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今屬四川）人。他出身於壹個比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親蘇洵，由發憤讀書而入仕，他受父親影響，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年輕時“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
仁宗嘉佑二年（1057）二十壹歲時，受到歐陽修的賞識，考取進士，嘉佑六年應直言極諫策問，授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開始了他壹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蘇軾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與社會危機開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聲日益高漲的時代，他也迅即卷入了這壹浪潮。在嘉佑六年的對策中，他就發表過改革弊政的議論，其後又在《思治論》中提出“豐財”、“強兵”、“擇吏”的建議。但蘇軾與歐陽修壹樣，對政治改革取比較溫和的態度，所謂“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辯試館職策問劄子》），表明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劇烈變動的條件下施行，並主要通過社會各階層的自覺努力調整與道德完善來改變社會的衰敗。
因此，當王安石推行新法，從變更政治、經濟制度入手實行改革時，他便與歐陽修等壹大批文人壹起站在反對新法的立場上，而卷入上層政治沖突。在王安石執政期間，蘇軾主動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後又做過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罷相，實際上已經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敗。而反對與贊成新法之爭，此後更多地與統治階層中的權力之爭聯系起來。元豐二年，正在湖州任職的蘇軾突然被逮捕下獄，罪名是在詩文中攻擊朝廷的新法，這就是有名的“烏臺詩案”。後蘇軾雖經營救出獄，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精神上卻因這壹場卑鄙的文字獄受到沈重打擊。在黃州期間，他自號東坡居士，仿徨於山水，在老莊及佛禪中尋求解脫。
神宗去世，哲宗繼位，高太後垂簾聽政，政局發生大變動，原來反對新法的司馬光等人入朝任要職，新法被逐壹廢除。蘇軾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職。但蘇軾對新法的某些部分原本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馬光等人壹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張“校量利害，參用所長”（《辯試館職策問劄子》）；而他的為人，正如他自己所說“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眾”（《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因而又與當權者發生分歧，並愈演愈烈，發展成政治、學術乃至意氣、黨派的尖銳矛盾。他處於被人“忿疾”、“猜疑”的處境，遭到包括“舊黨”在內的人士與洛中理學家的攻擊，只好自求調離京城，出知杭州。
此後，他在不斷受到攻擊與誣陷的情況下，輾轉於潁州、揚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哲宗於高太後去世後親政，為了表明自己的主見與權威，又把時局倒轉過來，宣布繼承神宗的壹套，起用自稱維護新法的官僚，打擊“舊黨”。於是蘇軾又被列入懲處之列，壹貶再貶，最後貶到嶺南、海南島。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元佑舊黨，他才北歸，次年到達常州。由於長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長途跋涉的艱辛，他於此壹病不起。有詩文集《東坡七集》，詞集《東坡樂府》。
蘇軾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鬥爭和權力傾軋中，壹直扮演著壹種奇怪的角色。正如他的侍妾朝雲說他“壹肚皮不合時宜”（費袞《梁溪漫誌》），無論舊黨還是新黨上臺，他都不討好。但正是在這裏，反映出他的為人品格的壹個基本方面。
蘇軾從小研讀經史，受儒學理想影響較深，“奮厲有當世誌”（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他的壹生中，對國家的政治事務，不管其見解是否正確，總是敢於堅持自己的意見，“盡言無隱”（《杭州召還乞郡狀》），“不顧身害”（宋孝宗《禦制文集序》），不肯做圓滑的官僚，不盲從，不徇私，始終保持黑白分明、表裏如壹的精神。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終關心民間疾苦，努力興利除弊。作為壹個富於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堅定執著的品格。
而另壹方面，經歷多年宦海風波和人生挫辱的蘇軾，也清楚地看到政治鬥爭中不可避免的陰暗、卑瑣和險惡，感受到人生的無奈。他因此從老莊哲學、佛禪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脫，他把老莊哲學從無限的時間與空間的立場看待人生的苦難與歡樂及世間是是非非的觀照方法，與禪宗以“平常心”對待壹切變故、順乎自然的生活態度結合起來，求得個人心靈的平靜。當種種不幸襲來之時，他都以壹種曠達的宏觀心理來對待，把這壹切視為世間萬物流轉變化中的短暫現象；他不願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尋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東西。譬如他被貶到當時為遠惡之地的嶺南時，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食荔支》）正是這種人生態度的表現。毫無疑問，蘇軾上述心理中實際蘊藏著比壹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沈的悲哀，包涵著自我麻醉、苦中作樂的成分，這種心理使他的文學創作削弱了激情的強度，但同時也要看到：這不僅是時代文化的產物，而且畢竟表現出在更為高遠的立場上觀照社會與人生、處理個人不幸遭遇的宏達情懷。
蘇軾的朋友、詩僧參寥在《東坡先生挽詞》中寫道：峨冠正笏立談叢，凜凜群驚國士風。卻戴葛巾從杖履，直將和氣接兒童。正是從兩方面歸納了蘇軾的人格精神。他既嚴正又平和，既堅持了士大夫積極入世、剛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藝術化的人生境界與心靈境界的人格理想，把兩者融為壹體，巧妙地解決了進取與退隱、入世與出世、社會與個人那壹類在士大夫心靈上歷來相互糾結纏繞的矛盾，並在其文學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現。蘇軾為後來在類似社會條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壹種典範，因而獲得他們普遍的尊敬。
