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這個妳還有什麽想法嗎？
壹個字慘～
廣州ATM機案件判例有10處懸疑，量刑有悖法理精神
李 開 發
臨近歲末年初,廣州壹個帶來充分喜劇性質的案例成為國人街頭巷尾的議論主題。然而，問題的結局卻很沈重。案情其實比較簡單，核心是廣州壹青年利用ATM自動取款機的故障，經不住利益誘惑：
2006年4月21日晚，廣東省高級法院原保安青年許霆，來到廣州市商業銀行ATM機取款。許知道卡裏只有170多元，原本想取100元，壹不小心多按了個“0”，提款機隨即吐出了1000元。“我當時覺得很驚奇，我就查了壹下余額，發現沒扣錢。然後我再次取款1000元，提款機又吐出了1000元。”55次反復操作後，5.5萬元現金塞滿了許的衣服，他用皮帶把上衣紮好，“那些錢塞得上衣鼓鼓的”。這時，許的同事郭安山走了過來，他很納悶許取100元花了這麽長時間。許嚇了壹跳，和同事郭安山回了宿舍，並坦言ATM機的慷慨。22日淩晨1點左右，兩人再次來到ATM取款機旁。郭安山拿出有800多元余額的農業銀行卡，許霆幫他取出了1萬多元。隨後又用自己的卡取出了大約11萬元——銀行賬單顯示，許霆第二次連續取款的次數是102次。2007年12月16日，廣州市中院審理後認為，被告許霆以非法侵占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行為已構成盜竊罪，遂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這是壹個典型的喜劇性案例，然而讀者的關註的焦點，是該以什麽來量刑，倒底夠不夠刑法上的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贊成現有的判決的意見不少。媒體報道，廣州市律師協會刑事委員會主任鐘聞東表示，在該案中雖然看似法院量刑過重，但其實仍在法定範圍內。許霆以非法侵占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盜竊，明知其銀行卡內只有170多元，但在發現銀行系統出錯時即產生惡意占有的故意，並分171次惡意取款17.5萬元而非法占有，得手後潛逃並將贓款揮霍花光，其行為符合盜竊罪的法定構成要件。同時，雖然郭安山是與他壹同盜竊，但二人並不存在***同犯罪故意，只是采取相同犯罪手法各自實施，最後得款也是根據各自卡內各自提取所得，因此二人並不構成***同犯罪，僅以各自取款數來計算盜竊金額。而根據刑法關於盜竊罪的相關規定，同案人郭安山個人盜竊金額數額不大且全部退贓，同時主動自首並向公安機關交代與許犯案經過等，因此獲得從輕處理並無不妥。
根據刑法關於盜竊罪的解釋，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而我國刑法對此相應的規定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沒收財產。而在本案中，許霆不僅將巨款揮霍壹空，還私自潛逃直至被抓獲，並無任何可獲從輕或減輕的量刑情節。因此，法院適用了規定的最高刑並無不妥，仍在法定範圍內。
那麽，盜取ATM機是否構成盜竊金融機構呢？不少市民認為把ATM機視為金融機構太過嚴苛，“那豈不是滿大街都是金融機構了！”對此，鐘聞東認為，從財產所有方面來講，ATM機也應視為金融機構。因為ATM機內的現金也是來源於金融機構，其財產的所有權屬於金融機構，其可以看做金融機構財產的延伸。同時ATM機為金融機構所有和管理，當然是金融機構不可分割的壹部分。
也有人說，本不該判罪，櫃員機發飆，千元當成壹元吐，能怪誰？應當判處當事人無罪。
筆者長期研究經濟，也研究經濟法律，研究過法理。法理是上位的，法條是法理精神的具體化，並且就本案例還在中央臺當了壹回嘉賓。筆者認為，廣州中院的判處看似依法量刑，實則有誤讀法條之嫌。讀者也不能感情用事。當用壹個法律條文解讀相關案例感覺模棱兩可時，最重要的辦法就是提升執法者的理性，從神聖的法理精神上尋求解決之道。
筆者認為應當從三個方面來認識與理解這樣壹個法律案例：
壹、參考研究外國同類案例，借鑒其法院的審判原則。
ATM發昏，取1元出千元，類似案例雖然總量上實屬偶然，但數量上確實有幾件。
看看近幾天報紙上的引述便知：
