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陳文引述了魯迅母親對許欽文四妹許羨蘇所說壹段話：“龍師父給魯迅取了個法名——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兩星永遠不相見。”這樣的結局，無論是魯迅，還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說，是他們所不願意接受的。
但事情畢竟還是發生了，而且來得那麽突然。
查周作人與魯迅日記，直到“失和”事件發生前夕，他們兄弟的感情都極為融洽。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關記載——
1月1日，周氏兄弟***同邀請沈士遠、沈尹默、張鳳舉、徐耀辰、孫伏園吃雜煮汁粉。據沈尹默回憶，五四前後，有壹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旦，八道灣周宅必定邀請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談話範圍極其廣泛，有時也不免臧否當代人物……
1月17日，《晨報副鐫》同時發表周作人《愛羅先珂君的失明》與魯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
1月20日，周作人與愛羅先珂***同宴請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魯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約友人茶話，到者有郁達夫、張鳳舉、徐耀辰、沈士遠、沈兼士、馬幼漁、朱遏先等，魯迅也在座。這是郁達夫與周氏兄弟第壹次見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報副鐫》上發表《綠洲七·兒童劇》，文章憶及童年時代與魯迅壹起在桂花樹下自編自演兒童劇的情景。
4月8日，魯迅、周作人攜豐壹***遊中山公園，章川島、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魯迅、周作人***同出席《北京周報》總編丸山昏迷為16日歸國的愛羅先珂與20日離京的藤鄰舉行的宴會。席間，愛羅先珂、魯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鄰等合影。宴會後又***同出席北大學生許欽文、董秋芳等組織的文藝社團春光社集會，魯迅、周作人均為該社指導。
5月10日，周作人與魯迅小治肴酒***飲三弟建人，並邀孫伏園。這是周氏三兄弟最後壹次歡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與魯迅又同赴春光社集會。
5月14日，日本東洋音樂學校講師田邊尚雄在北大二院講《中國古樂之價值》，周作人口譯，魯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澤村、丸山、徐耀辰、張鳳舉、沈士遠、馬幼漁等，魯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報》六十七期發表以魯迅與周作人的談話為依據的《“面子”和“門錢”》，署名“兩周氏談”。
6月26日，周作人與魯迅在祿米倉張鳳舉家相遇，同飯。
6月29日，周作人與魯迅同往北大新潮社，並與李小峰、孫伏園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魯迅、周作人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署周作人譯，內收魯迅譯作十壹篇，周作人譯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與魯迅同至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又至山本照相館。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寫真三枚，***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魯迅日記中突然出現了這樣的記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壹肴，此可記也。”周作人日記中卻無壹字記此事，但這畢竟透露了壹點“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記記載：“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焦菊隱、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認，這則日記原來大約還有約十個字涉及他與魯迅矛盾的內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錄·壹四壹，不辯解說(下)》，第424頁。但“池上來診”卻頗值得註意：池上是常來八道灣看病的日本醫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據俞芳回憶，魯太夫人曾對她說：“信子患有壹種很奇怪的病：每當她身體不適，情緒不好或遇到不順心的事，就要發作，先是大哭，接著就昏厥過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7期。那麽，信子是否也發生了類似的病呢?這壹天，周作人所住的後院裏肯定是不寧靜的。
7月18日，周作人給魯迅寫了壹封信，全文是——
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妳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親兄弟失和--周作人與魯迅決裂真相(2)
據說，這天晚上細雨霏霏。周作人曾訴過深夜聽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啦嘩啦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習慣，所以時常被它驚醒，就是睡著也仿佛覺得耳邊粘著面條似的東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書·苦雨》，第6頁。那麽，這壹夜，周作人又有幾度驚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記中有“寄喬風、鳳舉函，魯迅函”壹句。魯迅日記中也只寥寥幾字：“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節制的簡勁的敘述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情感的大風暴呢?
下午，壹場大雨從天而降。
接著是沈默的壹周。
7月26日魯迅日記：“晴。上午往磚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書籍。”魯迅決心離開兄弟朝夕***處的八道灣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記：“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胡同。”L即指魯迅。同日，魯迅日記：“雨，午後霽。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胡同61號。”雨後的八道灣應是安謐的，仿佛壹切都沒有發生。當魯迅向它投去最後壹瞥，心裏在想什麽呢?
