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也覺得朋友的建議有理。但是，臨出門總是想不起帶相機。拜訪這些人，心思全想著怎麽和人家對話，哪裏顧得上拍照？我覺得，能有機會和自己喜歡的人長談，才是最為難得的機會。
至今我還記得金克木無情地嘲弄我對權威的崇拜：“我們年輕時和妳們不壹樣，腦子裏有什麽問題，就自己去看書，去想，尋求答案，還不知天高地厚地寫文章、放炮。看看妳，年紀輕輕，怎麽有問題要畢恭畢敬地跑到我這個隨時準備進八寶山的老頭這裏來求教？”
這裏不乏自謙和自嘲，但他也確實看準了我沒出息的軟肋：缺乏獨立思考的基本信心。這話在我腦子裏盤旋了多少年，後來導致我放棄記者生涯，轉入研究，陰差陽錯地走到今天。
最近在《紐約時報》上看到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雪莉·透克的文章，開篇講的是壹段類似的事情，但用的是不同的角度。她有位朋友是喜劇演員阿茲·安薩裏，在洛杉磯街頭經常成為追星族們的目標，大家紛紛拿著手機要拍照。他對自己的粉絲相當客氣，但拒絕和粉絲合影，而是要和粉絲攀談：妳的音樂口味？對我的哪段小品喜歡？有什麽意見？等等。
粉絲們的狂熱勁兒壹下子褪去許多，談不出所以然來，最後帶著沒有和名人自拍的手機失望地離去。
雪莉·透克以研究新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而知名，其《屏幕上的生活》《第二個自我》，都是聚焦於計算機對工作習慣、生活方式、人際關系、自我形成等方面的影響。
2011年她出版的《孤獨地在壹起》，則是探討移動通訊技術對當今壹代人的沖擊。她用阿茲·安薩裏作為例證來說明自己的主題：阿茲·安薩裏主動和自己的粉絲們對話，難道這些粉絲蜂擁而至，不是要和自己有壹些交流嗎？但他馬上發現：粉絲們要的不是和他互動的經驗，他們要的是記錄，即用手機自拍下和他在壹起的景象。
自拍的功能就在這裏：用攝像標出我們生活中的壹個時刻，不惜為此打斷我們生活的經驗本身。久而久之，經驗已經不重要，甚至幹脆消失，只要能抓住那個鏡頭存到手機裏就行。
為什麽大家對用自拍記錄自己的生活如此著魔？因為自拍的下壹步是分享。套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句式，就是“我分享，所以我存在”。不自拍記錄自己的生活並把這種記錄分享，似乎就是沒有生活過。
其實，這種通過自拍記錄下來的，並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停頓。大家在那壹刻都忘掉正在從事的活動，對著手機自我“冷凍”成形，中國人還特喜歡伸手打個V字。於是，大家不停地自拍、傳送分享。
這些活動，不僅在教室、會議中進行，甚至侵犯到劇場、餐桌、葬禮，甚至夫妻情侶上了床也各忙各的短信。奧巴馬在曼德拉的葬禮上和丹麥女首相施密特熱絡自拍，惹得第壹夫人米歇爾壹臉慍怒的照片，曾在媒體上走紅。
可見，自拍如同病毒，不僅侵蝕孩子，也襲擊成人。反省壹下，我大學畢業後，壹向不太註意到處留影。特別是旅遊時，即使帶著相機，往往也沒有心思照，註意力多在當時的經驗中。不過，有了網絡後，我也仿佛中了毒，特別喜歡拍照，然後上傳到微博分享。散步、跑步、騎車、爬山、掃雪、種地……越來越離不開相機。
分享什麽？貌似分享的是自己的經驗。其實，這是分享自己之沒有經驗。特別是跑步、騎車等，往往是訓練休息日的擺拍，並非真正從事這些運動時的照片。畢竟，幾十公裏的征程不能奢望有人追著給照相。當然，這還不是自拍。我依然不用手機拍照，只能說染上了近似自拍的毛病。不過，自拍也好，他拍也好，有壹點是***同的：它們所記錄的，都是我們生活消失的時刻。
壹篇宏文，不可能用壹個長長的句子寫成，中間不免充滿了句號。我們的生活中，也有著各種各樣的停頓，人們用以慶賀自己走過的歷程。但是，只有句號，沒有文字，就成不了文章。只有停頓中的慶賀，沒有真實的歷程，則不稱其為人生。回想壹下近三十年前的記者生涯，我後悔的不是沒有留下照片，而是沒有充分地談話。比如，當我看到有人整理出口述史式的《梁漱溟自述》時，首先的反省是：為什麽我忘記了這壹工作？
再說遠壹點，蘇格拉底上街，是和人們論道，由此留下的智慧，兩千多年來依然讓人類受用不盡。如今人們上街，拿著手機隨處自拍，所見證的，則是自我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