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新冠肺炎疫情，我們還見證了非洲蝗災、澳洲大火、奧運會延期、美股四次熔斷，世界經濟在疫情陰霾下遭遇嚴重衰退。
這些都在壹定程度上沖擊著大眾心理，加劇了社會的焦慮情緒，同時也喚起了人們對於歷史上與庚子年相關的記憶。
例如清道光庚子年（1840）的鴉片戰爭、清光緒庚子年（1900）的庚子事變及20世紀50、60年代“三年困難時期”的農歷庚子年，即1960年。於是有關“庚子多災”之類的言論在網上廣為傳播。
然而，庚子年在歷史上真的如此多災多難嗎？
如果我們再從1840年往前追溯兩個庚子年，也就是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和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當時正處“康乾盛世”，並沒有“大災”“大疫”發生。
再往前追溯，1660年為清順治十七年，1600年為明萬歷二十八年，也都沒有出現全國性的災難。
那麽，“庚子多災”的預言是怎樣形成的？
這就需要先了解我國古代的紀年法。在近代引入公元紀年之前，我國古人習慣以幹支紀年，並以“六十甲子”為壹個周期循環，庚子年在其中位列第37，其中“庚”為十天幹之壹，“子”為十二地支之壹。
此外，幹支還曾與五行等概念相結合，被用來預測吉兇、占知未來等， 在當時人的觀念中，幹支在不同場合、不同月份所對應的吉兇情況各有不同，但其本身並無吉兇的意涵，有類於流傳至今的“黃歷”，每日宜忌各不相同，是古代民眾日常生活的壹部分。
用幹支來紀年的方式則大約始於西漢時期。到東漢以後，幹支紀年逐漸為人們所接受。基於這些理論，此後壹批預測幹支年運勢的民間圖書應運而生。
如相傳為唐代袁天罡、李淳風所作《推背圖》，其中言及庚子年有讖語曰：“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和***。”頌曰：“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兇還半吉。”展現出“半兇半吉”之象，明清之際的金聖嘆在此批註道：“此象雖有元首出現，而壹時未易平治，亦壹亂也。”指出庚子年可能存在不祥的征兆。
而明代萬民英所作《三命通會》論及幹支生死屬性時說“庚金生於巳而死於子”，指出庚金發展到“子”的狀態趨於衰落，這就是所謂“金沈水底”。
形成於清代的讖書《地母經》，更是從農事的角度直言“庚子”將有大災，其雲“太歲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淹流，秋冬頻饑渴。”描繪了農桑荒廢、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凡此種種，都成為“庚子大坎”之類說法的某種歷史淵源。
除了以上幾種“庚子多災”的預言，我們同時也能看到“庚子無災”的說法。《吳醫匯講》刊刻於清乾隆年間，被認為是我國期刊出版物的雛形，其中收錄有唐立三所作《申明三年中氣候相乖化疫之說》壹文，文中認為疫病“每發於陽年”（指幹支中帶有甲丙戊庚壬、子寅辰午申戌的年份），但庚子、庚午、庚寅、庚申、戊辰、戊戌這六年除外。
不論是“庚子多災”還是“庚子無災”的說法，實際上都體現了我國傳統社會民眾的認識，所預言的災荒、兵禍是當時最為恐懼的景象，而預言的廣泛傳播，反映出百姓渴望掌握可能發生災禍的信息，以期及時躲避求生的心態。對古代統治者來說也是壹種警醒、警示，意在敦促其及時關註民生，安撫百姓。
“庚子”蘊藏了哪些集體記憶？
1900年是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導致中國陷入空前災難，陷遭列強瓜分，而9.8億兩白銀的“庚子賠款”更是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庚子”成為中國人心目中具有標誌性的歷史符號，並影響至今。
相較而言，同為庚子年的1840年也極為重要。這壹年，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壹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由於林則徐“虎門銷煙”是這場戰爭的導火索，因此不論是時人議論還是後世著作的敘述，大多都選擇使用“鴉片戰爭”“鴉片之戰”“鴉片肇釁”等表述，強調戰爭的誘因鴉片，而並未將該年的幹支“庚子”與時局作特別的聯想。
1960年的庚子年就更是如此。新中國實行公元紀年，幹支紀年徹底退出了官方話語體系，因此在提及“三年困難時期”裏的1960年時，也並未使用“庚子”之類的表述。
在近代以來各種形式的歷史敘述當中，“庚子”成為1900年前後壹系列事件的總稱，與“國難”“賠款”等名詞連稱並舉。
尤其在我國當代中學乃至大學的歷史教育教學當中，深刻影響中國歷史進程並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災難的重大事件如八國聯軍侵華和《辛醜條約》簽訂，都發生1900庚子年前後，這無疑強化了與“庚子”相關的沈痛歷史記憶。
以上種種，都促使我國民眾對“庚子”形成符號化的聯想，也塑造了壹代又壹代中國人關於“庚子年”的集體記憶。2020庚子年，新冠疫情發生、南方洪澇災害侵襲，“庚子”與“災難”再次相遇，自然激發了民眾關於庚子年的傷痛記憶。
在追溯之下，1840、1900、1960等年的歷史記憶又被發掘出來，“庚子多災”之說重新被提起，這實際上是某種不安和焦慮情緒的集中反映。
那我們該如何理性認識“庚子預言”？
“庚子”作為幹支紀年之壹，隨著歷史的發展也被賦予了相關的種種民間傳說和習俗。
當代國人對於“庚子”及“庚子年”有著雙重印象，壹方面是民間社會根據我國傳統幹支、五行理論而推斷出“庚子大坎”的說法；另壹方面則是受到近代歷史教育後產生的屈辱歷史記憶。加之“子”為十二地支之魁，“子鼠”更是民間熟知的十二生肖之首，象征新壹輪更替的開始，故而此年發生的事件似乎更容易引人關註。
而“庚子有災”的討論，甚至由於2008年（戊子年）出現南方雪災、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衍生出“鼠年多災”的說法，在壹定程度上加深了人們的精神焦慮、不安和混亂。
從客觀上來講，由“庚子”引發的壹系列討論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意蘊，我們對此應該持有理性的認識。
就傳統社會的“庚子預言”來看，它在壹定程度上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而這種憂患意識又促使人們保持清醒和理性，能夠不畏艱難、自強不息、勇往直前。而各種自然災害的存在、發展、消退也都是某種客觀規律的反映。遭遇這些困苦和磨難，我們所能做的唯有勇於面對，積極應對，有效防範，奮力抗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