接著又是漫漫的難耐又難堪的沈默。
十個月以後，終於爆發——
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據說周作人拿起壹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才不致擊中……
魯迅、周作人兄弟壹場，竟發展至“罵詈毆打”，旁觀者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當事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細心的讀者不難註意到，在失和事件從發生到發展的全過程中，魯迅與周作人，始終處於神情恍惚、失控的狀態中。周作人說：“我昨天才知道……”魯迅則“邀欲問之”，他們對事情的發生不僅毫無思想準備，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後的行動：搬家，相罵，以至毆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兩個人都在驚恐地問道：怎麽了?到底發生了什麽?!……
真是誰也說不清楚。
周作人不說話了。魯迅也不說話了。對於這件事，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壹個字發表。周作人也壹再表示：“不辯解。”他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麽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上)》，第423頁。
於是，正像壹位研究者所說，魯迅與周作人失和這件事，就蒙上了壹層神秘色彩陳漱渝：《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載《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第5期。。這裏僅能根據有關材料作壹點探索。
魯迅、周作人雖聲明“不說”，但暗示卻是有的。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壹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遊也，從出從放)，意“即是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麽，魯迅是將兄弟失和的責任歸之於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辯解”的宣言中已經暗示：兄弟失和關系著壹些“隱秘”而說出來又會使雙方都陷入被動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寫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曾明確表示：1964年香港友聯出版公司出版的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大體可以說是公平翔實，甚是難得。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去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裏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鮑耀明的信又說：“魯迅事件無從具體說明，惟參照《五四點滴》中所說及前次去信約略已可以明白。”查趙聰《五四文壇點滴》中有關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證魯迅日記中有關兄弟失和的記載外，也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壹道住。”——看來，周作人只肯定了壹點：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願同魯迅壹道住，至於為何“不願”，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與魯迅、周作人關系最為密切的有關人的看法。魯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壹幢房子裏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妳們大先生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裏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壹文中說，正好當年5月14日他離京赴滬，未能目擊這場家
庭糾紛，事後魯迅也未跟他談過；但他認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朱安夫人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樣離開八道灣的》，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8期。
許廣平則在《魯迅回憶錄》“所謂兄弟”壹節中說：“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候，起初每月工資不欠，不夠時，就由他向朋友告貸，這樣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壹個得力的助手”，這時，家庭關系是好的，“後來，由於欠薪，加以幹涉別的人事方面”，就妨礙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權威，“‘討厭起來了’，於是就開始排擠魯迅”。許廣平回憶，魯迅還對她說過，“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裏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魯迅還回憶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信子壹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許廣平還回憶說，周作人“惟整日捧著書本，其余壹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費精力之內，不聞不問。魯迅曾經提到過，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魯迅的好友與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誼的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臺裏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壹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同為魯迅、周作人朋友的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說：“據(與周作人關系密切的張)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壹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壹個花壹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壹二成了。”
當時與魯迅、周作人雙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謙(川島)曾對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②轉引自陳漱渝：《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說到周作人夫人與魯迅關系緊張的原因時，川島則說：“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間接的材料說明了什麽呢?可能得出的結論僅僅是，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於政治、思想、人生選擇上的分歧，而純屬家庭內部的糾紛。如果再要進壹步判斷其中的是非，就很難說了。盡管前述證人中有不少人偏向於對周作人夫人的譴責，本書作者卻願持更謹慎的態度。把壹切罪責(大至國家興亡，小至家庭離合)都歸於女子，倒是中國的傳統，但卻為魯迅、周作人壹致反對。還是中國的壹句古話說得對：“清官難斷家務事，”對於家庭內部的糾紛，旁觀者為什麽壹定要亂插嘴，當“法官”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許周氏兄弟對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應，才是我們更應當關註的。
