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國主義強調分裂工人階級：鼓勵有固定職位的工人與臨時工分離，臨時工與失業人員分離，失業人員彼此在“地下經濟”的層面上分離。文化帝國主義還鼓勵工人將自己歸屬於壹個階層，這些階層是以生活方式、種族和性別這樣壹些微不足道的差別來劃分以區別於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而不考慮那些將他們和騎在他們頭上的人分開的巨大的不平等。
文化帝國主義的主要目標是對青年進行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剝削。帝國主義的娛樂和廣告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國商業宣傳的青年為獵獲物。其訊號是簡單而直接的：現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費美國宣傳媒介產品聯系在壹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國文化出口主要市場。他們最容易接受消費主義和個人中心主義宣傳。大眾傳媒以盜用左派的語言和將不滿情形引向奢侈性消費來操縱青少年的反叛行為。
美國文化帝國主義之所以將註意力集中在青年身上，不僅因為他們是壹個市場，而且有政治上的原因。這就為了消除這樣的壹種政治威脅：即個人的反叛有可能變成反抗經濟和文化形式的控制的政治革命。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進步運動遇到了壹種反論：當第三世界的大多數人民承受不斷惡化的生活水平，不斷增長的社會和個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斷減少的公***設施(另壹方面是少數富人空前的富足)，對這種情況的主觀反映卻只是零散的反抗，持續但只是局部的行動，或者即使是大規模的卻又是短暫的抗議，壹句話，在不斷增長的不平等和社會、經濟現狀與微弱革命性的或寂靜的主觀反映之間存在著壹個很大的差距。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客觀條件”還沒有足以轉變國家和社會的主觀力量來伴隨。顯然，在社會經濟倒退和社會政治轉變方面之間並無“自發”的關系。(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式的)文化幹涉(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面而言包括意識形態、意識、社會行動)是將客觀條件轉變為有意識的政治幹涉的關鍵環節。似乎有些荒謬的是，帝國主義的政策制定者們看來比他們的對手更懂得政治實踐的文化層面的重要性。
文化控制和全球化剝削
不能僅僅把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理解為壹個進行控制和剝削的經濟和軍事系統，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控制是任何壹個能延續的全球性剝削系統的不可分割的方面。
就第三世界而言，文化帝國主義可以這樣定義：西方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統的滲透和控制。已達到重塑被壓迫人民的價值觀、行為準則、制度和身份，使之服從帝國主義階級的利益。文化帝國主義既可以“傳統”的形式，又可以現代形式出現。過去幾個世紀中，教會、教育系統和公***當局在神或神權原則的名義下對原住民不斷灌輸順從和效忠思想。當這些傳統的文化帝國主義手段仍然有效之際，新的現代化的，基於現代體制的工具對帝國主義控制而言日益重要起來。如今，大眾媒介、曝光宣傳、廣告、世俗的表演家和知識分子起著主要作用。在今日的世界，好萊塢、有線新聞電視臺和迪斯尼樂園要比梵蒂岡、聖經和政治人物的公眾演講要有影響的多。
文化滲透與政治、軍事控制和經濟剝削緊密相連。美國用來支持中美洲種族滅絕政府以保證自己經濟利益的軍事幹涉，往往是伴隨有強烈的文化滲透。美國贊助基督教會侵入印第安人村莊，在印第安農民受害者中灌輸歸順思想。贊助國際會議是為了讓臣服了的知識分子們討論“民主與市場”。逃避現實的電視節目播發“另壹個世界”的幻想。文化滲透是鎮壓起義者的戰爭機器的非軍事手段的外延。
文化殖民主義的新特征
