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看到那些報道時，我的腦海裏立刻聯想起了壹些西方電影裏的麻風病人形象。他們由於身染惡疾，被迫居住在中世紀城市外的壹些洞穴裏，禁止與人接觸，飽受淒楚與流離之苦，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看完報道後壹個下意識的疑問是：在今天喧嘩而浮躁的中國電影中，容得下艾滋病人的形象麽？有多少人願意去看這些呢，畢竟把它真實地表現出來，就如同撕裂了社會良知的壹道血淋淋的傷疤啊？
這樣的疑問壹時找不到答案，久而久之，便漸漸淡忘了。
直至《最愛》上映前夕，媒體的宣傳已經換了套策略，我壹廂情願當成的“苦難”仿佛也找到了新的賣點——“壹部傳奇絕戀的故事，講述身染惡疾的男女主角在絕境中從相憐、相依到相愛，直到用生命證明了愛情的尊嚴和偉大的悲傷故事。”
這種轉變往往暗示著導演需要在藝術和商業，自我表達和迎合觀眾之間作壹種取舍和權衡。從結果看，在壹取壹舍之間，電影的主題早已四分五裂。
在我看來，《最愛》是莫名其妙的。它把背景放在了壹個最富鄉土氣息的中國農村，村民們講著方言，有獨特的風俗，但就在這樣壹個地方，卻有壹個章子怡和壹個郭富城，我說的不是商琴琴和趙得意，而就是那兩位演員本人。他們以出場，觀眾立馬感到壹個是國際女星，壹個是港臺明星，他們渾身都是他們自己。這樣兩個人紮眼的存在把這個地方的地氣完全打亂了，那個村莊成了壹個不倫不類的場所，壹個商業演出的舞臺。而原先這個舞臺是打算留給悲劇和苦難的。
《最愛》究竟是想表現疾病（壹群艾滋病人的故事）還是想表現愛情（壹部傳奇絕戀）？對於這個問題，妳或許可以給出壹個簡單的答案：《最愛》講述的是兩個身患絕癥的人的愛情故事，講述必然來臨的死亡和分別給愛情帶來的悲劇感，講述身患疾病的人同樣具有追求愛的勇氣和權利。如果導演的想法確實和這個答案相壹致，倒也具有很大的可行性，至少可以找到不少先例：高端壹點的如加西亞61馬爾克斯的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低端壹點的如韓劇中無數段以相愛中的壹方罹患白血病去世而告終的愛情。但是這兩種例子無不具有以下兩個特點：壹是它的社會背景色彩相對淡化；二是它把全部重心集中在愛情本身之上。《最愛》從壹開始的題材選擇，到導演篇幅的表現比重都顯示出它有著另外的企圖。片中的艾滋病村（盡管在最終上映的片子裏只是模糊地把村民的病稱為“熱病”）並非壹個上演空中樓閣般愛情的虛無縹緲所在，它是壹個真實的村莊。在《孔雀》和《立春》中顧長衛那種專註於表現生活細節的特點也延續到了《最愛》中。但是，這些原本是優勢所在的地方卻加重了電影的重心失衡。很難搞懂，在壹個真實的罹患艾滋病的村莊，苦難、貧困和死亡壓抑得人們喘不過氣來，在這樣壹個現實被黑暗照亮的地方，壹對男女的纏綿（盡管是死前的纏綿）有什麽重要，值得電影用壓倒性的時間進行表現。
仿佛是為了調和現實的苦難和愛情的歡愉之間的不相稱，顧長衛有意通過某種風格化手法去彌補。他以往的風格，有影評人稱之為“造作”，我的理解是將某種情境、表演或臺詞極端化，使之完全不自然，以取得戲劇性效果。《最愛》仍舊是“造作”的，但已不完全是出於風格的考慮，商業的因素已變得很重要。拿章子怡出場時穿的那件大紅襖襖來說，確實“造作”無比，但我總覺得不如《鬥牛》中閆妮穿的那件暗紅、褪了色的棉襖來得樸實，盡管它們都是“萬黑叢中”的壹點紅，在突出人物方面的目的是壹樣的。如果閆妮的棉襖穿在章子怡身上，那影片的格局就會大不壹樣，觀眾對片中愛情的接受方式也會很不壹樣。同樣造作的還有電影中人物喜劇色彩濃厚的表演和對話方式。按照常規的理解，顧長衛使人物這樣對話和表演，是為了取得壹種“笑中帶淚”的效果，或者嘗試壹種喜劇中的悲劇。但鑒於片中關於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的虛無的場面是那麽短暫，跟喜劇部分完全不相稱，整部電影幾乎就是壹部“準”喜劇，我們幾乎可以推論出導演為了商業考慮，已經放棄了最初的表現原則。
《最愛》中最精彩的既不是它在道義方面對現實苦難的關註或者娛樂方面對死亡和愛情的調侃，不是它的故事也不是導演的風格，而是濮存昕和蔣雯麗這兩位配角演員的表演。他們再次證明了好演員從來不惜扮醜否定自己的形象，不惜犧牲自己以成全壹個真實的角色。他們也再次證明了演員的價值與明星的身份之間並不是完全壹致的。
剛從網上看到消息說，《最愛》並不就是《魔術外傳》，而只是為了配合上映而推出的壹個剪輯版，之後還有有壹個兩百分鐘的導演剪輯版。但願以後看到導演剪輯版後能解答本文中的疑問，推翻其中的壹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