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故事——周恩來壹生中的三次重要談話》：
周恩來壹生，居功之偉，他是全黨工作的典範，也是團結的典範。他終身從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黨內力量聚焦起來。這從他壹生三次重要的談話中，即可略見壹斑。
第壹次談話
1934年長征之初，毛澤東曾經給中央寫了壹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帶領壹三軍團和紅九軍團的20師留下來，堅持蘇區的鬥爭，最後歡迎中央再回來。這封信交到了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手中。博古當時很年輕，不知道怎麽辦，於是把信交給了周恩來。
周恩來看完信，帶著三個警衛，連夜騎馬從中央所在地瑞金趕到毛澤東的住處，與毛澤東徹夜長談。那天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沒人知道，但是，毛澤東在談話後就決定和大部隊壹起走了。這個決定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是周恩來對中***極為重大的貢獻。
第二次談話
遵義會議開過以後，博古不適合再擔任黨的主要領導，由張聞天同誌接任。但是博古同誌不願意把權力交出來。所以，周恩來與博古徹夜長談。周恩來對博古講，妳我都是留過洋的，我們這些留過洋的人對中國的情況都不是那麽了解。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人搞不成，我們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國的人。
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我們***同幫助毛澤東，把中國革命搞成功。聽了周恩來的這番話，第二天壹早，博古就把全部權力交到了中***中央。在後來毛澤東與張國燾、與王明的鬥爭中，博古也堅決地站在毛澤東壹邊。博古後來說，周恩來那壹席話影響了他的壹生，中國革命確實壹定要由壹個懂中國的人來搞。
中國***產黨的領袖集團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樣的領袖的結合，他們相互彌補，彼此完善。他們都是偉人，但並不是完人。他們互相之間也會有分歧，也會有意見。不像現在所拍攝的領袖電視劇那樣，毛澤東不出來誰都不出來，毛澤東壹出來大家都跟著出來。毛澤東不說話大家都不吭氣，毛澤東壹說話大家都贊同，都爭著去執行。
我們黨是壹個生機勃勃的黨，領袖之間的矛盾是難以避免的，意見分歧，方法觀點不壹樣的地方俯拾皆是。他們之間的鬥爭，他們之間的矛盾，使我們黨更加有了生命力。中國***產黨正是依托這樣壹個生機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體，才能夠戰勝中國近代史上空前強大的蔣介石集團。
第三次談話
1935年6月，壹、四方面軍會合。張國燾騎著壹匹白色的駿馬，在十余騎警衛簇擁下飛馳而來，毛澤東率領政治局全體委員走出3裏路，於蒙蒙細雨中恭候。當時，毛主席給予了張國濤極大的尊重。因為，自中***“壹大”至“六大”，張國燾壹直是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壹直在中***中央核心層。當時，張國燾在中***黨內的資格，除了陳獨秀，誰都蓋不過他。
毛澤東卻長期遊離於中***中央核心層之外，壹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才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所以，以毛澤東當時在中***黨內的資格，跟張國燾還無法相比。張國燾當時很感動，但張國燾隨後發現，中央紅軍人數很少，而且衣衫襤褸，槍支長短不齊，沒有壹件重武器。壹渡赤水後，最後壹門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裏面了，中央紅軍壹門重火力炮都沒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這在今天屬於步兵輕武器。
所以，壹、四方面軍會合後就出現了問題，四方面軍8萬人，中央紅軍1萬人。張國燾對遵義會議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事實上，壹、四方面軍分裂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為力量失衡。對於壹、四方面軍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寫的很輕易：張國燾南下，走向失敗，走向黑暗；毛澤東北上，走向勝利，走向光明。其實，當時毛澤東把壹四方面軍分裂和被迫北上稱為他壹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敗還要黑暗。
毛澤東很難判斷自己這7000人到底能堅持多長時間，他甚至準備把這7000紅軍打散，做白區地下工作，後來幸虧發現了陜北根據地。到陜北壹看，紅二十五軍已經把陜北完全控制了。紅二十五軍是原來張國燾的勢力。而陜北正在搞肅反擴大化，紅軍的高崗、劉誌丹、習仲勛都被抓起來了。當時紅二十五軍的軍長徐海東，他如果聽張國燾這個偽中央的指揮，那中***中央真是毫無希望了。
毛澤東給徐海東寫了壹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過難關。因為這時中央紅軍就剩6000多人，財政基本上已經完全破產。當然借錢是壹方面，另壹方面是要試探徐海東的態度。徐海東接到信，把軍中供給部長叫來問：我們還有多少錢。供給部長告訴他，我們還有6000多大洋。徐海東吩咐：我們留1000就行了，給中央紅軍5000大洋。是給，不是借。
還附了壹封信，表示紅二十五軍完全服從中央紅軍指揮，毛澤東這才壹塊石頭落了地。他後來多次提到，徐海東是於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東在那個關鍵時刻，聽張國燾的指揮，那中央紅軍的前景不堪設想。徐海東同誌壹生受傷9次，由於嚴重傷病，沒有能夠參加解放戰爭。1955年授銜時，徐海東同誌講，我不授銜也可以，因為解放戰爭我沒有參加。但是毛澤東堅持給徐海東授銜，而且授大將，地位僅次於粟裕。
到延安後，張國燾與毛澤東的矛盾日益加深，周恩來與張國燾進行了長談，但是這次談話卻失敗了，最終沒能說服張國燾。1938年張國濤叛變出走，做了戴笠的辦公室主任，告訴了戴笠很多中***黨內的派系鬥爭。1949年中***獲得全國勝利，張國燾跑到香港，後來從香港跑到臺灣，1979年12月病死於加拿大多倫多的養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