現代文化殖民主義在以下幾個意義上有別於以前的實踐：
（壹）它要捕獲大眾，而不是僅僅轉換頭面人物。
（二）大眾媒介，尤其是電視，侵入各個家庭。它不僅從“裏面”和“下面”起作用，而且從“外面”和“上面”起作用。
（三）現代文化殖民主義具有全球規模，它的沖擊無所不在。以世界壹家的欺騙來為神話帝國主義勢力的象征、目的和利益服務。
（四）大眾媒介作為今日文化帝國主義的工具而言只是在形式的意義上屬“民間”組織。失去與政府之間的正式關系恰好給民間媒介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將帝國主義的利益作為“新聞”和“娛樂”來宣傳。
（五）在現代帝國主義時代，政治利益是通過非帝國主義的主體來表達的。“新聞報道”集中於中美洲的雇傭農民士兵和在海灣戰爭中面帶微笑的來自勞動階級的美國黑人的個人傳記。
由於在不受法律制約的資本的控制下實現和平和繁榮的諾言與日益增長的貧困和暴力的現實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大眾傳媒已經將其節目中從不同觀點的討論的可能性進壹步縮減。與此全面配對的是，將現存資本主義的殘酷性與自由市場的迷夢般的許諾完全分離。
為了搞垮有組織的反抗，文化殖民主義想要消滅民主認同，或將其實質性的社會經濟內容掏空。為了破壞社區團結，文化帝國主義把對“現代性”的崇拜吹捧成是跟外來信條壹致的。在“個性”的名義下，社會準則被攻擊，人們的個性在媒介的信息控制下被重新塑造。正當帝國主義的武器肢解壹個民間社會，其銀行掠奪該國經濟之時，帝國主義的媒介向個人提供了那些逃避現實的認同。
文化帝國主義壹方面以毀滅性和罪惡的手段來醜化其革命的對手，另壹方面又鼓勵對親西方政權的大規模暴行的集體性“記憶缺失”。西方傳媒從來不告訴其聽眾反***親美當局在危地馬拉屠殺了十萬印第安人，在薩爾瓦多屠殺了七萬五千勞動人民，在尼加拉瓜殺了五萬人。大眾傳媒掩蓋由於引進市場經濟，在東歐和前蘇聯，造成巨大災難的事實，這些災難使幾億人遭受貧困。
大眾傳媒：宣傳和資本積累
隨著美國通訊網絡向全世界的擴展，大眾傳媒成為美國資本的主要財富和權利的來源之壹。 越來越大的壹個百分比的北美最富有的人從大眾媒介獲取財富。在最富有的四百個美國人中，從大眾媒介賺錢的人從1982年的百分之九上升為1989年的百分之十八。如今，幾乎五分之壹的美國首富從大眾媒介進財。在美國，文化資本主義已經替代制造業成為財富和影響力的來源。
大眾媒體已經成為美國全球政治和經濟的壹個有機組成部分。並且成了壹個巨額利潤的主要來源。隨著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程度，不平等和貧窮的增長，西方控制的大眾傳媒開動機器將持批評態度的民眾轉化為消極的壹夥。西方媒介的名人們和大眾娛樂已經成為轉移潛在政治動亂的主要因素。在裏根的總統任期內，特別突出傳媒通過有名氣但在政治上反動的娛樂界人士來操縱大眾的中心地位。這種現象已經擴展至拉丁美洲和亞洲。
在拉丁美洲，電視機數量的增長和收入的下降和人民鬥爭的減弱有直接的關系。在那裏，從1980年到1990年間，電視機臺數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平均實際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同時，有壹大批新自由派政治候選人主要依靠電視形象當選總統。
大眾傳媒對窮人日益增大的滲透，美國公司在兜售文化商品中的投資和受益的增長，以及用給窮人提供眼福的個人消費和探險的訊息向廣大聽眾進行飽和性宣傳，這些既定義了文化殖民主義的現實挑戰。
美國傳媒的信息在雙重意義上疏遠第三世界人民。他們制造出“跨國”和“跨階級”的聯合的神話。通過電視，被媒介采訪的成功者與住在西語區的窮困的旁觀者之間建立起了虛假的親密和幻想中的聯系。這些聯系提供了壹條討論私人問題的單獨解決辦法的渠道。信息是清晰的：受害者的貧困是咎由自取的。成功靠的是個人奮鬥。主要的電視衛星網，那些美國和歐洲的大眾傳媒的批發點，避免對新文化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和後果做任何批評。而這個新文化帝國主義已經暫時誤導和麻痹了數百上千萬窮苦的拉美人民。
帝國主義與語言政治
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了壹個雙重戰略來反擊左派和建立霸權。壹方面，它設法汙染左派的語言；另壹方面它又致力於降低公眾對西方勢力的罪惡的警惕性。