1、有媒體介紹，2004年4月29日上海《新聞晨報》報道稱英國諾森伯蘭郡伍勒村村民因當地取款機出現故障，可以提取屏幕顯示的雙倍現金，村民蜂擁取款，最後取款機前排起了長龍，約合6.5萬美元的現金被提空。最終銀行負責人表示因工作失誤，不打算追究多拿了錢的村民
2、《都為銀行ATM出錯：英國銀行壹提款機故障，數百人排隊瘋狂取錢，我國小許被判無期》，天涯論壇壹個帖主轉載英國《每日郵報》的報道：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壹部ATM機2006年10月21日發生故障——取10英鎊吐出的卻是20英鎊。於是數百人排隊“占銀行便宜”，直到ATM機裏面的錢被取光。24歲的理查德·索尼稱，他排了壹個半小時隊，終於接近取款機，但錢已經被取光，他說：“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壹些人僅僅排隊40分鐘，便將他們所有銀行卡內的存款全部取出，並且獲得了雙倍資金。而我們則完全失去了這個大好機會。然而，現場的氣氛非常熱鬧，所有人都沈浸在狂歡宴會似的氣氛中。”報道稱銀行表示要努力追回那些被多取的錢。
《每日郵報》對此事的整個報道，“給人壹種喜劇的感覺，在法制較健全的英國，國民把之當成壹種幸運降臨”。
帖主提出，“同是ATM出錯，英國銀行與中國銀行與儲戶都是服務業與客戶的關系，都存在客戶利用ATM失誤惡意支取現金超過本金，在英國警察局沒介入，而在我國，小許就成了無期徒刑的案犯呢？”
有媒體介紹，記者找到了當時的英文報道，確認了帖子所提事件的真實性。記者進壹步搜索發現，事實上由於ATM機器故障導致客戶多取錢的事件在國外屢見不鮮，而且大多都會引發排隊取款浪潮，不管是取款者、銀行還是媒體，都沒有什麽道德討論。
不過，與“許霆案”不同的是，這些ATM機錯誤大多都是因為銀行工作人員放錯不同面額鈔票導致的，比如將20英鎊鈔票放進了10英鎊的盒子，導致雙倍取款。金額相對不大，“涉案者”眾多，銀行較難追回所有款項，司法也很少介入。
3、壹家報紙記者發現了2003年發生在英國考文垂的壹次事件，與“許霆案”有很多相似之處，涉案金額較大，進入司法程序，只是判罰與“許霆案”差別較大，只有1年半。
據英國媒體報道，2002年8月份，英國壹家銀行(考文垂建築金融合作社)電腦故障，導致其ATM機“狂吐”五天，不管人們輸入什麽密碼，是否正確，取款機都會乖乖地吐出要求金額的鈔票。期間有人甚至往返20次取了成千上萬英鎊，銀行總***被取走了100多萬英鎊。
朱伯特壹家人取走了13.441萬英鎊，警察找到他們的時候，發現了壹輛新車、壹套新沙發和幾張飛往牙買加的機票。47歲的朱伯特和他20歲的女兒被判15個月監禁，20歲的兒子被判12個月監禁，他45歲的妻子因為身體原因獲得延期審判。
盡管承認從機器中拿了錢，但朱伯特太太還是非常憤慨，“我很震驚！我的外孫才1歲半，他的媽媽居然要因為銀行的錯誤在監獄裏住15個月！”“我們全家都是普普通通勤奮工作的人，這只是額外贈予，誰不動心呢？”他們的辯護律師尼爾·威廉姆斯認為，站在這樣的機器面前，就像小學生站在糖果店面前，“任何人都難以抗拒想多拿壹點兒”。另壹位辯護者則稱，“這是壹起沒有受害人的犯罪，因為銀行可以從保險公司那裏得到賠償”。
總結壹下外國的案例，有幾個特點：其壹，都是ATM機故障多出錢，在誘惑面前，許多人獲得了額外的利益。其二，許多國民把此類案例當成是幸運降臨，當成壹場喜劇，認為人難抗拒誘惑，因此，責任不大。其三，多數不用刑法調整，或者量型很輕。
二、追蹤取款定罪情節，筆者認為有十大懸疑不能誤讀
其壹，“盜竊”壹種惡意侵占，是壹種主觀故意。然而，犯案當事人首先沒有主觀故意。如果不是錯在多按壹個“0”，也許就不會發生本起案例。沒有主觀故意的行為，沒有動機，“盜竊”這壹罪名能適用嗎？所謂“罪名法定”，是這樣的“法定‘嗎？
其二，犯案當事人用自己的銀行卡，用自己的密碼，取自己的錢。對持卡用戶來說，卡上的錢就是持卡人放在銀行裏屬於自己的保險箱。筆者認為這壹定性不會錯。相信大家都這麽認為。銀行的相關管理疏忽，致使給了這個保險箱裏放了比原有的錢更多的壹部分。拿著自己的鑰匙，打開了自己的保險箱，看到錢居然多出來了，知道是人家有失誤，因此，“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當壹個人用自己的卡，打開自己的錢櫃，管理人員把錢多放了也就多拿了，這是什麽性質的事？
