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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因曾在陽明書院講學，世稱陽明先生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進士，歷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天（1506），因上疏救言官戴銑等，冒犯了權宦劉瑾，受廷杖，謫為貴州龍場驛丞。劉瑾被誅後，起用為廬陵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擢南京太仆少卿，就遷鴻臚卿。後以右僉都禦史巡撫南贛，因鎮壓農民起義與平定宗室朱宸濠叛亂，封為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謚文成。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哲學家，也是文學家。為文主張直抒胸臆，不依傍古人。其文平易暢達，自成壹格。《四庫全書總目》稱其“為文博大昌達，詩亦透逸有致”。著有《王文成公全書》。
王陽明先生：
王守仁 （1472-1529） 原名雲，更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學者稱陽明先生。明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生於縣城瑞雲樓（今武勝門內壽山堂）。父王華，成化十七年（1481）狀元，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少受儒家教育，暇好騎射兵事，善射。15歲隨父遊居庸關、山海關等要塞。
弘治元年（1488）於南昌完姻，結褵之夜，入鐵柱宮與道士談養生術，次日晨還。次年歸姚途中於廣信（今江西上饒）拜見婁諒，聽他講授朱熹"格物致知"論。
五年中舉人，寓京師父親官署，遍讀朱熹遣書。為決疑慮，"格"竹七天，無所得且罹疾。六年、九年會試均落第，遂歸姚以詩書棋自娛。尋聞邊關告急，精究兵家秘書。
十二年中進士，值西北告急，疏陳"蓄村備急、舍短用長、簡師省費、屯田足食、行法振威、敷恩激怒、捐小全大、嚴守乘弊"八事。十四年至安徽審查案件，事成遊九華山，與道士談仙。次年因病南歸，先後隱居，養病於紹興陽明洞、錢塘凈慈、虎跑諸寺。
十八年於北京與湛若水結為好友，同倡"聖人之學"。 正德元年（1506），劉瑾專權，矯詔逮捕戴銑等，守仁時任兵部主事，抗疏救援，"宥言官，去權奸"，"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要武宗"開忠讜之路"，觸犯劉瑾，受廷杖，貶為龍場（今貴州修文縣治）驛丞。三年春至龍場，自築草棚棲身，因窮荒無書，日繹舊聞，"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後人稱"龍場大悟"）。又創龍崗書院，為開化西南首舉。次年應聘主府城文明書院講席，始宣講"知行合壹"，學轉陸九淵，漸自成體系。
五年三月，任廬陵知縣，決積案，清郵驛；杜苛捐雜稅，禁迷信神會。八月，劉瑾伏誅。十二月，調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間事學術活動。
七年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次年初赴職便道首親，途中向徐愛闡述《大學》新說與"知行合壹"思想。十月督滁州馬政，閑時聚徒講學。九年升南京鴻臚寺卿。十壹年升僉都禦吏，巡撫南贛，平定漳州詹師富、大帽山盧珂、大庚陳日龍、橫水謝誌珊、桶岡藍天鳳，浰頭池仲容等農民起義。十四年六月，率部鎮壓福建農民起義軍，於豐城途中獲悉寧王反，即返安吉起義兵，水陸並進搗南昌，連下九江、南康、費時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獻俘，因宦官許泰、張忠讒言，非但無功，反遭誣獲咎，太監張永設法得以免禍，即稱病居西湖凈慈寺、九華山諸寺院。
十六年初始於南昌揭示"致良知"學說，終完成"心學"體系。六月升南京部尚書，九月歸姚，會74弟子於龍泉山中山閣，指示"良知"之說，十二月被封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 此後6年許，丁父憂，服滿亦不召用，專事講學。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閣講學，門人300余，並作《中天閣勉諸生》文書於壁。
六年五月，受命鎮壓思恩、田州、八寨、仙臺、花相等地瑤族、僮族起義，翌年秋平定。時肺病劇發，十月上疏告退。十壹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於江西南安青龍浦舟中，年57歲。葬紹興蘭亭洪溪（1989年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今紹興市蘭亭鄉花街村），謚文成。
《明史》評："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 守仁是中國哲學史上主觀唯心主義的集大成者，又是教育家、軍事家、文學家和書法家，著有《陽明全書》（又稱《王文成公全書》）。其哲學思想（王學）及姚江學派詳見《學術文獻編》專章。 在余姚遺跡有了生地"瑞雲樓"遺址，讀書處"龍泉寺"，講學處"中天閣"，"新建伯牌坊"（原在城區人民路小學大門口，1964年毀）等，龍泉山另有"陽明祠"、"陽明亭"、"故裏碑亭"等紀念物。
心學大師王陽明
王陽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陽明子是他的別號，浙江余姚人.是中國當代大詩人余秋雨的同鄉.
