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會爭雄父子反目 “庚辰俱樂部”除負責為馬家官兵巡回演出外，每年盛夏將至，馬鴻逵到賀蘭山避暑，“覺民學社”和“庚辰俱樂部”的當紅藝人們也要跟隨前往，到山上去為這些達官貴人們唱“堂會”。下山後，“堂會”多在“覺民學社”和“庚辰俱樂部”裏舉辦。這既是實力的大展示，也是技藝的大比拼。馬鴻逵父子心知肚明，並暗中較勁，都想讓自己經管的戲班壓倒對方。有時因互相嫉妒，還弄得父子反目，使得暴怒的馬鴻逵要對二兒子馬敦靜動用“家法”。
那是1948年8月的壹天，馬公館裏舉辦“堂會”，“覺民學社”和“庚辰俱樂部”的壹些名角演員及四大廳八大處的頭面人物也先後分賓主落座，等待好戲開場。
馬鴻逵、馬敦靜父子倆有個癖好，他們不但愛聽秦腔，也要求自己的使喚丫頭和姨太太們每人也能唱上幾折戲。因此，常有教練出入馬公館，給他們的丫頭們教戲，好在堂會上顯山露水，使馬家父子的虛榮心得到滿足。
堂會開始了，先是馬敦靜府上壹個叫孟蘭的丫頭唱了壹段秦腔折子戲《藏舟》，由“庚辰俱樂部”琴師黃國璋板胡伴奏。孟蘭天資聰慧美麗，又有壹副好嗓子，加上黃國璋高超的演奏技巧，使孟蘭的演唱得到了最好的發揮，馬鴻逵聽了滿意地連連點頭稱贊：“這尕娃唱得不錯嘛。”
孟蘭唱罷，出場的是馬鴻逵府上的丫頭小燕，她唱的是《櫃中緣》，也是壹出很有名的秦腔折子戲。因小燕是馬鴻逵府上的丫頭，黃國璋覺得自己是馬敦靜戲班裏的人，不好越俎代庖，故將板胡交給了“覺民學社”的琴師張亞民，退居壹旁。壹則這小燕的演唱水平遠不如孟蘭，再則黃國璋未給馬鴻逵府上的丫頭拉板胡，使馬鴻逵憋了壹肚子氣。他不責怪小燕唱的不行，卻把不滿和怒氣完全撒在馬敦靜和黃國璋身上，認為是二人搗鬼，讓自己在眾人面前丟了面子。
第二天壹早，馬鴻逵就把“庚辰俱樂部”的全體藝員、四大廳八大處的高官及憲兵隊召集起來，壹手插腰，壹手揮舞著，怒氣沖沖地吼道：“阿紮壹夜沒睡覺，憋屈得慌，妳黃國璋好大膽子，不給我的丫頭拉板胡，存心要給我難看。憲兵隊，把黃國璋拉倒，給我狠狠地打！”
黃國璋就這樣被馬鴻逵的憲兵隊壹頓軍棍打得遍體鱗傷，躺在炕上幾個月爬不起來。
打完了黃國璋，又該收拾“逆子”馬敦靜了。馬鴻逵氣急敗壞地命令憲兵隊把馬敦靜也按倒打。四大廳八大處的高官們看到要打馬敦靜了，都不敢袖手旁觀，齊刷刷跪下來為馬敦靜求情。
馬鴻逵打兒子本來是做戲給別人看，哪舍得真打？正好眾人講情便借坡下驢，申斥道：“阿紮看在眾人的面上，今天就饒了尕娃壹次，下次再犯，新老賬壹起算！”
至此，馬家父子因看戲惹起的壹場風波，在眾人壹片勸解聲中總算平息了。
“庚辰俱樂部”的新生
1949年9月23日，人民解放軍冒雨挺進銀川時，“庚辰俱樂部”的藝員們就像沒娘的孩子，正集結在銀川中山公園的三層樓———文昌閣上，翹首盼望著人民解放軍的到來。
翌日，人民解放軍19兵團寧夏軍管會成立。由原“庚辰俱樂部”的所謂“少校副隊長”黃國璋、“上校軍需”袁生新和“準尉”鐘新民等人主動將“庚辰俱樂部”的人員名單及財產造冊向軍管會文教處呈報，聽候處理。軍管會負責同誌陸廣川對藝員們的主動投誠行為給予了充分肯定，並稱贊他們有立功表現。在歡迎人民解放軍的入城式上，“庚辰俱樂部”的藝員們和其他各界群眾壹道扭著秧歌，舉著鐮刀、斧頭歡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載歌載舞迎接解放軍的到來。
