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
論文：同林、利民《對立互補 趨於融通——〈列朝詩集小傳〉、〈靜誌居詩話〉對讀三則》（《南通師專學報》第1期）；李世英《論錢謙益與朱彜尊詩學觀的異同》（《北方工業大學學報》第2期）；王英誌《朱彜尊山水詩初探》（《暨南學報》第4期）；李南蓉《朱彜尊簡論》（《安徽大學學報》第4期）；曾貽芬《〈經義考〉初探》（《史學史研究》第4期）。
按：本年論文中，有兩篇對錢謙益、朱彜尊的詩學予以同時觀照。同林、利民使用散點透視的研究方法，通過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朱彜尊《靜誌居詩話》對唐寅、李夢陽、袁宏道三位詩人傳評的對讀，指出清初詩論對立互補、趨於融通的時代特色，印證了學界對清代是古代詩歌理論總結時期的判斷。李世英指出，錢、朱二人都主張詩歌要能抒 *** 性情，反對模擬和僻澀詩風，倡導以學問救俗學之弊。但就“言誌”內涵而言，錢氏主張抒發憤悱之情，朱氏則強調溫柔敦厚的詩教。造成差異的原因，既有時代社會的***性，也有個體遭際與思想的差異。王英誌關註朱彜尊的山水詩創作，指出朱氏以追求“醇雅”為創作依歸，但早期寄寓民族興亡之感，學王孟之沖淡；中歲抒發個人情思，學杜甫之遒壯；歸田後反映閑適心境，兼學蘇軾等宋人之作。朱氏山水詩體現了清初詩壇創作遠離政治功利性及由學唐向學宋轉化的趨勢。王英誌註意到朱氏詩作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特質，在研究諸作中較為突出。李南蓉《簡論》專論朱詞，介紹了朱氏愛情詞、詠物詞，揭示了朱詞的風格與特點，用以糾正各種偏見；評述了朱氏清空醇雅的詞論體系，以及浙西詞派得以形成的各種因素。曾貽芬對《經義考》的分類體系、著錄體系作了探討，對朱彜尊按語的學術價值作了評述，多中肯之論；尤其是關於朱氏所分各類用意之探析，頗能辨源析流，得其大體。
1998年
論文：楊晉龍《〈四庫全書〉處理〈經義考〉引錄錢謙益諸說相關問題考述》（《第七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5月）；林慶彰《四庫館臣篡改〈經義考〉之研究》（《兩岸四庫學——第壹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劉玉才《朱彜尊詩文詞的結集與刊布》（《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語言文獻卷》，北京大學出版社）。
按：楊晉龍、林慶彰都聚焦於《四庫全書》纂修期間，四庫館臣畏於清高宗弘歷的嚴命，如何對《經義考》中的“違礙”文本進行改寫、刪除的問題。由於《經義考》集經學目錄之大成，卷數有三百之巨，足以昭顯本朝文治之盛，因此深受弘歷看重，親自作詩褒揚，下令刊行。盡管如此，《經義考》仍然避免不了部分文字被刪改的命運，於此可見清修《四庫全書》“寓禁於征”“寓毀於修”之壹斑。劉玉才梳理了朱彜尊詩文詞作品的結集與刊布情況，從《竹垞文類》《騰笑集》《曝書亭集》，到其集外作品、註釋之作，均有詳細介紹；對江浩然、楊謙、孫銀槎三家詩註之概況、價值高下，也有論析；最後指出，現有的整理之作，相對於朱彜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而言，還是遠遠不夠的，亟應加強。
1999年
論文：丁宏宣《不惜丟官的藏書家朱彜尊》（《南京史誌》第3期）；楊果霖《歷來補正經義考的成果綜述》（《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第九期，12月）。
按：《經義考》問世後，受到學人廣泛關註，出現了翁方綱《經義考補正》等系列相關著作。楊果霖即以翁氏此書、羅振玉《經義考目錄》《校記》、吳政上《經義考版本異文校記》（附錄於氏編《經義考索引》）等為考察對象，綜論前賢考訂成果，既分析其方法，又歸納其內容，復評論其優劣，指出既有考訂存在瑣碎不全、論證不足等問題。全文條分縷析，俱有明證，討論深入，簡括得當。
2000年
著作：林慶彰等《朱彜尊〈經義考〉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
