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青年，即使學歷很高，也生活在大都市裏，但他的“憤怒”若僅僅體現在對服務員摔杯子之類層次上，想必也沒資格冒充“憤青”。“憤青”的憤怒對象，通常得與家常世俗生活拉開壹段距離，具有超越現實功利的特征，比如為了聲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遊行，為了反對政府濫用權力而與警察展開街頭巷戰，都是當代“憤青”的常規舉動。中國當代“憤青”的行為雖然缺乏此類國際色彩，但由於互聯網的出現，他們也可以方便地把遊行活動拉到網上進行。與國際“憤青”壹樣，他們同樣熱衷於針對重大的社會或國際事務宣泄不滿，表達仇恨，呼喚正義。“憤青”的憤怒，原本就帶有“義憤”色彩，體現著青年人天賦的正義感。
不知道這麽歸納是否妥貼，我且預先約束：本文所指的“憤青”，即以上面開列的內容為限。概括壹下即是：充滿社會（或道德、文化）義憤的當代城市知識青年。
作為壹種稱謂的“憤青”，時褒時貶，忽高忽低。但我要強調的是，不管是褒是貶，“憤青”都必須首先被確認為壹種正常乃至尋常的人類群體現象，這壹點它和青春期的躁動或更年期的狂悖，沒有本質區別，處於同壹水平線上。在無視生理現象的條件下大力揄揚“憤青”的可愛、可貴或可敬，我以為是不負責任的，正如社會道德家也不宜把“憤青”視為某種可以鏟除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