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長大後曾多次在談話和著文中說自己的祖父攀龍公在江蘇做官、當知縣等等。如1964年8月在中南海西花廳與親屬談話時，就說過，“到我們祖父這壹輩就遷到淮安了……我祖父從紹興師爺升為縣知事。”然而，他家居淮安山陽縣城的駙馬巷，在《淮安府誌》和《山陽縣誌》上卻查不到他祖父（譜名駿龍，後改名攀龍，再改名起魁，字雲門）任山陽知縣的記載。這是為何呢？
周攀龍先生生於清鹹豐五年，那也是其父樵水公在山陽縣衙當師爺從紹興遷居淮安後的第五年。攀龍公在淮安讀書長大。在浙江圖書館古籍部收藏的周和鼐、周嵩堯、周家琛的中舉資料上，周恩來祖父和相關資料為：
周和鼐：字調之，號陽初，是周恩來二伯祖父周駿昂次子，大排行二，後出嗣過繼給周恩來大伯祖父周駿侯為嗣子。他生於清同治丁卯年（公元1867年）。光緒甲午科（公元1895年）舉人。在他的《浙江鄉試同年齒錄》（浙江圖書館11905號藏品）上，其“胞叔”欄下有關周恩來祖父的條目是：“起魁，國學生，江蘇盡先補用同知，前代理安東（今漣水）、阜寧等縣知縣，海州（今連雲港市）直隸州，賞戴花翎。”沒有提到周攀龍任山陽知縣的記載。
周家琛的中舉較晚，但也未見到有周恩來祖父曾任山陽知縣的記載。
縱觀周恩來這三位叔伯輩的中舉資料，並沒有壹個註明其祖父攀龍公任山陽知縣的。難道這是周恩來的又壹次記憶失誤嗎？
1978年春天，筆者在原淮安縣委報道組“打工”時，曾親耳聆聽過《周總理與故鄉》壹書寫作組的重要成員邢熙坤同誌關於周恩來祖父任山陽知縣壹事的匯報，至今我還保存著當時的記錄。那時，全國極左思潮的陰影還籠罩著神州大地，記得在那場匯報時還對外保密，參加那次匯報會的人不超過10人。
邢熙坤匯報說，攀龍公在任海州直隸州知州任上發生了他二哥周昂駿在儀征知縣任上突然病故的噩耗，那年周昂駿才只有43歲。這壹重大打擊使攀龍公的心靈受到壹次強烈的震撼。因為當時淮安有壹個風俗，老人只有在自己家中去世，才是“家鬼”，才能“保佑”自己的後代“發旺”。如果在外地去世，則成為“野鬼”，野鬼就沒有能力“蔭庇”自己的後代了。周攀龍考慮到自己長期離家放外任，風險太大。在以後他又改任桃源等知縣時就想方設法謀取山陽知縣壹職，因為他的家在山陽、在駙馬巷，山陽縣城又是漕運總督部院和淮安府治的所在地，也就是說山陽知縣的地位也相對高於其他壹般縣的知縣。然而清末政治腐敗，基本是掛牌賣官。周攀龍便將多年積蓄上下打點，以期捐買到山陽知縣。這前後花了幾年時間，終於謀到了山陽知縣壹職。可就在他期盼上任的時候，有較硬後臺的前任山陽知縣竟然拒不交印。其拒絕的理由是：周攀龍的家在山陽，有違“離家百裏不為官”的大清吏制。周攀龍又氣又急，只得壹邊花錢打點，壹邊具文呈報：他籍貫浙江紹興，寄籍淮安山陽。這也是周恩來後來壹直說他是紹興籍貫的主要原因。後經清廷吏部督查，周家雖居住淮安，但確實沒有加入山陽籍，周恩來的祖、父輩們每科鄉試都是回浙江原籍參加考試，這才打通了他上任山陽知縣的最後壹個關節。
使人想不到的是，周攀龍勝利的喜悅還未過去，竟然樂極生悲：他病倒了，病得很重。不要說去處理政事，連他的家事、自己的事也不能理斷了。就這樣壹病不起，最終不得不遺憾地離開人世。這樣，周攀龍最終成了壹位花光了積蓄而又未能上任的“山陽知縣”，實際上成了人財兩空的壹個空頭山陽“知縣”。
後人們在編史修誌時，壹個未上任處理政事的人自然不能作為知縣大老爺記錄。人們也就無法在《淮安府誌》和《山陽縣誌》上查到周恩來祖父攀龍公任山陽知縣的記載。
需要交待的是，邢熙坤先生是位嚴謹的學者。他原供職於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當年是下放淮安，參與了《周總理與故鄉》寫作組。他是該書的總纂。1989年在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過他研究周恩來的第壹本專著——《大鸞——周恩來童年的故事》。此外，他還曾在《黨史文萃》（今《世紀風采》前身）等報刊發表多篇關於周恩來童年、家世和親屬等方面的專著。
邢老先生與筆者也有多年交往。不幸的是，當筆者整理寫作本文想懇請他提供當年調查史料的來源時，他因人老病沈，已無力處理。想想筆者也已漸近古稀，所以不得不提筆撰此拙文，以傳世後人，好有個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