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批評鑒賞的客體方面來看，也就是從文本的自身情況來看，存在“音實難知”，“文情難鑒”的問題。“夫麟鳳與麏雉懸絕，珠玉與礪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以麟為麏，楚人以雉為鳳，魏氏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形器易征，謬乃若是；文清難鑒，誰曰易分？”。麒麟和獐鹿、鳳凰和野雞相差極遠，珠寶同石子完全不同，在陽光的照耀下，人們可以用明亮的眼睛觀察他們的形態，然而魯臣卻把麒麟當作獐鹿，楚人卻把野雞當作鳳凰，魏人把夜光璧當作怪石，宋人把燕國的石子當作寶珠。自然界中這些有具體物質形態的東西是本來是很容易辨別的，卻還是發生了這樣的謬誤，何況是像文章這種內容情理復雜深奧東西呢？從作家來看，“綴文者情動而辭發”，寫文章的人由於感情的觸動，將感情訴諸筆端以成文，而感情本來就是瞬息萬變，難以捉摸的，更何況是通過了文字這種間接的形式之後，“篇章雜沓，質文交加”，也就使得文章的思想感情更加難以把握。所以，作家思想感情及其表現方法的錯綜復雜，都給揣摩作家的創作意圖和思想感情，以及理解作品的思想內涵帶來壹定的困難。文學作品和壹般的論說文是不同的，它不是通過概念、判斷、推理說明作者的意圖，而是通過壹定的藝術形象或者意象寄寓作家對生活感受和審美理想，它的魅力就在通過語言塑造形象以誘發讀者的聯想、想象和思考，引起讀者思想感情上的***鳴。它不像自然萬物的視覺形象那樣壹目了然，它不僅要求批評鑒賞者用眼睛看，更要用心去感受，並伴隨著壹系列感受、思考、情感、想象、聯想等復雜的心理活動。正是因為這壹系列復雜的原因，所以，劉勰說“文情難鑒”。也正是因為文情不容易辨別，所以批評者和鑒賞者想要成為作者和作品的知音的概率便大大降低，由此，“知音難逢”便成了壹個普遍的事實。
知音之所以難逢，除了來自批評和鑒賞客體方面的原因外，還有來自批評和鑒賞主體方面的原因，也就是批評者和鑒賞者自身的原因，這正是造成“知音難逢”的最主要的原因。劉勰深入細致地分析了“知音難逢”的主觀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壹，貴古賤今。劉勰指出，“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禦，遙聞聲而相思’。不得不說，劉勰的認識是深刻的，他指出了人類普遍性的弱點，人們往往傾向於對同時代的作家作品藐視、菲薄，而對前人、古人的作品則盲目贊賞、頂禮膜拜，類似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外國的月亮總是比中國的大”。正是由於人性的這壹缺點，所以人們往往不能正確評價和鑒賞同時代作家的作品。不僅是壹般文人、普通讀者，就連秦皇、漢武這樣能夠“鑒照洞明”的壹代帝王，也難免有“貴古賤今”的缺點，這固然有著復雜的政治、社會原因，但是，從中還是不難看出，“貴古賤今”的普遍性傾向對“知音難逢”帶來的又壹重困難。第二，崇己抑人，文人相輕。這是自古至今文壇的壹個痼疾，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班固和傅毅文章不相上下，可是班固譏笑傅毅道“下筆不能自休”；即使是像曹植這樣“才實鴻懿”者，也難免在評論文才時，極力貶低陳琳，甚至把善於批評別人文章的劉修比作田巴，也就難怪劉勰說曹丕所謂的“文人相輕”不是空談了。“崇己抑人”、“文人相輕”除了文人主觀方面的原因外，也與他們所屬的社會團體、階級立場、統治者的喜好等密切相關，而由於時代、階級的局限，劉勰不可能深刻的認識到這個問題，只能附和曹丕的觀點，認為“非虛談也”。第三，信偽迷真。人們由於自身學識修養、見識等的局限，不可能對世間萬事萬物都了如指掌，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要敢於承認自身的不足與缺陷，並不斷地充實提高自己，不能信偽迷真，亂說壹氣。像樓護那樣，“學不逮文”，學識能力夠不上評論別人作品的，卻輕率地發言，荒謬地談論文章，把謬誤的當成是真實的，也就只能遭到眾人的嘲笑罷了。而“信偽迷真”者，連文學作品基本的真偽都辨別不清，也就談不上認識作品的思想意義和美學價值了，更不可能對作家作品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無從欣賞作品的魅力和精蘊。由此，上述這些人都沒有希望成為作家作品的“知音”。
同時，“知音難逢”與批評者和鑒賞者本身的個性氣質、欣賞趣味也有關系。在壹般的讀者群中，人們由於長期的生活閱歷、文學素養不同，導致人們的知識領域和個人愛好各有側重，所以劉勰指出“知多偏好，人莫圓該”。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在壹般的社會交往中，人們壹般總是傾向於喜歡和親近與自己在思維上和行為方式上相似的人，而排斥與自己不同的人，所以，“慷慨者逆聲而擊節，蘊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動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對於不同題材內容、風格、格調的作品，人們也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和反應，“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這樣也就難免出現“各執壹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的偏狹之見，對於理解內容、風格千變萬化的文學作品是有害無益的，最終走向“東向而望，不見西墻”的極端，與成為作家作品的“知音”之路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