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影響黨和國家關於農村、民生政策措施的落實。村委會承擔著政府代理人、集體產權代理人、社區管理者的三項職能，多重職能凸顯村委會在農村的重要性。處於農村最基層的村幹部隊伍，成為能否執行國家法律，貫徹黨的政策並讓廣大農民獲得實際利益的決定因素。村幹部雖然不是國家幹部和公務員，但是其作為國家政權在農村的代理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國家的形象。村幹部總體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壹些村幹部腐敗行為，嚴重破壞了黨和政府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危害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危及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給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新農村建設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從微觀層面來看，政府各部門、機構的農村工作都需通過最基層的村官來落實，村官的工作艱巨而復雜。水利、衛生、農牧、計生等部門的工作都需通過村幹部來參與，各種惠農政策、社會福利性、救助性等工作也需要村官來進行福利分配。所以，村幹部的廉潔、村委會職能能否得到積極發揮，關系到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能否得到真正落實，關系到農民能否富裕起來，關系到新農村建設任務能否最終完成。可以說，村幹部腐敗犯罪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巨大障礙。
二是直接侵害農民切身利益。作為村民帶頭人，村幹部的作用實際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在農村典型人物的宣傳中我們可常見這樣的報道：某村委會主任帶領某村脫貧致富，奔向小康。這個村落在某“村官”的個人能力影響下得以迅速發展，由此可見，“村官”個人對局域農村影響之大。但是，反過來壹個腐化的村官也同樣可以導致或者加劇局部壹個村落貧窮與落後，因此村集體、村民的命運往往與村幹部有著直接關系。以烏坎事件為例，村集體經濟硬生生因村幹部的腐敗而陷於停滯。體現在犯罪客體方面，傳統貪汙賄賂行為直接侵害的是國家財產以及公務活動的廉潔性，而村幹部的貪汙賄賂行為則顯非如此，因此在犯罪構成要件中存在內在的矛盾。而現行的關於貪汙賄賂行為規制的刑事立法的經濟制度背景是以城市為典型的國家所有制度，本質上是立法的城市中心主義的體現，它忽視了城鄉二元差距的巨大現實，忽視了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區別和不同特點。
三是影響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村幹部廉潔還是腐敗，直接關系到農村的政治方向和經濟發展，關系到基層的穩定。關系國家的穩定大局。“村官”是生活在中國農村最基層的壹個“官員”群體，盡管甚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官”，但確是最貼近老百姓的領導群體。其腐敗將直接關系民心的向背，村幹部的腐敗在農村造成的負面影響非常大。農村生活條件較為艱苦，村幹部哪怕有壹點腐敗行為，村民都會盯在眼裏，反應強烈。經過多年的普法宣傳，特別是試行村民自治以後，農村基層民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與前相比，村民管理村務的主人翁意識得到增強，監督村務的積極性得到提高。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村務公開的推進，村民逐漸懂得如何利用法律渠道來維護自身利益。如果壹旦忽視了村民強烈的民主意識和法律意識，就容易與村民產生矛盾。村幹部犯罪在村莊的局域內存在，壹旦查處不力，日積月累，農民積怨終爆發，極易引發局域內農民的震蕩。在農村，由於村幹部腐敗，數百名農民越級上訪、集體上訪、長期上訪的事件屢有發生。更有甚者，如處理不慎，會釀成壹些群體性事件。
四是危害基層民主的順利推進。農村基層民主作為現代民主的重要標誌，是社會政治進步的具體反映。農村基層民主在解決農村社會政治穩定問題、密切黨群關系、調動農民積極性、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村幹部職務犯罪，使得村委會權力性質發生相應異化，結果是村委會職權侵蝕了村民自治權。村委會職權本應與村民自治權統壹，村委會職權來源於村民自治權，服務於村民自治事務。農村是集體所有制，土地和其他集體財產的管理權和所有權，是由村民委員會代表全體村民行使，但是卻往往由此異化為村委會主任等少數村幹部的個人權力。村幹部職務犯罪所伴隨和衍生的必然是賄選、村民自治虛化等現象，最終侵蝕村民自治制度，危害基層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