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解放時，李燕傑在北大露天廣場看過郭沫若的演講，這給他的印象很深。他自己的第壹次公開演講是1977年1月25日。當時他是北京師範學院講師，北京市運輸局請他做壹個批判江青的報告，他創造性地從“江青女士為什麽喜歡《紅與黑》、《簡愛》、《飄》、《基督山恩仇記》、《紅字》這五本書”出發，進行了演講，引發壹時轟動，並由此——按他自己的話說——走出象牙塔外，奔向十字街頭。
1980年3月25日，新華社的壹篇通訊在探討政治性很強的大道理，怎樣才能讓青年學生樂於接受時總結了李燕傑的經驗：在講理論時，有點哲理；在授知識時，有點新意；在語言表達上，有點趣味。李燕傑的報告老受歡迎，不出大錯，是因為抓住了這三條：堅持原則不僵化、堅持改革與開放絕不搞自由化、宣傳教育絕不簡單化。李善於把握時代特征。媒體報道，他每隔幾年就提出壹個新的演講專題。譬如1976至1980年“粉碎舊的枷鎖”；1990至1992年“迎接新時代的挑戰”；1992至1995年“投身改革大潮”……2007年10月25日，李燕傑在北大百年大講堂完成了自己的第4078場演講，同時度過了自己的78歲生日。 李燕傑有自己的優勢，第壹，學問是基礎，第二，走的地方多，每到壹個城市，準寫詩，準寫哲理性散文。他拿出最新出版的散文集《生命在高處》，逐字念目錄：那題目，壹看就知道不是壹般人能寫出來的：《伊爾庫茨克之鷹》、《從紅河谷到感恩節》、《伊甸園中的散步》、《西雅圖懷想》……
李燕傑去過全球680個城市，就美國去了48個城，83所大學。1980年代，壹位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曾多次鼓勵他：做青年工作，不僅要靠黨、團組織，還要靠壹批專家學者，要有壹批誌士仁人關心這件大事。
李在1982年當上了“巡回大使”，連續三年出國作報告。當時的“中央慰問留學生代表團”，他是首席團員，每年11月集中在中南海，聖誕節前出國，在國外過新年，壹直講到農歷正月十六七左右才回國。中央希望他講愛國主義，講改革開放，但他會用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他每到壹地便會研究當地文化，找貼近性，壹次，在德國講貝多芬，壹講完許多德國人都哭了，他們說，那壹瞬間，李燕傑就是貝多芬……
1982年，慰問團到美國，美國人問他們為什麽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要聯合起來，李燕傑說，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都變成有產階級。 整整20年前，1988年1月13日，李燕傑、曲嘯、彭清壹，作為中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報告員，曾在改革開放前沿蛇口與當地青年有過壹場辯論，並引發了壹場“蛇口風波”。
辯論的導火索是“淘金者”。曲嘯將“淘金者”與“創業者”對立，認為淘金者“為了個人利益，特區不歡迎”，引發青年反感乃至當場反駁。其後，壹封以北京師範學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名義起草的《“蛇口座談會”始末》，被報送中央和有關單位，壹位起草者說“我有責任把個別青年的錯誤言論實事求是地反映出來”，而蛇口方面則認為，這是壹個不光彩的“小報告”。事後有人投書《人民日報》評論這場“風波”：“新時期在糾正了思想政治工作只講‘義’不講‘利’，只講‘天理’無視‘人欲’，要人人都做聖人的‘左’的傾向之後，整個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改革的步伐，壹時間瞻前顧後無所措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