二、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自號香山居士，是杜甫之後，唐朝的又壹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太原人，出身於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為官，父親為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於唐代宗大歷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幹河南新鄭縣東郭宅。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卒於洛陽，享年75歲。
白居易出生時，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時代需要大詩人，白居易適逢其時。他因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又絕頂聰明，五六歲便學寫詩，9歲便能夠辨別聲韻，加之家庭和社會給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時代讀書特別刻苦。後來憶及當時讀書情況，他說：“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生瘡，手肘成胝。”少年時代又曾經過顛沛流離的避難生活，對社會各方面都有所了解。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這位傑出的詩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壹帶發生了戰事。蒲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余州，眼看還要繼續亂下去，由彭城縣令升任徐州別駕的白季庚，便送兒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亂。小小年紀就離家避難，隨後南北奔走，備嘗艱辛。所以他15歲時便寫下了記錄當時真情的壹首絕句；“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裏余。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壹封書。”後來又壹首寄兄弟與妹妹的七律，也寫得較好，歷來為人稱道，詩雲：“田園寥落幹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看明月應垂淚，壹夜鄉心五處同。”從這些詩中可見白居易當時的生活狀況和心理感受。從他家骨肉分散的情況也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動蕩不安、人民流離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的。
白居易16歲時，已經寫出不少可以傳世的好詩，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詩《賦得古原草送別》。據說白居易初到長安，去拜見老詩人顧況。顧況聞他名居易，便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居恐不易。”及讀到這首詩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時，大為贊賞，說有這樣的文筆，居長安不難。這首詩，確見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長安，顧況為之延譽後，白居易有時居長安，有時在別處，曾去過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結了壹些詩人，真正開始了他的詩人生涯。他27歲方從鄉試，次年為宣州刺史崔衍所賞識，送往長安應試，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以第四名及進士第，31歲時，試書判拔萃科，與元稹等同時及第，與元稹相識，從此成為莫逆之交。在32歲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書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歲時自洛陽徙家於秦，蔔居渭上，距長安約百裏，到35歲時，罷校書郎，隨後又授周至縣尉。次年，他由周至縣尉調充進士考官，補集賢院校理。這年冬季，授翰林學士，就在授翰林學上這壹年前後，娶楊虞卿從妹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遺。
當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滿，或黜或貶。初任拾遺的白居易上《論制科人狀》，極言不當任意貶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當時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在此後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始終為李德裕所排擠，由此決定了他壹生仕途不順利。他任拾遺期間，克盡職守，屢陳時政，難免使得皇上或權臣不滿。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親去世，白居易丁憂居渭村，而他的愛女金鑾子也在這壹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貧又病，好友元稹時常分俸濟其困難。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後因上疏請急捕刺武元衡者，為宰相所惡，被貶為州刺史，又為中書舍人王涯所讒，追詔再貶為江州司馬。此次連續被貶，對白居易是壹個重大的打擊和教訓，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為避禍遠嫌，“不復愕愕直言”，“世事從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以遊歷山水、作詩為事，慕起陶淵明來，希望作個隱逸詩人，並轉而事佛，企圖從佛教中求得解脫。總之，被貶江州司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壹大轉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後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還。憲宗崩，穆宗繼位，授中書舍人，後又拜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轉上柱國。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奮，詩雲“得水魚還動鱗發，乘軒鶴亦長精神。”但因當時朋黨之爭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麽作為，而且“終日多憂惕”，驚嘆“高有罾繳憂，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權幸讒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請求外任，於長慶二年（822年）出為杭州刺史，避開了朋黨殘酷傾軋的朝廷，從此思想進壹步消沈，詩雲：“誰知名利盡，無復長安心。”“敢辭官遠慢，且貴身安妥。”榮枯任之，聽天由命，頗有些與世相忘的意思了。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情自娛。他蓄妓與嗜酒無厭，直到暮年。