在八十年代，西方大眾傳媒有系統地接過左派的基本主張，把其原有的內容掏空，然後裝入反動信息。例如：大眾傳媒把要復辟資本主義和增加不平等的政客描繪成“改革家”或“革命者”，而把反對他們的人貼上“保守派”的標簽。文化帝國主義致力於以逆轉政治語匯意思的手法，來制造意識形態的混亂和政治上的迷津。許多進步人士被這種意識形態操縱搞的暈頭轉向。其結果是，他們極容易受那些“右派”和“左派”這些術語沒有任何意義，階級也失掉了重要性，意識形態不再有意義等等的意識形態專家的欺騙。通過敗壞左派語匯和歪曲左和右的含義，文化帝國主義企圖暗地裏破壞反帝運動的政治號召力和政治實際。
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第二種戰略是讓人民民眾麻痹。以使西方國家的大規模屠殺成為日常的和可以接受的行為。在伊拉克的大規模轟炸被表現成電子遊戲。通過對反人類罪行的大事化小，民眾喪失了傳統的信念：即讓人民受難是不對的。又通過強調對戰爭新技術的現代化程度，大眾傳媒對現存的精銳力量－西方的技術戰爭大加吹捧。今天的文化帝國主義包含這樣壹些“新聞”報道：它們將大規模的殺人武器說成是有人性似的，而把第三世界的受害者描述成是必須正視的“侵略者”和“恐怖主義分子”。
世界性的文化帝國主義用政治訛言來維生。在東歐，大肆掠奪土地、企業和財富投機者和黑社會分子被描述成“改革家”。走私分子被美化成“有創意的企業家”。在西方，任意解雇工人的權力的集中和勞動者越來越沒有保障的情況被稱之為“勞工靈活性”。在第三世界，將國有企業出賣給跨國壟斷公司被稱之為“打破壟斷”。“恢復原狀”其實是要倒退到十九世紀時勞工的社會福利被剝奪殆盡的狀況的委婉說法而已。“重新組合”就是要倒退到專業生產原材料或將收入從生產轉移到投機。“去除限制和各種規定”實質上是壹種讓國家福利性的國度的經濟納入國際銀行業這樣的多國勢力巨頭的軌道的權利轉移。在拉美地區，“結構性調整”意味著將資源轉讓投資者和降低勞工的工資。左翼的壹些概念如改革、土改、結構的改變原意是要進行收入的重新分配。這些概念被剽竊並被轉用為將財富，收入和權力集中到西方寡頭們那裏去的象征。當然，所有帝國主義的文化機構全都放大和擴展這種奧維爾式的蒙騙。現代文化帝國主義挖去了解放語匯的基礎，並將其轉化成反動的信條。
文化恐怖主義：自由主義的暴政
正如西方國家恐怖主義力圖破壞社會運動 ，革命政府 和肢解文明社會 ，經濟上的恐怖主義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私營銀行財團的所作所為是要毀滅地方工業，侵蝕全民所有制和殘害工薪家庭。文化恐怖主義則是抓住易受傷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理弱點和深深的焦慮，尤其是他們那種自己“落後”了，“傳統”和受壓迫的感覺，展示“機動性”和“自由表達”的新形象，來毀掉家庭和社區的紐帶，同時又加固了和大公司的力量和商業市場緊密關聯的任意的權威的新鎖鏈。對傳統約束和義務的攻擊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國家將自己變為絕對權力至高無上的中心的壹個手段而已。
美國為首的文化帝國主義在“表現自我”的名義下，對那些害怕被標上“傳統”印記的第三世界人民施虐，以不分階級的“現代性”的假形象來誘惑和操縱他們。文化帝國主義對所有現存的阻擋那唯壹神聖的現代神－市場的關系提出質疑。第三世界人民在娛樂中，或被迫使，或高高興興地“現代”起來，從而委身於資本主義市場的需求。放棄舒適的、傳統的、寬松的服裝，代之以病態的、不合身的、緊繃繃的牛仔褲或奇裝異服。
美國為首的文化帝國主義最好是通過那些殖民化了的中間人和文化同謀起作用。典型的文化帝國主義同謀就是那些野心勃勃往上爬的第三世界的專業人員們。他們總是極力模仿其主子的壹招壹式。這些同謀對西方百般奉承而對自己的國家的人民則總是傲慢無理，具有典型的媚上欺下，（媚富欺貧）的品性。他們以銀行和多國財團為後盾，他們通過國家和地方的大眾媒體掌握了巨大的權力。模仿西方，他們堅定地遵從不平等競爭的規則，在自由貿易的名義下，開放他們的國家和人民去遭受殘酷剝削。最突出的文化內奸，有那些學院派知識分子，他們以客觀社會科學的行話來否定階級統治和帝國主義階級戰爭。他們把市場崇拜為壹切是非的絕對主宰。在“區域合作”的幌子下走狗知識分子攻擊勞動階級和限制資本運動的國家和國家機構，並將其支持者孤立起來並貶低他們。