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文學中，大量女作家的湧現和大量婦女問題得到前所未有的文學關註，大量兩性關系的鄉村化都市化和欲望化的多重敘述和多元描寫，女性從肉體哲學到靈魂鞭笞，從“拷紅”到“審男”乃至於阿Q與吳媽的原初欲念都壹壹在這種差異中顯示著文學的詩學表達，顯示著兩性文學關系中的深度差異，正在成為文學現代化的題中之義。
但是，從女性的詞根出發，對之的文學定義其實是大有問題的，貌似尊重而將事關女性性別的文學，從創作到實踐都與男性特別區分開來，謀求差異求得平衡以顯示公允。看出差異是壹種進步，而差異本身則是壹種歧視。因之女性文學的定義也就問題叢生—這是長期以來學界的壹個錯誤—是指作者性別，不涉其余？是指文學題材、女性意識？還是兩者兼而有之？文學史中並不鮮見這樣的現象：壹是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毫無二致，二是男性作家照樣可以寫出女性意味或女權主義的作品，如郁達夫、葉靈鳳等；女性作家也不乏寫出陽剛粗獷毫無女性意識的作品，如草明、劉真等革命作家。
(((((((((((((((((((((故“女性文學”更為準確的定義應是“女性書寫”，這是社會開放和文學進步予女性的文學尊重，也是現代社會文明通過文學表述，窺視兩性差異以走向和諧的理性補充。而把女性問題囿於女性作家性別視野之內，這恐怕不是女權主義的旨意。)))))))))))))))))))))
問題不在於由誰來書寫，在男權時代，女性寫作被當作反抗男權的證明，而在女權時代呢？作者的性別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主張男女平等而又性別文明尚在消長的現代社會，女性書寫才彰顯出它獨特的意義。也就是說，女性書寫本身已然超越自身而成為壹面旗幟，壹面爭取獨立平等的旗幟，壹個表明社會性別文明程度的文化符號。
女權運動促進了女性文學的發展
法國革命喚醒了女性的覺悟，提出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問題。19世紀末，美國英國發生了爭取婦女參政的運動，第壹個目標就是爭取選舉權，然後是爭取在教育、文化和工作上的平等。到上世紀60年代，女權運動壹直在蓬勃發展。
1987年12月30日西班牙《終極日報》載文《世界女權運動》：“教育界已不再是男人的勢力範圍，進入大學的男女同學之間的比例逐漸趨於平衡，婦女已認識到受教育是尋求職業的必由之路。20年前主張性解放的婦女，現在發現自己成了男人滿足欲望的工具。因此，她們甚至組織起來反對選美，認為這是對婦女的侮辱。在壹系列問題上，需要做出明確判斷。全世界的婦女都知道，她們要走的路還很長，然而目標是不會改變的，這就是男女平等。”
這種描述的基本軌跡至少表明了如下傾向，女權運動在多年挫折和反復之後，從開始時註重對自身以外的條件進取轉向女性自身，包括對社會生活、家庭角色的體驗，轉向內心生活需要。這種轉向，啟示我們對以往女權運動做歷史檢討和清理。女權運動，究其實是爭取在社會生活同時在心理需求上與男性取均衡平等的權利。這種爭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男性被當作“物種之範”的質疑與反抗。男子在所有神話裏被看作具有規範性，而女性則是這壹規範的變異和離差。男子是主體，女子是他體。男性對女性的所有作為，其動機都在“收回”，而女性作為肋骨，所有的被動都在於“回歸”。這就是男權理論的最古老註腳和男女關系的哲學解釋。依照這種認知，假如把女性比做左撇子，則女性是生活在為右撇子創造的世界裏，在這個世界中男性代表著規範性。這種觀念所產生的心理效果，在人類社會許多文化行為中可以找到例證。
在英語裏“男人”這個詞可以作為人類總稱，日文中“男人”的語意為“主人”。中文古代漢語中沒有“她”這個字，女性在世界範圍內的語言領域中，其存在由男性代替著，這種語言現象尤為深刻地證明男性文化對人類文化的全面侵略，而女性以壹種集體無意識接受了這種侵略和滲透。這種深層意識在男人那裏也處於自覺的超穩定狀態。歷史這樣安排了男人在壹切方面的優勢。可是，稍有古代歷史文化常識的人都清楚：所謂男性範本其實是漫長男權社會的結晶，並非有充分的生物學根據。而男性範本的神話，在不同文化時期裏，也是處於變動狀態的。
這種歷史變動在文學中以拋物線式軌跡展示著它魅人的況味。
人類是在女性腹腔中發源的，太古初民對女性的神聖崇拜，編織母權中心的漫長歲月。中國最早的神話《山海經》獰厲地記載著中國第壹個女神西王母的威儀，這是初民宇宙觀中眾神之首的偉大形象。原始時代的西王母是母氏社會的女神，她從原始神話的半人半獸，至魏晉鋪張成為群仙之首，至此完成了最後的演化，此後再無發展。這至少可說明母權歲月的遙遠追憶，浸潤了漫長的歷史年代，在被父權制代替之後，文學對之依然記憶猶新，但在日漸強大的男權面前，它漸趨黯然，滲入了當代人的思想。