在歡迎解放軍入城的人群中，有人高舉壹幅毛主席頭戴八角帽的畫像，特別引人註目。這幅畫像的作者就是“庚辰俱樂部”的琴師兼美工師黃國璋。據說，這是銀川人民見到的最早的壹張毛主席畫像。
9月26日晚，原“庚辰俱樂部”和“覺民學社”的藝員們在寧夏省政府禮堂為19兵團駐寧部隊指戰員舉行了慰問演出，有40多位秦腔和京劇藝人登臺獻藝，可謂京秦合璧，五彩紛呈。“庚辰俱樂部”的錢森、王興邦、鐘新民、蘇金榮、李桂林和“覺民學社”的王庚寅、康正中、冉學民等壹批當紅演員分別演出了《豆汁計》、《茍家灘》、《三岔口》、《古城會》等秦腔折子戲；京劇名伶葛雲霞也以壹折京劇《玉堂春》博得滿堂喝彩。
演出結束後，19兵團司令員楊得誌、政委李誌民、第壹任寧夏省主席潘自力、65軍肖軍長、政委王道邦等領導同誌，與演員們壹壹握手，並熱情地稱贊他們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演戲也是為人民服務”等。聽到首長對自己的工作給了這麽高的評價，全體演員無不心情激動，不斷振臂高呼：“中國***產黨萬歲！”
為解決原“庚辰俱樂部”及“新華舞臺”倒閉後的部分京劇演員的演出場地問題，經人民解放軍19兵團批準，將銀川最繁華地段的“雲亭紀念堂”劃歸他們演出，並將這個新生的劇團取名為“人民京劇團”。從此，“庚辰俱樂部”的藝人們結束了長達10年的地獄般的生活，迎來了新的藝術青春。
1950年，人民解放軍19兵團接到任務，要赴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將“人民京劇團”移交給了駐銀65軍文化部領導，並由蘇友鄰同誌任劇團團長，高文質同誌任協理員。此時，正值人民解放軍開展訴苦運動，劇團為配合當時的政治形勢，積極趕排了《血淚仇》、《王貴與李香香》、《紅娘子》、《白毛女》等壹批反霸戲，在省內巡回演出。在中寧縣演出《王貴與李香香》時，還發生了這樣壹件事：扮演惡霸地主崔二爺的鐘新民與扮演崔二爺狗腿子的羅恒年，因將壞人演得惟妙惟肖，壹個戰士甚至舉槍要“崩”了“崔二爺”。幸虧部隊首長發現及時，才避免這起戰士誤傷演員的事件。
更有趣的是，1950年春天，“人民京劇團”的演員到中衛縣巡回演出，無意間在中衛街頭壹家鬥坊裏，發現了原“庚辰俱樂部”的惡隊長馬元寶，此人正在“抹鬥”（用手或尺子將鬥口抹平）。唱花臉的演員蘇金榮走上前質問：“馬元寶，妳不是要摳掉我兩個眼珠子嗎？妳看看，我的眼珠子還好好的呢。”馬元寶壹看，都是“庚辰俱樂部”的“老人”，自知作惡多端難逃壹劫，立刻嚇得渾身篩糠般跪地求饒：“我錯了，我錯了，還請弟兄們高擡貴手放我壹馬！”大家戲謔道：“馬元寶，妳過去的威風哪裏去了？想不到吧，妳小子也會有今天！”說完，向當地公安機關進行了檢舉揭發。很快，馬元寶被逮捕法辦，大家才覺得出了壹口胸中惡氣。