陽明先生是蔣介石先生最推崇的人，蔣雖不堪，卻亦有其過人之處，由此可見陽明先生之過人。作為士大夫，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陽明先生是屈指可數的幾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收到讀書人的敬仰，可見其巨大之人格魅力。
說起王陽明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前輩——象山先生陸九淵，王陽明繼其學說思想說發展起來的心說與陸壹道所構成的陸王心學，成為唯壹堪與以大儒朱熹所代表的所謂儒家正宗的程朱理學分庭抗禮的儒家思想流派，對中國當時以及後世之讀書人之思想產生了巨大沖擊和影響，也在中國文化思想史及哲學史上書下濃墨壹筆。
陸九淵乃公認之天才。四歲時仰天俯地，用稚嫩而悠遠的心靈琢磨：“天地何所窮際？”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最後其父不得不動用父親的權威喝止他。——另壹天才屈原提出類似的問題，大概已而立了罷。然而陸九淵自然不會再走父輩傳統的老路，有時候虛的可以決定實的，代表傳統的父輩可以喝止後代，卻不能阻止改變後代的思維。九淵的疑團橫亙心中十年，待看到古書“宇宙”二字之註解：“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時，乃大悟，激動道：“原來無窮。人與萬物，皆在無窮之中”。——後王陽明也有類似與此之龍場悟道，可謂與陸“壹脈相承”。這雖只是事實性判斷，但亦隱然包含了在無窮中即無窮的大膽推理，他拿起筆來，又加壹句：“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如果說在壹個天人合壹觀念地久天長深入人心的國度，冒出這樣的話來只是新奇不算革命的話，他下面兩句就是石破天驚的新口號了：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
陸晚年之時這樣解釋我心即宇宙：
“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人須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立身其中，須大作壹個人。”
此之“大作壹人”，非是自大狂，而是進入與天地合德的境界，於是此時之心學，恢復了早期儒學陽剛雄健的人生姿態，恢復了儒學的“大丈夫”風采：“仰首攀南鬥，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確實無他這般人。陸九淵不象朱熹那樣遍尋明師博采眾家之長，而是旱地拔蔥式的崛起，超越其是流行的壹切，師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論；師心——發明自己的本心，於是開“心即理”之說，震動天下，並被王陽明發揚光大。
心學之壹大特點即是“擴充法”：找著善根良心，然後讓它象核裂變式的、極限揮發，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所有在陸九淵為心學打下壹個基礎後，開始了艱辛的探索“善根”的過程。他自以為沒有陸的天縱之才，所以也似朱熹那般，遍訪名家，希望得其心道，然而結果每每令他失望：所遇“名賢”，十有八九皆以程朱為儒家正統，推崇“知而後行”得“迂腐理論”，王於是嘆道：“都是些舉子學，不是身心學。”直到十八歲那年他碰到了名儒婁壹齋。
婁是明初著名理學家吳與弼得學生，但雖以朱學為正宗，卻也有心學之傾向。婁氏向王講了“聖人必可學而至”的儒學通則，正搔著王的癢處，“遂深契之”，產生了確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點迷津的作用。後婁之女嫁於寧王為妃，受起株連而亡，陽明以禮葬之，也算報了點撥之恩。後世認為，即使婁壹齋不是陽明心學發端之人，亦起了重要作用，因婁的同門——吳與弼的另壹學生謝西山就曾提出過“知行合壹，學之要也。”而後來王在婁之引薦下到臨川“朝聖”見吳時，亦必定聽得此論。
以後數年，陽明入宦，浮沈十數載終於獲罪下獄，後又被當時因正德皇帝壹句不耐煩的：“些許消失，妳自己斟酌即可，何必擾朕”而得熏天權勢的劉瑾發配到貴州龍場——壹個壹般地圖查不到的說是驛站其實更近似於動物世界的偏僻所在，據說在此設驛，非是為了軍事目的，僅僅源於劉瑾之壹個夢境。對於陽明來說，這裏實在不比監獄好多少，之於北京城，氣候自然沒得比，況且少了許多可以“論道的獄友”。
然而被拋到這種絕地，整個世界卻變得單純了——變成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於是陽明被拋回“初民社會”，可以每天思考諸如“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這樣最基本的哲學問題。在每壹天都要經歷生死之境且早已經過九死壹生的情況下，——先受杖刑，後遇殺手，陽明終於知道什麽叫做“置之死地而後生”。