其三，誘惑導致犯罪，該怎麽定罪？誘惑者是銀行，銀行的失誤讓人多拿錢，該怎麽定性？算犯罪嗎？我們知道，其它案例中，凡是因誘惑的案例或不予確認，或量刑極輕微。比如，為了測量某官員是否受賄，就派壹個人假裝因事給官員送禮，結果這個官員就收了這份禮。那麽，我們能不能定該官員受賄罪成立？事實上，法律是不承認這種誘惑下的結果的，因為，誘惑方在先，沒有這個誘惑，這個事實就不存在。沒有A，就沒有B。B的出現，緣於A出現所導致。用誘惑去引導人犯“罪”，從而治“罪”，這樣的做法正確嗎？
其四，結果並不是最重要的，性質是最重要的。法理認為，性質決定輕重。故意殺人犯就是沒有壹點得手，也是重罪；相互毆架，誤將對方打死了，量刑也不會太重。開車過失撞傷或撞死人，罪也是輕的。犯案當事人進的是自己家的門，打開的自己家的保險箱，妳銀行的人把錢放錯了，多放了，因此就出現多拿了。那麽這個案例應當治重罪嗎？
其五，壹個同類命題的證偽很重要。那麽，有這樣壹個案例，A到市場去買商品，對方營業員B把A遞交的10元看成100元，每成交壹筆，就多找90元，結果這個人是壹直用10元向對方購買商品，買了10次，營業員***多找了900元，A將其占為已有。從法律層面看是“不當得利”，這樣的做法需要刑法來調整嗎？
其六，這是壹個公開的行為，還是秘密的行為？用自己的銀行卡，用自己的密碼，“偷了”自己的錢箱，在銀行留下了自己的取款記錄。而“偷”必然是壹個秘密的行為，應當是不用自己的卡，不顯示自己的身份的行為。
其七，壹位取款人，假定他自己卡上有20萬元，他並不知道某次取款銀行其實並沒有如數扣款，他的確取了款17萬元，但他沒有取款後就查詢余額的習慣。這有真實事例，我的壹個朋友卡上總有幾十萬元，取款後從不查詢余額，只管不住地往裏進，同時需要時就往外取。如果他是犯案當事人，我們能說他“盜竊”金融機構了？那麽，壹個善意的取款人竟可能犯了無期徒刑，這難道不荒唐嗎？
其八，民法上有“不當得利”的條款，不當得利是壹種違背道德的行為，需要歸還，但不構成犯罪，指的是明知不是自己的，卻利用要利用其錯誤據為已有。根據物權法，公私財產壹律平等。難道因為是金融機構的錢，就要比老百姓的錢來得“值”錢，就要重判，這符合物權法的精神嗎？
其九，持有自己的銀行卡，進入自己的存款箱，實施存款的管理功能。在管理的過程中，發現有額外的錢在自己的錢箱。如果銀行的記錄比較健全，那麽，這個多取的錢最終要水落石出。持卡人在實施自己存款箱的管理功能，算利用管理職務侵占公私財物嗎？到底那個“罪名”更象犯案人的所為？
其十，犯案人向其同事坦誠“不拿白不拿”，結果與同事再次去“拿”，***拿了“17萬元”，那麽，“17萬元‘算數額巨大嗎？這種案例是偶然發生，還是常常發生？如果是偶然，那麽偶然會不會導致社會的錯覺，有沒有“不治重罪不足以恢復社會秩序，不治重罪不足震懾犯罪”的結果出現？這種案例真能危害社會嗎？
三、 當案例在現有法條量刑不能精準到位時，應當用公認的法理精神來解讀法律，適當量刑。
所有的法條均是按照法理精神來確定的。法條是法理精神的具體化。研究廣州中院的壹審判決，筆者認為，有六大法理精神可以指導案件二審。
其壹，法理的最高原則，是用法來懲治犯罪，恢復社會秩序。許霆涉及的ATM機案，顯然是極個別的偶然事件，不存在恢復社會秩序的前提。這壹案例引導千百萬人學習法律條文，領會法治精神，要看到這壹案例在社會法制進程上的特別意義。
其二，法律的本職是用來教育人、規範人的行為，懲治從來不是目的。關鍵是引導與規範的目的能不能達到。
其三，壹個案例在同時可適用於刑法，也可適用於民法時，應當用民法來解決問題。
其四，壹個案例在可以判處有罪，也可以判處無罪時，應當就無罪而遠有罪。
其五，在壹個案例可以輕判，也可以重判時，適宜輕判。
其六，在壹個案例審判時，證偽制是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標桿。應當努力證偽，換位思考，使其判決更有理性，更貼近立法原則。
筆者希望廣州中院的二審判決能進壹步體現這些神聖的法理精神。
（作者是中國經濟名家講壇副理事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經濟與法律研究學者）
文章引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