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Camhne Hoxby於2000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論文，通過以壹個地區的河流數量為工具變量進行分析得出這樣壹個結論：河流越多——即學區越多，公立學校競爭越激烈的地區，教育質量越高。這壹論點的提出在美國引發了廣泛而激烈的爭議，同時，也引起了美國***和黨的強烈興趣，並以此為基礎，提出“需要對美國基礎教育進行重大改革”的政策，作為其競選口號之壹。Hoxby本人也受到美國政府的聘請，參與到與美國教育改革相關的經濟政策研究中來。
與HoxLy的理論相關聯的是M．Friedman（1955）提出的“教育券”制度設想，同樣是針對現行的美國基礎教育提出批評，認為這種按照住宅區劃分學區，就近入學的制度過分重視教育資源的均衡分配而抑制了競爭，從而導致公立學校中小學教育的低效性，“教育券”的本質，就是把選擇權交給學生，讓學校為了爭奪生源而開展競爭，從而提高教學質量。“同群效應”的存在性，正可為是否能用“教育券”等制度加強公立學校間競爭的問題提供理論上的重要依據。 顧名思義，“同群效應”就是中國古語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它反映了人們在面對市場選擇時，其並非單獨面對壹個市場來做出自己的最優化決策，而是會受到周圍同樣地位人群的影響，從而使自身的行為和行為結果發生變化，它在經濟學上的意義是擴充了經典經濟理論，在考慮個體與市場之間的對應互動關系之外加入了“同群者”的影響；而在現實層面，這項理論有著更為重要的實踐意義，也因此引起了西方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關註和廣泛爭論。 許多學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不約而同地指出：教育券的發放將使得最好的學生離開公立學校系統，而在同群效應的作用下，學生的表現是受到其同學的各種特征、成績和行為影響的，好學生的離去會使得仍然留在學校的學生表現下降，這樣會刺激學校，使它們有留住好學生的激勵，從而有利於加強競爭，並因而提高公立學校的效率。在Epple and Romano（2002）的模型中，由於受教育者之間存在著同學相互影響的同群效應，若壹個地區內同時存在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並且它們之間充分競爭的話，私立學校將有激勵通過獎學金去吸收那些高能力的學生，特別是那些低收入家庭的高能力的學生，以提高本校學生的平均質量，此外，學校對那些教育需求強烈的高收入家庭收取更高的學費，從而形成了壹種類似於高收入者補貼低收入者的機制。這樣，就能增加低收入家庭子女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提高教育資源的配置效率。 同群效應，壹般被稱為“peer effects”，所指的是這樣壹種現象：壹個人的行為不僅受到價格、收入等個體自身經濟利益的激勵影響，同時也會受到他周圍的與他相同地位的其他人影響。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同群效應（peer effects）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長期關註，學者們認為，如果這種效應真的存在，那麽它將潛在地影響學校、工作場所、鄰裏之間以及其他有人群在其中發生相互作用的集體的最優組織形態。 Winston and zimmerman（2003）曾給出同群效應的定義，他們認為：若壹個人的行為受到壹個或多個其他人與自身相互作用的影響，就可以認定同群效應是存在的；而這裏的“其他人”必須是“同群者”（peers），即是說，與這個人處於相同或相似的地位上，所有人處在壹種平等關系裏。 以學校為例，在壹個班級裏，每壹個學生不僅通過知識溢出，即向同學解答問題和在課堂上回答老師提問等來影響他的同學，同時他們的行為也會影響到班級的氛圍：壹個不遵守紀律的學生可能直接影響他的同學，也可能使得老師不得不花上更多時間來整頓紀律，從而減少了老師傳授知識的時間，因此間接地使他的同學受到影響。又如在宿舍中，壹個學生的不良嗜好，如吸煙、酗酒等，已被證明會影響到他舍友的學業成績，而這種影響，既可能是因為這些行為影響了學習環境，也可能是影響了對方的行為習慣。同樣地，學生能力、性別、種族以及家庭收入等都可以成為同群效應的影響方式：能力較差的學生將占用老師更多的時間，不同性別和種族之間的緊張關系會幹擾到正常的學習，較高家庭收入的學生父母可能購買更多的教育資源，並擴散到他的同學；此外，同群效應也可以通過老師或行政管理人員對待學生的方式產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