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從《柳如是別傳》中學到什麽？

記得剛上中大歷史系那會，壹位同樣愛好歷史的好朋友問在大學裏讀歷史可以讀點什麽書，當時還沒有摸到入門門徑的我，居然向他推薦了剛剛重版的《柳如是別傳》。我不知道他後來有沒有買到這個書，雖然作為入門讀物來說的確不是壹個好的選擇，但裏面所貫穿的治史理念是相當值得今人借鑒的。陳寅恪先生耗費自己整個晚年的精力來“頌紅妝”，決不僅僅是為壹名風塵女子立傳，實則字裏行間，有著許多壹輩子治史的心得和思考。僅摘錄數則分享如下，有心者在閱讀《柳如是別傳》的時候便可發現，除了陳先生那令人拍案叫絕的“以詩證史”邏輯外，在考證文字後不經意的幾句評論，方是其治史的獨門絕技。

這幾句話，解釋了既要找原始資料以證明最早的來源，又要找相關材料以通上下左右之關系。所以導師曾言，治史是聰明人下笨功夫，不僅要能讀懂材料，更要讀通材料。

陳寅恪先生曾稱治史必須具備“同情之理解”，史家必須把自己沈浸在研究對象的同壹時間同壹環境當中，才不至於用自己的“時代意見”，代替研究對象的“歷史意見”，妄生許多不必要的錯誤理解和評論。

這就是對自己的研究對象及其研究的時代，要有多幾分人情世故的理解。有許多世俗行為的問題未必能見諸直接的文字記載，但可以從時人的交往行為中得出壹種不失真實的歷史感覺，這種感覺是在研究過程中不可缺乏的壹種能力。羅誌田先生說“歷史學不能缺乏想象力”，大概也是這個道理。

這段話大體可以解釋柳如是為何能夠在晚明時期於眾人裏脫穎而出，實則是個人的追求與時代環境之互動結果。而時代環境的特征，並非有著作可以壹壹概括，還是需要研究者仔細揣摩同時代人的互相交往，才能從研究對象所處的環境出發，慢慢理解其行為特點及作用結果。如果不能對這壹環境有所把握，自然也難以理解柳如是的時代意義，更無法體會陳寅恪先生研究柳如是的微言大義了。

如是經驗巧談，尚需細心揣摩，明其大義而後仿之。近人多惑於陳先生晚年致力於壹女子研究，謂其浪費時間精力，實不知陳先生將其畢生治學心得寓於此書之間，豈止於壹傑出女子之研究乎？今日重讀《柳如是別傳》，實則不能將其單純作為壹本研究著作來看，裏面許多治史觀念與方法，十分值得我輩重新好好咀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