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差異，是中國作家難以“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德國漢學家顧彬，頻頻對當代中國文學發出“垃圾論”。當代中國作家的壹個***同焦慮是：我們的文學何以走向世界？也就是說，怎樣才能得到世界同行的認可？這裏的同行當然指的是西方同行，“西方即世界”早已成為心照不宣的常識。
壹、中國語言文字特有的民族性中國文學是紮根於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漢語言文化中的，當我們講述壹個民族的對象，比如中國北方農民堅韌的品性，其他民族的人也許就很難理解，這裏存在壹個溝通的問題。顧彬曾說，作家不懂外語是很吃虧的，很多水平很高的作品，因為翻譯太差而沒有影響，不被世界認可。理性地看，顧彬的“外語論”有壹定的道理。
二、純粹的民族性難以“走向世界”純粹的民族性很容易淪為民族劣根性的展覽，當代文學極力挖掘民族性，而缺少了面向世界性的態度。。這在當代中國文學中較為顯著，慘無人道的血腥和酷刑都通過中國特有的民族性方式敘述出來，由審美轉為嗜醜，這滿足了西方人的獵奇心理，“他者”形象迎合了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如莫言的作品就受到了西方人的青睞
中國現代文學中，阿Q是壹個地道的“中國形象”，然而魯迅並非止步於此，並非著力於刻畫中國舊社會雇工的癩瘡疤和那長辮子——中國特有的，而是將阿Q的民族性特征挖掘到整個人類的人性深層內涵中去，以人類***同特性——“精神勝利法”，刻畫出世界上每個人的靈魂印記。阿Q的世界性意義是同哈姆雷特、浮士德等形象相比肩的。
任何文學在堅守民族性的同時，也要奮力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並挖掘世界性，這樣中國文學才能走向世界。
三、“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與話語主導權中國正是處於“第三世界”的邊緣地帶，“世界文學標準”給當代作家和當代文學研究者帶來了身份認同感的缺失與危機感，“西方中心主義”就體現了西方人的傲慢與偏見。
概括起來，中國作家，尤其是當代中國作家難以“走向世界”，主要在於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差異，壹是“雙語寫作”的局限，二是純粹的民族性無法構成世界性，三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固有規定。
中國作家想要“走向世界”，壹方面要將民族性提高到世界性，這裏的“世界性”並非指“西方世界”，而是整個人類的特性；另壹方面也要堅守民族信仰與中國經驗，保持自信與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