論文：魏中林《〈詞綜〉的編選與朱彜尊的“醇雅”說》（《內蒙古社會科學》第2期）；何宏玲《此恨綿綿無絕期——朱彜尊〈桂殿秋〉賞析》（《名作欣賞》第2期）；陳鴻森《〈經義考〉孝經類別錄》（上、下）（分載《書目季刊》第三十四卷第壹期、第二期）；楊果霖《〈經義考〉引文方式的分析》（《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五期，3月），《羅振玉〈經義考目錄·校記〉研究》（《書目季刊》第三十三卷第四期），《〈經義考〉征引〈文獻通考·經籍考〉考述》（《孔孟月刊》第三十八卷第十期，6月）；沈乃文《朱彜尊與〈經義考〉》（《國學研究》第七卷，6月）；王同策《〈京氏易考〉作者辨——〈經義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訂誤》（《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5期）；陳少川《學術巨匠朱彜尊的文獻學實踐》（《圖書與情報》第3期）；劉洪權《朱彜尊與圖書編纂學》（《圖書館學研究》第3期）；徐雁《朱彜尊曝書亭》（《書屋》第7期）。
按：本年著作與論文，涉及經學、文獻學、詞學等領域。林慶彰等主編的研究論集，匯集了前述吳梁、翁衍相、田鳳臺、杉山寬行、邱建群、盧仁龍、蔡瑱琪、朱則傑、陳祖武、曾貽芬、王渭清、黃忠慎、楊果霖、喬衍琯、楊晉龍、林慶彰、莊清輝等17位作者的23篇論文，前附羅仲鼎、陳士彪所編《朱彜尊年譜》，後附王清信、葉純芳所編《朱彜尊研究資料匯編》，為研究《經義考》及朱氏生平與學術，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經義考》問世後，出現了翁方綱《經義考補正》、沈廷芳《續經義考》等十數種衍生著作，可分為校正之作、續作與補作三個系列，足證該著具有的重要學術價值（詳張宗友《〈經義考〉研究》第七章第壹節，中華書局2009年版）。陳鴻森踵清人及前賢成例，對《經義考》孝經類予以考正與補遺；計考正四十事，補遺七十事，搜羅齊備，辨析詳明，足稱功臣；所用分經考釋之法，足資仿效。在《經義考》專題研究方面，楊果霖用力甚巨，成就也最為突出。《經義考》以著錄弘富、廣征博引著稱，楊氏對其引文方式進行了歸納，指出***有直錄、約引、訛增、抽換、倒置、並合、析離等七種方式，各以例發明之，既全且當。羅振玉曾為《經義考》編制目錄，並撰有校記，以校其誤。楊氏對羅氏校勘義例進行了總結，分析所校內容之類別，兼論其優點、缺點之所在，全而且要，可謂深得文獻條例之學；就《經義考》而言，則是“研究之研究”。同此類似，楊氏復對《經義考》征引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的資料，相互比較，分析其所征內容之類型、著錄數量等，並比較二書之優劣，指出學者在整理《經義考》時，不能不吸引《通考》的內容，以求完備。沈乃文在介紹朱彜尊的家世、才學、仕履之後，對《經義考》的編撰背景、體例傳承、完成時間、成稿方法、成就與不足、傳刻源流等，均有具體而微的論述，其中不乏洞見；沈氏復對該書版本優劣問題，舉出數十條例證，參互比較，得出初刻本最優等結論，堪稱定評。館臣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於經部內對《經義考》征引頗多，乃至照錄其誤。王同策指出，《雅樂發微》的作者張敔系德興人，而非朱彜尊認為的合肥人；《總目》因襲朱氏之說，實未能明辨。陳少川、劉洪權分別關註朱彜尊的文獻學實踐與圖書編纂學，後者在思想層面能有所概括。
2001年
論文：陳靜瑩《朱彜尊〈明詩綜〉之詩觀研究》（臺灣輔仁大學碩士學位論文）；諸葛憶兵《〈詞綜〉編纂意圖及其價值》（《江海學刊》第2期）；楊果霖《翁方綱〈經義考補正〉研究》（《“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七卷第壹期，3月）；吳蓓《論朱彜尊詞的典範意義——兼論浙西詞派發生、發展、衰落原因》（《浙江學刊》第2期）；劉世南《對〈朱彜尊選集〉的意見——與葉元章、鐘夏兩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3期）；吳美娟《淺述棹歌體詩的地方文獻價值》（《文化大省建設中的圖書館現代化——浙江省圖書館學會第八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按：《明詩綜》是朱彜尊編選的明詩選集，是研究朱氏詩學理論與明代詩學發展的重要文本。陳靜瑩的學位論文，重點探討了兩個方面的問題：壹是朱彜尊編選《明詩綜》的編輯精神、編選原則及評論內涵；二是該著所蘊含的詩學觀念，諸如詩歌本源論、創作論、風格論及重要詩家之評鑒等。對《明詩綜》之價值與影響，也有所論列。