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股權溢價之謎的由來：
股權溢價之迷最早由Mehra and Prescott於1985年提出，他們通過對美國過去壹個多世紀的相關歷史數據分析發現，股票的收益率為7.9%，而相對應的無風險證券的收益率僅為1%，其中溢價為6.9%，股票收益率遠遠超過了國庫券的收益率。進壹步，又對其他發達國家1947—1998年的數據分析發現同樣存在不同程度的溢價。
二、股權溢價之謎的古典理論解釋
(壹)在完全理性的基礎上引入更加復雜的效用函數
1.“無風險利率之謎”。由於在Mehra—Prescott模型中要解決風險溢價難題，相對風險厭惡系數必須很高，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Weil(1989)l率先對投資者的期望效用函數進行修正來解釋股權溢價之謎，在這種效用函數下，投資者的消費跨期替代彈性是壹個常數，並且與投資者的相對風險厭惡系數無關，然而這種模型的最終的結果卻顯示Weil不僅沒有解決股權溢價之謎，反而提出了壹個“無風險利率之謎”，即市場中的無風險利率水平與理論值相比，明顯偏低。
2.廣義期望效用。Epstein and Zin(1991)在Weil的研究基礎上，對效用函數進行了進—步的修正，在原有的函數形式中加入了對投資者壹階風險厭惡態度的設定，認為市場上的股權溢價水平不應該直接與收益率相關，而應該與收益率的波動程度相關。Epstein and Zin打破風險厭惡系數與消費跨期替代彈性之間的緊密聯系，把二者分離開來，提出“廣義期望效用GEU”。
3.習慣形成。Constantinides(1990)首先將習慣形成引入效用函數，假定效用函數不僅受當期消費而且也受過去消費的影響。習慣效應是時間不可分的，引入習慣效應後，個體對短期消費的減少更加敏感，從而較小的風險厭惡系數可以同較高的股權溢價相容。Abel(1990)對前壹種方法進行修正，定義消費效用與人均消費是相連的。個體效用不僅同他自己的消費有關，還受到社會平均消費水平的影響，由於股票可能產生負的收益，將會導致個人相對於他人消費的下降，個人不願意持有股票，再加上人均消費隨時間是上升的，引致對債券的需求，因而可以壹定程度上解決“無風險利率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