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名世的散文中，史傳文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對明末抗清人士的傳述，用力最多。他常以極大熱情為這些人物立傳，用藝術的手法再現他們的精神風采。這些傳記，體現出戴名世強烈的民族感情和反清立場。此文記楊維嶽哭祭史可法，抗拒剃發令，誌節不移，死而後已，足見民族大義；文末大書南明王朝弘光年號，直犯清廷之大不韙，更表明作者是不承認清王朝的正統地位的。
戴名世的民族立場，常常是出自封建的正統觀念。這使得他在贊揚明清之際的誌節之士時，常常要強調他們的“忠孝大節”。戴氏對明末農民起義是仇視的。此文汙稱農民起義為“盜”為“寇”，激賞楊維嶽“毀家”以“捐貲救國”，都表現了作者的封建正統立場。
戴名世的史傳文，與壹般正史的“列傳”不同，他對人物事跡不作流水賬式的羅列，而是抓住人物事跡的關節之處著重記敘，突出表現人物的思想性格。對重要事跡，也不作純客觀的平鋪直敘，而在繪聲繪形的記敘中著重表現人物的內在感情。此文記楊維嶽抗拒剃發令絕食而死的情節，就具有感人的力量。在這方面，戴名世繼承了司馬遷《史記》傳記文學在藝術上的特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