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德國民法典》，人們總是免不了拿它與《法國民法典》作壹番比較。和《法國民法典》壹樣，《德國民法典》也繼承了羅馬法的因素。大陸法系的這兩個代表性法典，彼此有著很多相似之處，但又各有千秋。
▲德國民法典
從日耳曼人公元476年攻滅西羅馬帝國並在帝國廢墟上建立了相對落後的社會開始，這個民族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便與羅馬文明結下了不解之緣。15世紀後半葉開始，德意誌國家全面展開了對羅馬法的繼受。壹方面，形成於日耳曼習慣法淵源的法律及其相應的形式與制度在中世紀後期給日耳曼人社會提供了現成的典範；另壹方面，當時的德意誌並未真正確立起中央集權的帝國司法機構與體系，壹個代表著德意誌民族法律文化本身的法律職業階層也尚未形成。因此，體系完備的羅馬法便順利地進入德意誌人的法律生活。
1495年，帝國法院的建立也為對羅馬法的繼受提供了壹個實際的保障。當時帝國法院面臨的第壹個問題就是應適用什麽樣的法律以作為整個德意誌的普通私法。創造新法或是采用習慣法都未必恰當，於是他們選擇了利用現成的羅馬法。法律學家們看重羅馬法的態度在司法界隨之而蔚然成風。既然全體法官都成了羅馬法學家，羅馬法的全盤繼受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1871年，德國實現了統壹。此前的德國處於割據狀態，各地實施的民事立法主要有三類：在繼受羅馬法和教會法、日耳曼習慣法基礎上形成的普通法；各王國自己的地方法；特定地區實施的拿破侖法典和1811年的奧地利民法典。統壹後的德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到確立和鞏固，然而法律的不統壹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對於統壹的法律規範的要求日益強烈。就此而論，德國和法國在制定民法典時的背景也是相似的。
但是，《德國民法典》又別具特色。僅用四個月就起草完畢的《法國民法典》飽含了法國人令人傾倒的激情，而制定過程歷時二十余年的《德國民法典》則體現了德國人嚴謹深邃的理性精神。
貳
在制定《德國民法典》的所有條件齊備之前，德國不同的法學流派之間進行了長期而激烈的爭論。這場圍繞應否制定壹部統壹的民法典而展開的論戰，最初發軔於1814年德意誌人民反擊拿破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
1814年，德國自然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海德堡大學教授蒂博就在其論文《論統壹民法典的重要性》中提出要制定壹部統壹的民法典。他認為德意誌民族的統壹必須依靠法律的統壹，編纂統壹的民法典就成了德國獨立和復興的基礎。
與此對立的是歷史法學派，其代表人物、時任柏林大學校長的薩維尼同年出版了《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壹書，闡述了歷史法學派的觀點。他認為馬上制定壹部符合德意誌民族精神的法典的條件還不成熟，應該對德國法的歷史發展進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為立法創造條件，之後才談得上編纂壹部統壹的民法典。
雙方由此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這兩位代表人物的立場迥異，其後的背景，實際上是對18世紀以後風靡歐陸各國的“自然法”和“習慣法”思潮的不同認識。蒂博站在啟蒙主義的立場，主張制定壹部“理性法的法典”；薩維尼則認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產物，成文法與習慣法相較，實居於次要地位，故主張德意誌民族的統壹民法典應基於習慣法而編成。
當時的德國的確不具備制定統壹的民法典的政治基礎，薩維尼的觀點獲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而蒂博倡導的“理性法的思想”並未因此而在德意誌法學界銷聲匿跡，事實上，他的這壹思想與費爾巴哈的刑法學及黑格爾的法哲學思想合流，最終促成了哲理法學派的形成。
▲薩維尼在論戰中取得勝利，《德國民法典》的出臺因此拖延了將壹個世紀
薩維尼在論戰中取得勝利，《德國民法典》的出臺因此拖延了將近壹個世紀。最初的歷史法學派，由薩維尼、普希塔和耶林所代表的“羅馬法派”以及基爾克所代表的“日耳曼法派”所組成。不過，隨著對法的歷史的探究的日漸深入，這兩派之間的裂痕益深，以致最後分道揚鑣。這也是15世紀繼受羅馬法以後所形成的日耳曼法和羅馬法的雙重構造格局發展的必然走向。
在“外”與黑格爾為代表的哲理法學派進行鬥爭，“內”與日耳曼法派相互對壘的論戰中，羅馬法派終於發展成為19世紀德意誌法學的主流。不言自明，羅馬法派的最大成就是發起並從事了德國民法典的編纂運動。也由於薩維尼的觀點和這場論戰，19世紀德國的法學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為後來的法典編纂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此後的德國不同法學流派圍繞著德國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制定壹部統壹的民法典進行了幾十年的爭論。