置之死地而後生。在軍事上，這也許只是壹句鼓舞士氣的大話，但在生存哲學，生存智慧的錘煉創建時，卻是必須如此的“基本原理”：不臨“實事”之真際，不可能求出真真切切的“是”來。用存在主意的話說，即：不進入臨界狀態，不可能發現生存的真是境遇，也就無法看清楚“在”的本質。陽明卻無暇窮究這些“學”，他要捕捉的是切實而行的“理”。於是當他將37年的家底都拼將出來，把擁有的三千年的文化底蘊都用頭皮頂出來之後，在壹個春夏之交的午夜，頓悟了，這即是著名的“龍場頓悟”。
頓悟之後，陽明道：“聖人之道，我性已足。過去從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裏的路子整個是壹場誤會。”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後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壹”三說，自成體系，又道：“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駁斥理學，正式豎起心學之大旗。
“心即理”直承陸九淵。這壹思想很明顯地體現於王的壹個論斷：“心外吾物”。也正由此語，他被認為是中國主觀唯心主義的代表人物。“心外無物”壹說，頗近似於佛家的壹段機鋒：
“風動邪？幡動邪？”
“非風動，非幡動，心動也。”
這其實緣於王陽明的求思經歷。與陸九淵近似，王亦曾經向虛幻之佛理尋求心學之突破，不同的是，陸是由於不屑於求名師，王則是求明師而不得。曾經有壹個關於王陽明的傳說，說是王到壹座寺廟遊玩，見壹房門緊閉，好奇之下不顧知客僧苦勸，執意開門，結果大驚，原來房中有位圓寂的老和尚與王之面容極其相似，身後墻上還有壹首詩，寫道：
“五十年後王陽明，開門猶是閉門人；精靈閉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
王黯然，知其乃自己前世，留下詩句：
“金山壹點大如拳，打破維陽水底天；
閑依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此事極玄，顯然屬於不可信之說，但是王陽明與佛家淵源之深可見壹斑，也從另壹側面印證了佛理之於王的影響。
第二是“致良知”，關於此點，後世學者毀譽參半，甚至有人極端的認為。這是王拿來愚弄老百姓以利於統治者統禦的工具，乃是大大的“毒草”，此言大謬。當時之世，紫禁城中，皇帝昏聵，數年不朝；朝堂之上，*佞當道，良善遭惡；市井之中，百姓好淫，不死進取，可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在這個時候，王陽明提出“致良知”之說，把壹定的社會道德規範轉化為人的自覺的意識和行為，強調主觀立誌和主體精神的力量，強調人的自我更新，倡導學習要自求自得，提倡人們“發明本心，固受自操”，使人明明德，修自身，實為勸世之良藥。而改觀今日之社會，道德底線已近於崩潰，惡人幾無所畏懼，善者幾無所依仗，駭人聽聞之事，傷天害理之舉，時有發生，豈可曰今日之道德論遠勝於陽明之“致良知”邪？
王陽明最重要的壹個思想是：“知行合壹”。這是他最為人推崇的壹個主張，也是他成為壹代大家的“成名之作”，正是由於此說，他才得以成為與朱熹等人徹底“劃清界限”，與陸九淵壹道，負手傲立於儒家另壹頂峰，讓後人“傳唱”至今。
儒家之學到宋代時，“二程”已是絕對權威，而按此脈絡發展起來形成的“程朱”之學，也已隱然成儒家正統學說，至於其所主張的“知而後行”，自然也被“沈默的大多數”所接受，成為哲學之“主流”，而王陽明以其無匹才華，壹針見血地指出其謬誤：“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之險夷者邪”——由此可見，王之知行合壹時極重視實踐精神的，是講求壹種“理論與實踐”的統壹的，所以後世之人，因其乃唯心主義大家而斷言他之論斷與“理論聯系實際”“理論實踐想結合”是毫不沾邊的，實乃武斷。黑格爾、費爾巴哈顯然不是馬克思的信徒，但他們的唯物主義何辯證法不仍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重要組成部分嗎？
“知行合壹”作為壹種理論，也成功的指導了王的壹些特殊行動，最著名的是平寧王之。王陽明不是軍事家，也不是陰謀家，寧王反叛後朝野震動，許多軍事家陰謀家都束手，獨有被曾被朝廷打入大獄的他站出來作戰。王是沒有正式的官軍來統禦的，所轄的只不過是金陵城附近州縣的衙役兵勇甚至壹班剛被招安的土匪流寇，三千人以上就稱“大軍”，然而陽明卻用這支隊伍無往不利，四十天而竟全功，壹時被譽為“大明軍神”。——壹介大儒，指揮千軍萬馬若提筆研墨，不是“知行合壹”又是什麽？
有意思的是，王作為明史上最璀璨的思想之星之壹，卻在得勝之後，毀去所有寧王與朝臣通密之信，幾乎是“故意”為朝堂上壹幫早睜紅了眼睛的人留下了把柄，於是這幫小人發難的時候，王終於再度被貶，飄然入山，從容地做他的心學大師去了——他大概亦是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