1951年，65軍調離銀川時，將“人民京劇團”轉交給寧夏軍區領導，“人民京劇團”也隨即更名為“寧夏人民劇團”，由寧夏軍區文化科科長王頂同誌主管，軍區俱樂部主任張承任協理員。劇團為了適應西北地區群眾的欣賞習慣，這時京劇基本退出舞臺，改為清壹色的演唱秦腔，受到銀川人民的喜愛。其間，為了配合“三反”、“五反”運動和慶祝《婚姻法》的頒布，劇團趕排了《北京四十天》、《仇深似海》、《小二黑結婚》、《畫皮》、《梁山伯與祝英臺》等反霸、反封建的秦腔歷史劇和現代劇，觀眾反響熱烈，票房收入壹直居領先地位。更有熱心觀眾給錢森、蘇金榮等當紅演員披紅掛彩，好不熱鬧。
隨著“寧夏人民劇團”的壯大發展，丁醒民、張貴榮、李林平、段書琴、李芝蘭等壹些外地來的秦腔“大腕”相繼加入到“寧夏人民劇團”裏來，這對滿足群眾多方面的愛好，提高寧夏的秦腔藝術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還有壹些回、滿、蒙少數民族演員，如程建章、王興邦、蘇金榮、鐘新民等也嶄露頭角。那時，壹批新人（尤其是女孩子）不斷加入到秦腔戲劇隊伍裏來，它對壯大和發展演出隊伍無疑是壹件好事，但同時師資缺乏的問題又擺在了劇團面前。為了給年輕演員“讓路”，原“庚辰俱樂部”的壹些老演員陸續從前臺退到幕後，做起帶徒弟的教練工作。在這些老師的言傳身教下，王誌傑、王淑梅、華秀英、楊銀花等壹大批青年演員脫穎而出，成為廣大秦腔愛好者心中燦爛的明星。其中，青年演員王誌傑被提拔為寧夏秦腔劇團團長，青年演員楊銀花也升任為銀川文化局副局長。
上世紀50年代，我國正處於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較低，為增加演員收入，劇團壹天要演兩場戲，白天在小廟劇場演，晚上到“雲亭紀念堂”演，而行頭、桌凳就壹套，只好這頭演完搬那頭，這樣堅持了4年。每個演員除了每月領壹袋面粉外，另外還發給18元（舊幣）生活費。艱苦是艱苦，但比起舊社會，已經是很不錯了。
寧夏軍區為支持地方劇團發展，從軍費中擠出2000元（舊幣）建成了壹個麻袋廠，通過副業收入改善演員生活。所以，那時我們看到劇團裏的演員們在演出間隙，手裏總在飛針走線地縫制麻袋，原因就在這裏。寧夏軍區每年還給劇團撥出專款添置戲裝及燈光道具，使“銀川人民劇院”由解放初期還是無布景，僅汽燈照明，到1953年已全部實現了舞臺日光燈化，極大地改善了舞臺照明條件；布景制作也日益精致，使觀眾在欣賞戲劇時，也得到了美的享受。
1954年，銀川市劃歸甘肅省，成立了銀川專署。此時，寧夏軍區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正式將“寧夏人民劇團”移交給銀川市文化局管理，劇團再次更名為“銀光劇社”，演員也結束了5年來每人每月壹袋面粉的“供給制”生活，而開始實行“工資制”，並延續至今。
1958年，在“大躍進”中，“銀光劇社”（原庚辰俱樂部）和“銀川劇團”（原覺民學社）合並，演員也打亂重組，正式成立了“寧夏秦腔劇團壹團”和“寧夏秦腔劇團二團”。從此，寧夏的戲劇史掀開了新的壹頁。
“庚辰俱樂部”從成立至今已過去65年了，當初的藝員都是十幾歲的娃娃，如今大多數都到另壹個世界去了。在銀川，我能夠訪問到的原“庚辰俱樂部”的元老有王興邦、蘇金榮和錢森3人，前兩位都已82歲，連最“年輕”的著名男旦錢森也已7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