三
19世紀後半葉，秉承羅馬法繼受的傳統，薩維尼的後來者們建立了潘德克頓法學派。它是歷史法學派的第壹分支，因對《學說匯纂》進行了深入研究和重新組合而得名，而《學說匯纂》的德文譯名就是“潘德克頓”。這個學派創立了新的五分法理論體系，由總則、債法、物權法、親屬法、繼承法五編構成。在繼受了《學說匯纂》的基礎上，把債法放到比物權法優越的地位，反映了當時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債法理論的成熟。
隨著德意誌帝國的建立，制定統壹的民法典終於有了可靠的政治基礎。1873年，德國對憲法作了修改，明確了統壹民法典的立法權歸屬帝國中央。在經過周密準備後，德國於1881年為編纂民法典而成立了第壹個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實際領導人便是後期歷史法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溫德沙特。
起草委員會的人員不僅有市民階級的代表、法官，還有官員和教授。德國人嚴肅的天性賦予他們對私法規範全部加以研究的使命，以制定出既能符合民族情感又能解決不斷增長的社會復雜關系的民法典。於是，直到1887年，《德國民法典》的第壹草案才呈現在人們面前，這距離著手準備制訂法典已經整整過了13年零4個月。
盡管如此，這部草案還是招致了各個方面的批判，因為它比較強調自由主義的觀點，與德國的傳統和現實有些脫節。1890年，聯邦議會不得不重新任命了壹個起草委員會重新制定民法典。第二草案框架基本與第壹草案相同，但是吸收了壹些反對意見，對不合時宜的自由主義作了長達5年之久的反復修改。1896年，該草案經聯邦會議審議改動後就成為了第三草案，並被提交帝國國會審議通過，經帝國皇帝批準，得以在1896年8月正式公布。
肆
《德國民法典》***有5編、 35章、2385條，比《法國民法典》還多了103條，是19世紀末資產階級國家編纂的規模最大的壹部民法典。其基本內容反映出它仍是壹部傳統的民法典，繼承了《法國民法典》制定以來的民法基本原則和精神。
但《德國民法典》也有著自己的壹些特點：
首先，法典的編纂有很濃厚的學術色彩。大量出現的嚴謹而抽象的法律術語，諸如“法律權力”、“法律行為”等，以及嚴密的邏輯性，只有受過專門教育的人才能準確理解其含義，所以《德國民法典》更像是壹部法學家的法典，是法律專家的工具書，而不是普通民眾的權利聖經。這是《德國民法典》與語言平易的《法國民法典》最顯而易見的不同。
其次，從內容上看，《德國民法典》深受理性主義的影響。《德國民法典》誕生的時候，理性主義已趨於完善，但是德國人恪守保守的傳統，並沒有像法國那樣在理性主義的思想影響下直接爆發政治行動。理性主義對德國的影響在法學上表現為各種私法原則朝著系統化方向發展。薩維尼更是深受理性主義的影響，他晚年的巨著《現代羅馬法的體系》開辟了體系性原理法學的道路，這種模式就是後來的潘德克頓體系的原型。《德國民法典》的體系和立法技術方面全然是潘德克頓法學的產物。潘德克頓法學的五編體例為傳統民法的發展帶來了壹絲活力。
《德國民法典》至今仍然是德國民法的核心，是繼《法國民法典》之後的又壹個民法發展的裏程碑。它用語洗練、論理精致，對20世紀各國民法的法典化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標誌著壹種不同於《法國民法典》的全新風格的民法流派的形成。這壹民法流派以嚴謹、抽象、邏輯性著稱，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民法發展，大陸法系從此法、德並立，各有所長。
《德國民法典》制定後的百年中，德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動，這樣的社會變遷直接影響到民法典的實施。經歷了第壹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經濟惡性膨脹、魏瑪***和國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幹預、納粹德國以及戰後東西德國的對峙、90年代德國統壹，《德國民法典》不斷地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影響。司法官員與學者們不斷用判例學說來豐富法典內容，力求使法典與社會發展保持協調壹致。有意思的是，雖然壹個多世紀以來140余次的修改刪減使《德國民法典》實際上的條文數目不斷變化，但它在形式上仍然保持2385條。我們今天看到的《德國民法典》，已經不是1900年1月1日生效的那部民法典，雖然人們對《德國民法典》的最新修改有很大的爭議，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德國民法典》作為壹部強調自由和獨立的文化紀念碑，始終值得人們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