魯迅在“被八道灣趕出後”(魯迅語)，即大病壹場，前後達壹個半月之久。而且，從1923年至1927年長達四年時間裏，魯迅壹些文章的字裏行間都透露出魯迅對失和壹事時時刻刻不能忘懷，每有觸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與難忍的憤怒。我們可以把有關材料排列於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魯迅搬出八道灣，遷居磚塔胡同61號。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魯迅大病。
1924年5月魯迅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居，因回八道灣取書，兄弟再次發生沖突。
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壹書，署名“宴之敖”，內含“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驅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魯迅《犧牲謨》發表，對專要別人犧牲的“利己主義者”予以嘲諷。
1925年6月29日魯迅作《頹敗線的顫動》，表現了壹個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復仇意誌。1925年11月3日魯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經歷作素材，寫小說《兄弟》，無情地揭示所謂“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魯迅作《鑄劍》，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折磨著魯迅的，是壹種“被利用”的感覺；他為他的所愛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犧牲，在失去了利用價值之後，就被所愛者無情地放逐，這是魯迅絕難忍受的。壹時間，“眷意與決絕，愛撫與復仇
，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交織於心魯迅：《野草·頹敗線的顫動》，《魯迅全集》第2卷，第206頁
。……
周作人又如何呢?從表面上看，他比魯迅平靜得多，他照樣地作文，上課，出席各種會議。但1924年6月，在兄弟間大打出手後的第二個月，他寫了壹篇《“破腳骨”》。據川島說，這是針對魯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魯迅是個“無賴子”，並且作了壹連串的“考證”：“破腳骨官話曰無賴曰光棍，古語曰潑皮曰破落戶，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屍曰青皮，日本曰歌羅支其，英國曰羅格……《英漢字典》中確將‘流氓’這字釋作劫掠者，盜賊等等也。”這惡毒的咒罵出自溫雅的周作人，幾乎是難以置信的；足見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著周作人的，是壹種強烈的“上當受騙”感。1923年7月25日所寫的《自己的園地·舊序》裏，他重復了7月18日給魯迅的字條裏所說的“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這樣的話。他確實有壹種幻滅感：他覺著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騙以後，就很難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諧。所以他說“現在所見的”充滿了殘酷的、欺騙的、虛偽的不和諧，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園地·舊序》裏又說：“我已明知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但我還在尋求——這是人生的弱點……”他要“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這就是不再追求“薔薇色”的浪漫主義的理想，而選擇壹條“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壹點美與和諧”的享樂主義的人生道路。這樣，與自幼保護、指導著自己的大哥永遠決裂，就意味著周作人與童年時代，以至青年時代的理想主義人生的真正訣別。
就這樣，現代最具有智慧和獨立個性，最相愛，也最相知的兄弟倆，都為被最愛的人欺騙與利用的幻覺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們最相知，壹旦發生誤解就永遠不可解；他們最相愛，壹旦失去了愛，就只會轉化為恨；他們最具有智慧，壹旦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會盲目得看不見壹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為而不自知；他們最有獨立個性，都是決定了什麽就要幹到底的男子漢，壹旦開始錯了，就只有壹直滑下去，不會轉彎，甚至也不會想到彌補，自然也無悔恨可言……
掙紮吧。
盡管這時周作人已經預感到“吾輩罔識忌諱，幹冒尊嚴，對於日本人與南京政府都要說些閑話，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於火山之上”，周作人：《隨感錄·三六，火山之上》，《語絲》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還要在“火山”上作最後的“跳舞”：10月12日作《國慶日頌》，“深感在中國生存之不易，到處要受監伺，危機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國慶日頌》，嶽麓書社1988年9月長沙第1版，第114頁。10月15日出版的《語絲》第153期發表《隨感錄·六五，功臣》，借壹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敗壞於清黨”，“黨既以清而轉渾，政治軍事均以不振，北伐事業轉為壹場春夢”，而發動清黨的吳蔡諸元老實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壹個星期以後，周作人在日記中記下歷史的壹筆：“北新書局因事停止營業，《語絲》停刊，154期以後移交上海，由北新接辦”，這是意料之中的結局。兩天之後，周作人與劉半農暫避菜廠胡同壹日本友人家中。這是周作人壹生中唯壹的壹次逃難，記憶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為難友的劉半農後來對於當年的避難生活有過真切的回憶：“紅胡(按，指張作霖)入關主政，北新封，語絲停……余與豈明同避菜廠胡同壹友人家。小廂三楹，中為膳食所，左為寢室，席地而臥，右為書室，室僅壹桌，桌僅壹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硯寫文而已，硯兄之稱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視，能來者余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傳遞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時為民國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壹星期歸。”劉半農：《雙鳳皇磚齋小品文·四十五，記硯兄之稱》，載《人間世》第10期。周作人沒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憶，在《知堂回想錄》中也只是說：“所雲菜廠在北河沿之東，是土肥原的舊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後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難期間，周作人的思考壹定是很多的，他終於在歷史的進退之間作出了新的決斷。——周作人的五四時代從此結束。
本文節選自《周作人傳》壹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