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最早出現大字報
1958年5月19日清晨，第壹張大字報出現在北大大飯廳灰色的墻壁上，內容是質問北大團委出席***青團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可惜，這張大字報在當時的報刊書籍中都沒有登錄下來，使我們今天無法知曉它的全文。接著，哲學系的龍英華也貼出了壹張大字報，建議在墻上開辟壹個民主園地來展開爭鳴，協助整風。 隨之，壹張壹張的大字報相繼貼了出來。
大字報五顏六色，有紅的、綠的，也有用舊報紙寫的，形式也五花八門，短文、雜文、口號、對聯、漫畫，不壹而足。
大字報與大躍進
在反右派鬥爭中，伴隨大字報的廣泛使用而產生的是大辯論；在大辯論中，大字報又常常被用來作為辯論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現的大鳴、大放，於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大”，在高等學校和黨政機關中被廣泛使用。這樣，人為地造成了全國性的政治緊張和不穩定狀態。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運動中的廣泛使用，是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的壹個重要因素。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右派分子“向黨進攻工具”的大字報，在反右派運動中卻成了反擊右派“進攻”的武器，被最高領導人贊揚為是“壹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後，在整改、“雙反”(反浪費、反保守)、“大躍進”運動中，大字報得到了廣泛使用。當時的宣傳輿論工具也對大字報的功效壹再推崇，在那個創造神話的年代制造出壹件又壹件滑稽的事來。
大字報與“文化大 革命”
“大躍進”運動之後，大字報曾壹度沈寂了好幾年的時間。然而，“文化大 革命”開始之後，自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貼出所謂的“第壹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開始，大字報的狂飆再次席卷中國。個別人因為寫了壹張“革命”大字報而飛黃騰達、青雲直上，而包括當時國家主席劉 少奇在內的許多人則被大字報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被打倒在地，並踏上壹只腳，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所謂“文化大 革命”，同“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分不開的。“文化大 革命”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廣闊的舞臺，而“四大”又使“文化大 革命”造成的動亂局面不斷加劇。以大字報為中心的“四大”，不但沒有發揚民主，反而使民主與法制都受到嚴重破壞，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大動亂。
大字報表面上看來誰都可以使用，但事實絕非如此，且不說那些已被劃出人民隊伍之外的所謂“牛鬼蛇神”沒有張貼大字報的權利，就是對“文化大 革命”有不同看法，對權傾壹時的中 央文革小組稍有不滿，或對有些掌了權的“造反”新貴有些看不慣，但還是位列於人民內部的人，壹旦把自己的看法、不滿用大字報表達出來，頃刻之間就變成了“反革命分子”，發配到了“地、富、反、壞、右”的行列中去了。在“文化大 革命”中，人民代表選出的堂堂國家主席，在受到誣陷的時候，貼出壹份答辯的大字報，不是眨眼之間被撕成了碎片嗎?
大字報的最主要功能，壹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無中生有，斷章取義，後者可以隨意上綱上線，亂扣帽子。不論哪壹種功能，基本表現方式都是片面和不實之詞，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辯與反駁。所謂用大字報的方式開展大辯論，實則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錯案就是這樣制造出來的。
“文化大 革命”期間的大字報幾乎有壹個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語錄開篇(當然是擇其所需)，接著寫壹通形勢大好，然後筆鋒壹轉，抓住被征討者的只言片語，或斷章取義，或張冠李戴，或無中生有，或牽強附會，再佐以“砸爛”、“橫掃”等“革命”語言，隨意上綱上線，任意口誅筆伐，欲置被征討者於死地而後快，用當時的時髦語言說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壹只腳，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說“文化 大革命”導致了大字報的惡性發展，而大字報的惡性發展，又加劇了“文化大 革命”的大動亂局面。
大字報除了人為地制造階級鬥爭，破壞人民內部的團結外，很難起到什麽好的作用。至於“文化大 革命”中那些直接受林 彪、江 青反革命集團指使的大字報，更是他們打倒老壹輩革命家，實現其篡黨奪權陰謀的工具。
大字報表面上是發動群眾，發揚民主，實際上是利用群眾，壓制民主。大字報的盛行，與中國政治舞臺上大刮“左”風是密不可分的。什麽時候“左”傾厲害，什麽時候大字報便行情猛漲；什麽時候“左”的東西有所收斂，什麽時候大字報便蕭條不景氣。壹部大字報興衰史，就是壹部“左”病對中國的危害史。
誠然，在個別問題上，大字報發揮過積極作用，甚至在“文化大 革命”期間，大字報也曾被人們用作反對林 彪、江 青反革命集團的武器。但是，大字報作為所謂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從總體上講，其消極和破壞作用，要遠遠大過它的積極作用。
到了1975年，大字報已成了強弩之末的時候，卻被寫進了堂堂的《中華人民***和國憲法》裏。
對大字報的反思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人們對“文化大 革命”反思的深化，大字報的弊端也逐漸為人們所認識。
1980年1月中旬，在中 *** 中 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鄧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在講到“四大”問題時，他指出：“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壹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壹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應該讓群眾有充分的權利和機會，表達他們對領導的負責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但是“大鳴大放”這些做法顯然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因此，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幹部和群眾的意見，黨中 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開的中 ***十壹屆五中全會上，中 *** 中 央正式作出決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
這年4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壹個星期的會議中，討論中***中央關於取消“四大”的建議，成為壹個重要議題。在發言中，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楊秀峰，從法律的角度闡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條理由：
壹、憲法中已經明確寫明“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自由”，這些規定保障了公民應該享有的民主權利；而“四大”卻相反，妨礙了公民應當得到的正當的民主權利。
二、把“四大”寫進憲法中，使少數壞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機，壹些人打著“四大”的旗號，制造事端，向無產階級進攻，妄圖推翻的領導。
三、把“四大”寫進憲法，會使壹些人利用來大搞派性，制造混亂，破壞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不利於四化建設。
四、搞“四大”容易泄露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從“文化大 革命”到“西 單墻”，壹些壞人正是利用大字報泄露了不少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
參加會議的人大常委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贊同取消“四大”。
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定，修改《中華人民***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所謂“四大”的規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和國憲法》。在這部憲法中，有關“四大”的條文徹底消失了。大字報終於成了歷史的陳跡。
來源：《光明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