社會歷史、政治經濟變動徹底抹去了人們對母權歲月的最後記憶，女性政治經濟地位的沈落在神話的演化中表現得十分徹底。漫長的母權歲月消彌在史前的混沌之中，而自有文明史以來，男權優勢壹直在左右著歷史的發展，女性由神聖轉為邪惡，作為這發展的反面，在神話中被改寫，在現實中被反轉。希臘神話“潘多拉盒子”，夏娃成為萬惡之源。這些以男權中心為依托的神話或教義，無非都是在強調現實中的男性秩序。男性為中心的神話，它在現代文明社會已消聲匿跡，但作為壹種非意識思想意識，它時時在支配著男性甚至女性的心理和行為，成為知和行的無形準則。女性們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這種非意識思想在日常生活與精神領域中的危險呢？它微妙的生活狀態與形式表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深刻的理性批判呢？
女性的自我覺醒與自我想像在文學中得到張揚
女性的自我覺醒首先在文學中得到張揚。女性的壓抑首先是人性的壓抑，即性和情欲的壓抑。五四新文學營造了壹個個性解放的語境，尤其著名且實績豐厚的堪稱“創造社”的作家們，以兩性關系為切口，註重表現人的情欲和天性，釋放本我，解放情感、情欲的人性革命，是創造社熱衷的話題。據茅盾於1935年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壹集》寫的《導言》中說，1921年5—7月三個月間，刊載於各類雜誌的新小說有115篇，其中愛情小說有70篇，農村生活只有8篇，城市生活的3篇，家庭生活9篇，學校生活5篇，社會生活的計20篇，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實在乃是描寫了男女關系”。所以“竟可說描寫男女戀愛的小說占了全數百分之九十八了”。這種傾向，在新時期以降的小說創作裏又重演了壹遍，而這壹次的演出竟然是陰盛陽衰的。
女性寫作在80年代勢頭初湧，90年代勢如決堤，21世紀則勢成泛濫。在兩性問題的文學描述上最出位也走得最遠的，正是女性作家而非男性作家。挑逗成為所謂文學的手段和目的，這些出位和離文學甚遠的物事姑且不論，但接續五四新文學的個性解放和張揚自我的文學傳統，且有革命性顛覆的，正是由女性書寫來完成。
在當代文學中，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最早觸摸到女性愛而不得所愛，卻又不能忘其所愛的悲劇，質疑兩性關系中的非愛情因素的合理性，以文學方式探索釋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的當下實踐。這在文革剛剛結束的1979年，無疑是石破天驚的，也是切中中國式婚姻命脈之作。女主人公鐘雨在現實中無法實現她的所愛，只能把對他的愛投註在他的贈物——契訶夫小說選集中去，把現世的苦戀寄寓天國與來生。張潔技巧地表達了中國女性埋藏得很久的生命欲望，而又把這種欲望置於自由的逃避之下。責任、道義、克制等人類美德，似乎瞬間化作來自遠古荒原的巨垣，橫臥在兩顆吸引得很苦又分離得很累的靈魂之間，異化為壹種偽飾的崇高。她把女性生命的焦慮，化作壹種崇高，她叛逆了個性欲望而服從某種道義。張潔把主人公的悲劇，置於殘酷的對話系統中去演繹，而把自己間離出來。張潔斷然和清醒理性地編織這個故事，並以第壹人稱的敘述，令人物癡迷沈溺其中難以自拔卻依然期待無望，作品的間離狀態，使女性心理自控和辯難的復雜情狀客觀化，完成了對壹種普遍真相的返照。張潔因此也就實現了不僅僅站在狹隘的女性立場，而是在人的制高點上俯視兩性關系中東方文化氛圍中的種種詰難。
女性書寫是都市時尚和消費的表征
下面要說到的是另壹種女性書寫，映川的小說，她在追求純粹之愛的同時，塑造著男性，而這種塑造是在面對差異，反復離合中實現的。這同時也代表了21世紀中國社會女性主義進化的人性成就，她們已經遠遠地走出了張潔的時代牢籠，已經不是被動地被選擇，而是主動地進取地選擇著，選擇就是自由。
映川在長篇小說《女的江湖》中，塑造了壹個不僅知道自己愛什麽、怎樣愛，同時具有主體性沖擊的“我要”的女性。她在情感、人性的不斷逃離與回歸中，實現了自我與對方的互救、鋪陳了相互的差異。她在極度自由的情愛空間裏遊走，卻又本能地逃避著自由的侵擾。在經歷過三個不同的男人之後，她終於還是選擇了其中的顧角。她給顧角寫了最後的信，她無奈著同時又熱望著，這是壹種純粹對庸常的投降，也是對男性的挑戰與和解。這是退守的進攻，是明智的舉意。既是女性最終的現實姿態，也是生活本身為女性準備著的理性姿態。
映川自然未及杜拉斯的冷峻，也沒有張潔撕心裂肺的淒楚悱側，她只是有所選擇十分明智地消費著、時尚著愛情。而她對愛情的陰謀對生活庸常的穿透，有著壹種東方式的現代狡黠。
在這篇文章裏，文學女性有著多重的況味。從西王母起始而至榮燈，期間橫亙著女性從神到人，從人的解放和人的張揚到人的心靈自由的模糊身影。從中可讀出時代的女性進步同時面臨更具精神性的危機。女性書寫在這種危機中也就有了別樣的價值。特別是在現代都市化過程中，女性及女性書寫是都市時尚和消費的壹個表征。都市化其實亦是女性化。比如深圳，就其消費、時尚和生活質量而言，它是壹個女性的城市。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