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嗜酒，據他自己說，“唯以醉為鄉”，“往往酣醉，終日不醒。”宋人統計白居易詩，說他“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為了逃避現實，自我麻醉。他還進壹步從佛教中尋找精神倚托，尋求解脫之法，用佛家消極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傳》所載白居易向名僧致禮稽問佛法宗意，與名僧探討佛理妙義，多在出守杭州後。白居易進而持齋坐道場，並且從此後壹直好佛，經常持三長月齋，即在壹、五、九月在家坐道場。所以白居易又為古代文人中崇佛、達觀的代表，歷代不少人對他稱贊備至。其實，他之崇佛，並非真心事佛，而是為了解除煩惱，尋求解脫，是對社會的消極反抗，是壹種退縮，也是在當時社會環境中壹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飽經憂患後，才潛心釋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傳》自我表白雲：“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友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可知他是先酒樂而後佛的。他甚至懷疑真有佛否。同時又煉丹學道。從嚴格意義上講，白居易並不是壹個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時，他之崇佛，還出於健身的原因。這便是他有時壹邊持齋、坐道場，壹邊又在心中想著妓樂美酒的原因。
雖則消極、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績斐然，關心民間疾苦，最為人稱道的是修築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們為了懷念他，名所築之堤為“白堤”，此外，還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飲用。
長慶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於是，他蔔居於洛陽履道裏。至此為官20來年，竟然湊不足買房錢，只好以兩匹馬抵償，於此可見他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蘇州刺史，在蘇州刺史任上只壹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劉禹錫罷和州刺史，劉、白二人結伴歸洛陽。壹年後，白居易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58歲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稱病，免歸，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不復出，後除河南尹，尋以病免，64歲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因心境消極和健康原因，他不願再為官了。60歲時，兒子阿崔夭折，這對詩人又是壹打擊，73歲時，曾施家財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揖。卒年75歲。
從白居易壹生仕途看，雖多為官，但總不順利，老是處於壹種憂憤不安的狀態中。作為壹個詩人，卻成就極大，可以說名動朝野，甚至婦孺皆知。大概因為他青少年時期的顛沛流離和以後的數次被貶，多為外官，經歷極廣，對社會有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為千古不朽的大詩人。
白居易的詩，前面已講到，自少年時代便寫得很好。16歲時“野火春風”之句，已成為千古名句。最為出名，堪稱中國古代詩歌傑作的敘事長詩《長恨歌》，是他35歲為周至縣尉時作。該詩以民間流傳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為題材，加以虛構，寫得有聲有色。生動動人，被評論家認為是唐代歌行體長詩中最好的壹首，在我國詩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這首詩裏，他敢於批評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漢皇重色思傾國”、“從此君王不早朝”等語。後面描寫兩人之深情，既微有諷刺，又飽含哀憐。說及生離死別的情形，筆鋒頗常感情。全詩從曲曲折折的故事中興起層層波瀾，感情充沛復雜，讀之給人以極大的感染力。
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之外，還有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也大都寫得很好。總的來說，前期詩歌較後期詩歌更有價值。因為世途險惡，他後來的詩作再也沒有了中青年時期的鋒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為壹個大詩人，壹個天才的詩人，白居易的創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詩歌不但在藝術形式上是多樣的，在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上也是多樣的。白詩有壹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語言通俗易懂，明白曉暢，但同時又經過千錘百煉，作了許多藝術加工。詩壇曾流傳老嫗亦解白詩的佳話。明代詩論家胡震亨《唐音統簽》中曾有宋朝詩人張文潛看到過白居易詩手稿的記載，說“真跡點竄，多與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詩、改詩之刻苦認真。他的詩達到這樣的藝術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獲得的。
白居易的詩，在他在世時便已廣泛流傳，甚有影響，使他頗感自豪。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土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元鎮也說白居易之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馬走之口無不適。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壹個人的詩作，在當代即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果，在古代是極少見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詩當時還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名聲和眾多的國外讀者，日本、新羅（今朝鮮）、日南（今越南）等國，都有傳寫。據史料載，當時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經抄寫過許多白居易的詩，藏之秘府，暗自吟誦。契丹國王親自將白詩譯成契丹文字，詔番臣誦讀。
不言而喻，白居易詩對後代詩歌產生的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白詩將永遠受到全世界人們的喜愛，流傳千古。
參考資料：
安鏗守屹忻韋著倪車永咨衡過彪酋丙苑麒開崗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