員會沒有解決任何問題。11月20日，沙皇向維爾納省總督納齊莫夫發布詔書，允許立陶宛3省成立省貴族委員會，要求依照以下原則調整農民和地主的關系：保留地主全部土地的所有權；地主享有世襲領地治安權；保證妥善地、全部地繳納國稅、地方稅和貨幣稅。事實上，這個詔書就是政府初步的改革綱領。這個綱領除使農民得到人身自由外，沒有觸動封建制的生產關系。該詔書發給各省長，並在報紙上公布。
詔書公布後，各省根據詔書先後成立了省貴族委員會。至1858年底，在歐俄各省，除阿爾漢格爾斯克外，已普遍建立起了貴族委員會。1858年2月，農民事務秘密委員會改組成為農民事務總委員會，負責領導改革的準備工作。它仍由大貴族地主組成，所以，改革的工作仍然沒有什麽進展。不過，省貴族委員會的成立和詔書的公布使農奴制問題的討論公開化了，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由於各社會階層、各政治集團所處的政治與經濟地位不同，它們對詔書、對改革的態度以及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各異。
大貴族地主占貴族階級的10%，卻擁有30%的農奴。他們享有高官厚祿和種種特權，是封建農奴制的堅決擁護者和有力支柱，反對任何改革。沙皇詔書的公布，引起了他們的極大不滿。在蘇沃洛夫伯爵領導下，彼得堡委員會擬定的方案是最保守的方案。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全部土地仍歸地主所有；農民在完全服役的條件下可無限期地使用份地；保證地主對農民的支配權。可見，他們是農奴制改革的最大障礙。
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地主和他們的代言人自由派，雖然也對封建農奴制進行批評，可是自由派和農奴主同屬於壹個陣營，他們並不願意從根本上推翻封建農奴制，只希望用和平手段進行壹些有利於自己發展的改革。他們的綱領是“只要改良，不要革命”。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卡維林說，借著改良道路自上而下地廢除農奴制，似乎就可以在500年內使俄國國內壹直風平浪靜，“壹帆風順地繁榮下去”。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對沙皇詔書表示熱烈歡迎，稱贊它“開辟了歷史的新紀元”，“是貴族崇高的、自我犧牲精神的產物”。只有少數人認為，“詔書既不利於地主，也不利於農民。”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特維爾省委員會主席翁科夫斯基。
由於他們的政治觀點不同，所在地區的條件不同，對改革的意見也就不完全壹致。結果提出的方案和奏折形形色色，數以百計。現已發現和研究的為370份。在這些方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兩個：壹個是特維爾省翁科夫斯基提出的改革方案。它代表非黑土地帶那些希望把自己的經濟轉到資本主義軌道上去的地主的利益。方案要求：完全廢除農奴制；通過贖買方式把土地分給農民；土地由農民本人贖買，封建地租的贖金則應由國家負擔。翁科夫斯基的觀點是當時地主中最進步的觀點。另壹個方案是波爾塔瓦省波津提出的方案，它代表黑土各省地主的利益。方案規定只將宅園地分給農民，而全部土地的所有權仍歸地主。顯然，這種觀點要比前壹種觀點落後多了。
盡管他們的方案各異，但是有壹點是***同的，即維護貴族地主的利益。他們之間的沖突是同壹個階級內部的沖突，他們之間的鬥爭“主要是地主內部的鬥爭，完全由於讓步的程度和形式而引起的鬥爭。
農民和代表他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對於沙皇詔書，對於改革完全持另壹種態度。農民以暴動回答了沙皇詔書和改革的準備工作。
革命民主派是農民利益和自由的堅決捍衛者。他們以《鐘聲》和《現代人》為陣地，不斷揭露沙皇政府改革的欺騙性和地主方案的掠奪性，猛烈抨擊自由主義者的妥協、軟弱、動搖，對人民的背叛和對沙皇政府的卑躬屈膝，鮮明地表達了對改革的態度，並提出了自己的綱領。
沙皇詔書公布後，赫爾岑還沒有完全擺脫自由主義的傾向，搖擺於自由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之間。他在1858年5月第9期《鐘聲》上發表的文章中，壹方面向沙皇表示祝賀，壹方面又表示，只願意與那些堅決解放農民，並且正在解放農民的人***同前進。在改革過程中，他逐漸認識到沙皇的真面目和農奴制改革的實質，從而堅定了他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奧加廖夫擬定的“全俄新機構”綱領，要求立即廢除地主和國家對人身和土地所享有的壹切農奴制特權，將土地無償地分給農民。這個綱領與沙皇詔書和地主方案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比他們更堅決。1858年初，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現代人》上刊登了自己的文章《論農村生活的新條件》。為了避開書報檢查，他在形式上對詔書作了善意的批評，而實質上是提出了壹個與沙皇詔書對立的綱領。列寧高度評價了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他善於用革命的精神去影響他那個時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過書報檢查機關的重重障礙宣傳農民革命的思想，宣傳推翻壹切舊權力的群眾鬥爭的思想”。杜勃羅留波夫也在《現代人》上揭露了沙皇政府改革的狹隘性和改革內容的貧乏性，指責自由派的卑怯和叛賣，認為他們不能擔負重大的社會事業。
農民運動的高漲和革命民主主義者對改革準備工作的揭露與抨擊，在統治階級中引起了極大的恐慌。亞歷山大二世為形勢所迫不得不再作讓步。1858年10月18日，他在農民事務總委員會上作了新的指示。農民事務總委員會於12月4日根據新的指示，通過了新的綱領。其主要內容是：農民取得人身自由，列入農村自由等級；農民組成村社，村社的管理機構由村社選舉產生；地主同村社聯系，不同農民個人聯系；除保證農民長期使用份地外，應使之能夠購買該份地為私產，政府可采用組織信貸辦法幫助農民。雖然這個綱領仍保留了濃厚的農奴制殘余，並以剝奪農民為前提，但是與沙皇詔書相比，它還是前進了壹步。
為審查省貴族委員會提出的方案和擬定總的改革方案，1859年3月成立了受農民事務總委員會領導的編纂委員會。該委員會於8月底完成了制訂方案的工作。編纂委員會提出的份地代役租和數額與地主提出的不壹致，方案引起了貴族地主的不滿。此後，經過曠日持久的征詢意見、反復討論和多次修改，直至1860年10月10日才將修改案交農民事務總委員會討論。委員會討論修改後，於1861年1月14日提交國務會議審批。1月28日，國務會議批準改革方案。2月19日，亞歷山大二世簽名後生效。同時，沙皇又簽署了關於廢除農奴制的宣言。這就是著名的2月19日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