這是關於《明詩綜》研究的第壹篇學位論文。諸葛憶兵指出，朱彜尊編纂《詞綜》，是為了推尊詞體，使創作歸於醇雅，以救《草堂詩餘》給明代帶來的淫逸卑下、饾饤瑣屑的詞風。《經義考》問世後，學者繼起校訂、補作、續作，蔚成系列，存世者尤以翁方綱《經義考補正》貢獻最大。楊果霖對該書加以研究，揭其義例，明其內容，並評述其優劣，各舉例發明，頗為細密。至於朱彜尊詞，吳蓓認為，朱氏博采兩宋之長，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有清壹代，無人能及，具有典範意義；朱彜尊所開浙西詞派，與詠物之風相始終，但當詠物詞墮為高雅的文字遊戲之後，其生命力即大受限制，浙西詞派之盛衰，實與此密切相關。劉世南指出，《朱彜尊選集》中存在斷句、註釋錯誤；為朱彜尊的作品做註，實屬不易，非學養深厚、審慎堅韌者不能為。吳美娟認為，以朱彜尊《鴛鴦湖棹歌》為代表的棹歌系列，再現了嘉興歷史與前朝掌故，描繪了當地名勝古跡，記載了地方特產與風俗人情，具有豐富的地方文獻及文化價值。對於棹歌而言，吳氏的概括實具有普遍意義。
2002年
論文：楊果霖《試析〈曝書亭集〉書籍跋文的價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八卷第壹期，3月）；李瑞卿《從〈靜誌居詩話〉看朱彜尊美學的壹個側面“清”》（《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朱彜尊以情為主的理學風雅合壹論——在理學和經學之間的詩學選擇》（《大連大學學報》第3期）；楊德貴《談〈詞綜〉得失》（《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汪湧豪《朱彜尊論詩重學與清代實學思潮之關系》（《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20輯）；魯竹《〈樂府補題〉與浙西六家的詠物詞——兼論浙西詞派的形成》（《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第5期）；楊果霖《有關經義考著錄的幾項分析》（《“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八卷第四期，12月），《朱彜尊〈經義考〉“剪裁之法”的運用析論》（《醒吾學報》第二十五期，12月）。
按：朱彜尊《曝書亭集》有八十卷，其中序八卷，跋十四卷，合二十二卷，在朱氏詩文中堪稱大宗（惟詩有二十二卷，可與比肩）。楊果霖首次對朱氏書籍跋文的價值作了考察，指出藉之可以考察朱氏藏書始末、校勘成就、學術交遊、治學方法與偏好；此類文字因涉及各種版刻的考訂，可以作為《經義考》的有益補充，並且成為四庫館臣重要的考證資源。“清”是古代中國壹個重要的批評術語與美學觀念，李瑞卿梳理了這壹觀念的發展歷程，對《靜誌居詩話》中含有“清”字的語詞進行了概括與分析，指出朱彜尊對這些語詞的使用，分別體現了對魏晉以來“清”的傳統的懷戀，對厚重溫和的風格、古樸真摯的品位的主張，以及對庸俗世風的矯正。李瑞卿認為，朱彜尊對情理關系的討論，針對的是理學與風雅相分離的事實，主張二者並不矛盾對立，抒寫情性也並不妨害道德；所謂“理學風雅合壹論”，帶有折中朱王的理學反思，具有原始經學的內涵。朱彜尊論詩重學，針對的是嚴羽之論，但置於明末清初特定的歷史情境下，就有了糾偏止弊、提倡實學的現實意義，汪湧豪結合清初政治、學術風氣，對此有長篇透辟的分析。汪氏認為，對清初的實學思潮而言，朱彜尊是非常重要的壹位提倡者、參與者，有較大的影響。魯竹指出，《樂府補題》的被發現，激發了浙西詞派創作詠物詞的熱情，物態刻畫窮盡，文詞精美雅潔，美感純粹簡單，因而能掃明詞之弊；但對情意傳達的忽視，卻有悖於重視情誌的文學傳統，其流弊遂至於空疏枯寂。楊果霖利用電腦技術，對《經義考》進行要素統計、定量分析，不僅查明全書的“家底”（諸如著錄總數、四柱分布〔存、佚、闕、未見等〕、引用文獻的數量與種類、歷朝經籍數量等），還發現該書存在的壹些問題，如體例不合、經籍重出、歸類失當等。《經義考》征引文獻極富，同原文相較，常有改易刪並，其間頗有規律可尋。楊果霖名之曰“剪裁之法”，並對其刪並改易的情形進行了歸納。此法之優點在於：镕貫剪裁，如出壹手；內容適當，繁簡適中；條理秩然，體例詳明；同時也有內容誤刪、剪裁失真、體例未能壹貫的缺點。史著最重義例，楊氏對《經義考》剪裁之法的研究，可謂深切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