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治學勤苦,壹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chì)編撰《資治通鑒》(***費時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壹○六六至神宗元豐七年,公元壹○八四)。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精力盡於此書”。
《資治通鑒》是我國最大的壹部編年史,全書***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四○三年),下迄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末年趙匡胤(yìn)(宋太祖)滅後周以前(公元959年),凡壹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壹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與各方面的關連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壹目了然。
《資治通鑒》取材極為廣泛,除了歷代“紀傳體”斷代史(所謂“正史”)之外,還采用了大量的“雜史”、文集、筆記等有關著作,考訂史實,舍棄“符瑞”等神怪材料刪繁就簡、取精用宏,先由“當代通儒(博洽多聞的學者,即今之史學家)(司馬光的助手)劉攽(fēn)、劉恕、範祖禹等分段撰寫,再經司馬光刪削潤色總其成,所以全書讀來如出壹人手筆,很少有自相矛盾之處,文字也簡潔流暢,富有文學色彩。
書由神宗賜名並做序;另外又由司馬光編寫了《通鑒考異》卅卷、《通鑒目錄》卅卷,以備參考和檢閱;又由劉恕另寫《通鑒外紀》,記述庖羲至周的歷史。
《通鑒》的編寫,為我國提供了壹部非常有價值的歷史資料,它是繼《史記》之後的我國又壹歷史巨著;然而就其編寫目的而言,正如題名壹樣:“鑒於往事,資以治道”,是為使後代統治者吸取前代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所以它著重於政治、軍事,而缺少社會經濟變動的記載。
就作者說,他的正統觀念是很強的,在他的那些“臣光曰”(見《通鑒》的史評)中體現得是很充分的。他主張法制永遠不變,他曾說:“先王之法,不可變也”;他認為,象周威烈王命晉大夫魏斯等為諸侯,是棄“先王之禮”,廢“祖宗之法”。同時,他還把人們的思想活動,尤其是統治者的政治活動做為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這些觀點當然要貫串於《通鑒》之中,因此,我們在閱讀時,不能不加以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