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壟早年就讀於上海工業大學。1932年壹·二八事變中，他目睹吳淞口的校舍被日軍炮火摧毀，感到在強敵面前，僅靠“實業救國”遠遠不夠，遂於1933年考入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訓。畢業後進入國民黨第88師任少尉排長，不久參加了“淞滬會戰”。在壹次敵機轟炸中，他臉部受傷，不得不離開部隊治療。這段經歷給他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記，後來將其寫入報告文學《閘北打了起來》和《從攻擊到防禦》，以S·M的筆名發表在胡風主編的《七月》雜誌上。“七月派”詩人羅飛說：“淞滬抗戰期間，當時前線也有隨軍記者在活動，但像阿壟這樣深潛在生活的最底層，手持武器與士兵同生死***榮辱壹起戰鬥的作家是極少的。”
因對國民黨部隊中的種種現象十分失望，同時受少年時的好友、中***地下黨員的陳道生的影響，阿壟逐漸開始傾向革命和中***。1938年7月，阿壟在武漢第壹次見到胡風，表達了對中國***產黨的熱烈向往。1939年，在胡風的介紹下，阿壟拜訪了當時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工作的吳奚如（周恩來的政治秘書之壹）。吳奚如對阿壟印象很好，決定介紹他到延安去學習，並計劃讓他在學習之後回到國民黨部隊，從事情報和統戰工作。為避人耳目，阿壟只身從衡陽步行到達西安，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幫助下進入他“夢想的王國”。之後，他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和延安抗大學習，親身感受到了與國民黨部隊截然不同的氣息。幾個月後，他的眼睛在壹次野戰演習中受傷，組織於是把他送到西安醫治。但病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國民黨封鎖了。1941年，阿壟奉命到重慶潛伏，進入了重慶的陸軍大學，並在畢業後留校任教。期間，他為我黨獲取了不少軍事情報，通過胡風——宋慶齡——廖夢醒（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女、***產黨員）的渠道傳往延安。後來，經黃埔同學介紹，他又進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少校參謀，繼續為黨提供了大量情報。但隨著當事人的紛紛離世，他的這段歷史逐漸塵封於歲月。
直到2001年，當年參與審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王增鐸撰文回憶對阿壟的審查情況，才使這段歷史浮出水面。根據王曾鐸的記述，1942年阿壟曾托詩人綠原將刊載有國民黨部隊編制、番號及部署地點的壹包袱小冊子帶給胡風，讓他轉交給地下黨。詩人冀在壹篇文章中更是詳細地回憶了這段歷史：“1942年，我和綠原同時考進了復旦大學。有壹天，綠原從重慶回到學校之後，不無余悸地告訴我：守梅（阿壟）托他帶壹包東西給胡先生（胡風），並嚴肅而鄭重地告訴他，那是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丟失了它，同時也就丟失了生命。”他後來才知道，那“東西”原來是國民黨軍隊編制、部署的印本和圖表。不久，阿壟遭到國民黨的懷疑。他收到了壹封匿名信，裏面寫著“妳幹的好事，當心揭露妳的真面目”。阿壟認為這是深知內情的同情者的警告。於是，他丟下了工作，對孩子匆匆做了安排，便逃到重慶。剛到重慶，通緝令也跟著過來了。他又乘船離開，壹路東去。之後，他化名“陳君龍”，避居杭州、南京壹帶。1947年，阿壟在氣象臺當臨時雇員，但感到並不安全，隨即稱病辭職，匿居軍界朋友家中。為了裝出有病的樣子，他養了熱帶觀賞魚、寄居蟹和花草，深居簡出。期間，從舊同事那裏，阿壟獲知了國民黨對沂蒙山區的作戰計劃。他敏感地意識到這個情報的重要性，於是連夜跑到上海告知胡風。胡風隨即將情報轉給地下黨負責人廖夢醒。冀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壹天，他和阿壟在新街口鬧市漫步，見壹家照相館的臨街櫥窗裏陳列著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的照片，阿壟指著整編第74師師長張靈甫的照片悄聲說：“等著，有好消息聽，有好戲看。”阿壟的話當時並沒有引起冀的註意。直到當年5月，孟良崮壹役，74師全軍覆沒，張靈甫被擊斃，南京震驚，冀才又記起這件事。阿壟笑道：“早從軍界朋友那裏知道了這支部隊的調動和作戰布署，並且把它傳到那邊去了。”廖夢醒告訴胡風，阿壟送的消息“使解放軍很賺了壹筆”。不久，胡風也在信中轉達了黨組織對阿壟的褒獎，以隱語說：“上次轉告友人的話，他聽了似乎高興，並囑以後有同類的話還想聽到。這也可以作為找職業的參考。”接下來，黨組織交給阿壟又壹個艱巨的任務：想盡辦法，利用舊關系再入國民黨的軍事系統。1948年夏，他化名進入國民黨陸軍大學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員，後任國民黨參謀學校中校、上校戰術教官。盡管受到了監視，但只要有機會，他仍會通過胡風和羅飛繼續向地下黨組織提供情報。當年，阿壟5次將從軍校同學蔡熾甫處了解到的國民黨部隊軍事調動、軍隊番號、駐地資料等情報，交待給地下黨鄭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說服蔡熾甫，將蔡所知國民黨有關軍事布置、武器配備等資料通過羅飛轉交給了上海地下黨組織。1948年冬，他通過方然（後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向浙東遊擊區轉交由蔡熾甫提供的浙江全省軍用地圖百余份。
1950年3月，阿壟受魯藜和蘆甸（此二人後來也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之邀來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聯工作。不久，阿壟連續發表了兩篇論文——《論傾向性》和《略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對當時高度敏感的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理解。他反對政治內容的概念化表現，反對除工農兵以外不能寫的論調，反對對正面人物的神化和對反面人物的醜化。沒想到，這兩篇文章竟為他惹下塌天大禍。實際上，阿壟的觀點也是胡風文藝思想的呈現。胡風是魯迅的弟子，在魯迅晚年曾幫助魯迅打過很多筆仗。阿壟的文章壹發表，就遭到了《人民日報》的猛烈批判，說他“反對藝術為政治服務”、“歪曲和偽造馬列主義”。阿壟給《人民日報》寫信，並附上壹篇辯論文章。信中，他做出了某種程度的“檢查”。很快，檢查在《人民日報》發表，但辯論文章則遭到扣押。然而，對他的批判其實不是針對他個人的。壹封私人間通信被查抄，在對胡風和阿壟的定性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發時，毛澤東親筆寫下：“阿壟，即陳亦門、陳守梅，浙江人。原是國民黨的軍官……”他頭上那塊日本子彈留下的傷疤竟成了“替國民黨賣命的鐵證”。當年從阿壟處收取情報的中***地下聯絡員羅飛也被連累，成了“胡風骨幹分子”。周恩來知道這是件冤案，便告訴有關人員說：“阿壟是我方的地下情報人員，給我方送軍事情報的。中宣部和統戰部要註意這個問題。”可是，當中***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壹和廖夢醒都寫了證明材料後，卻沒有了下文。拖到1965年時，阿壟便被判刑……正如他在《白色花》詩中所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