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有著光輝燦爛的文化典籍和古老豐富的歷史文獻，散文的傳統悠久而豐厚。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散文是壹種僅次於詩歌的主要文學形式。先秦散文可以分為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歷史散文有《尚書》、《春秋》、《國語》、《左傳》、《戰國策》等。《尚書》亦稱《書》或《書經》，是殷商的典冊，它實際上是壹本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內容收載的主要是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文獻。其中追述傳說中虞、夏時代的《堯典》、《臯陶謨》、《禹貢》、《洪範》等，是由後來的儒家學者補充進去的。在甲骨文與鐘鼎文之外，它是中國最古老的散文。由於時代相隔久遠，它的文辭簡古，讀來估屈聾牙，很不易懂。現在流傳的《春秋》，則是經孔子修訂過的魯國編年史記，它提綱絮領，微言大義，極為簡略，其文學價值不及《尚書》。
古代最初記載帝王言行和歷史事件的是史官。東漢班固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這種記言、語錄，就成為後代語錄體散文的始祖。記事，就成為歷史散文的始祖。隨著社會的發展，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書寫物質條件的改善與史學的發展，就出現了《國語》、《左傳》、《戰國策》這樣幾部歷史散文，它們在記敘的生動、描寫的形象、議論的深刻方面大大超過了《尚書》和《春秋》的表現力。這是因為春秋戰國時代變化急建，社會矛盾錯縱復雜，無論是政治鬥爭的曲折變幻，人事更替，成敗興亡，還是天時地利，人心向背，這些都要求人們進行及時的總結和估價，歷史散文就是應這種時代需要而產生、發展起來的。這些歷史散文，對後世文學影響最大的，要推《左傳》與《戰國策》。
諸子散文作為記錄學者的學術思想的著作，它們反映了春秋戰國時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比較優秀的為《論語》、《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書。散文的產生和發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需要。未有文字之前，早有口頭詩歌，而散文產生於有文字之後。生產力發展了，才有書寫工具，如竹、帛、絹、筆之類。隨著社會上手工業的發展，文化工具有了改進，書寫日益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逐漸才為長篇大論的散文和有組織、有系統的散文著作提供了物質條件。先秦諸子是當時新興階層的“士”，他們多憑借自己的學術和遊說，向統治者獻計獻策。而各諸侯列國，為維護自己的統治，也招徠賢能之士為其自身利益服務。於是掌握各種知識的士階層，在階級鬥爭和社會鬥爭的要求下，紛紛登上了政治舞臺。
他們進可以取相卿，退可以著書立說，成為當時的顯赫力量。“士”階層的流品很雜，其中著書立說者主要為學士，如儒、墨、道、法各派的孔子、墨子、孟子、老子、莊子、茍子等。這是些具有各種不同傾向的思想家，他們標誌著整個時代的學術造詣和文化水平。這些學士各立門戶，聚徒論道，到處遊說，著書立說，反映了社會生活中孕育和發展著的各種矛盾鬥爭，在哲學和思想上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活躍的學術局面。這些爭論是復雜的、劇烈的、嶄新的。當他們要系統、細致、深入地表達自己意見時，原來的四言二拍的詩歌形式就遠遠不敷需要了，就采用了新的宜於說理的不受拘束的散文形式。可見，散文形式的發展，是社會生活鬥爭促成的，是時代的需要，是文化發展的需要，也是歷史賦予文學的新的使命。
諸子散文風貌各異，墨子註重說理的辟（譬喻）、伴（襯托）、援（引證）、推（推理）等方法，他的文章富有很強的邏輯性。孟子講究文章的氣勢，他的文章鋒芒畢露，氣勢逼人。莊子說自己為文有三種方法，“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天下》）。卮言是合於自然的無成見之言，為誇張、推衍手法；寓言是寄托寓意的故事，借以推廣其道理；重言是假托要人之言，以示其真實可靠。這些，正是《莊子》散文富有浪漫主義氣息的原因所在。其他諸子散文，也各樹其幟，獨具特色，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呈現出百花爭艷、璀燦奪目的壯麗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