今天，縱觀整個第三世界，西方資助的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已全盤接受了階級合作的意識形態，帝國主義被“互相依靠”的概念所偷換。並且，無節制的世界市場被表現為發展的唯壹途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今天，“市場”對第三世界而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不利，美國、歐洲和日本則是更加空前積極地剝削第三世界。學院派知識分子對真實世界的疏遠乃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優勢的壹個副產品。對於那些拒絕贊美市場並因此被排斥在第三世界官方學術會議圈外的知識分子而言，對他們的挑戰就是走回自己依附的階級中去，投入反帝鬥爭。
北美化和國際文化的之神話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騙局之壹是觀念、市場、和運動的“國際化”概念。眼下時髦的事是引用“全球化”和“國際化”這樣的術語來為對任何或所有形式的團結、社區、或社會價值的攻擊正名。以“國際主義”為借口，歐洲和美國已成為用來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和瑣碎化的最有效的文化形式的主要輸出者。個人活動性和“自我中心生活”的強調（有美國大眾媒介工業大量生產和分布）現在已經成為統治第三世界的主要工具。
新自由主義的持續性繁榮並不是因為它能解決問題，而是因為它是為有錢有勢的人的利益服務並能在那些擠滿第三世界國家街道的貧窮的小業主們中的部分人中引起***鳴。第三世界國家文化的北美化之所以發生，並得到這些國家統治者的祝福和支持是由於它能幫助鞏固這些統治者的權力。新文化形式－私人淩駕公家之上，個人淩駕於社會之上，感官刺激和暴力淩駕於日常奮鬥和社會現實之上，這壹切都有助於灌輸破壞集體行動的自我中心價值觀。
頌揚“暫時性”的媒介文化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無根基－－它雇傭和解雇及不顧社區需要地移動資本的權力。“搬遷自由”的神化正是在資本迅變的需求下人們無力去建立和鞏固社區的根基之反映。北美文化贊美短促的，無人格的關系為“自由”，事實上，這些情況正好反映出壹大群個人對壟斷資本的權利的無定規的麻木的從屬。北美化牽涉到壹場以現代為名，向團結的傳統發動的拍賣性攻擊。以個人中心主義為名向階級忠誠發動攻擊，以及通過大眾媒體對個人品性的專註來動搖民主的根基。
新的文化專制紮根於無所不在的、不斷重復的、有關市場的同質化了的消費文化，以及無根基的選舉系統的奇談怪論。新媒介專制正是站在觸角遍及上至國際銀行作決定的會議室，下至安第斯山脈小村莊的等級國家和經濟機構這壹邊。北美文化能成功地滲透第三世界之秘密在於它的由經濟和軍事主導產生的，以制造幻想來讓人們逃避窮困現實的能力。新文化帝國主義最基本的要素是重商主義－性－保守主義的融合。其中每壹樣都被展示為私人需要，個人自我實現的理想化的表達。對某些沈浸在無望的工作，為生存而掙紮於骯臟和墮落之中的第三世界的人們，北美媒介制作的幻想就像福音傳教士壹樣，描述“好壹點的故事”，壹個將來好壹點的希望，或至少得到壹些觀望別人享受好生活的替代性歡樂。
文化帝國主義的沖擊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為什麽盡管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卻沒有革命的變革，我們必須重新考慮由國家暴力、政治恐怖以及由帝國主義國家宣傳的，被受壓迫人民接受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價值的深深的滲透所造成的深刻的心理沖擊。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國家暴力造成了長期的、大範圍的心理損壞－害怕激進的首創，不相信集體行動，在現存的權力面前即使痛恨卻又無能為力的感覺。恐怖使人們內向於私人的小圈子。
結果，作為壹種形式的經濟恐怖主義的新自由政策導致了工廠倒閉，取消對勞工的法律保護，臨時性工作的增長以及低工資的個體企業的成倍增加。這些政策進壹步地分化了勞動階層和城市的社區。在分化，不信任和私有化的前提下，帝國主義的文化信息找到了沃土來剝奪易受其傷害的人們的警惕性，以鼓勵和加深人和人之間的隔閡，自我中心的追求和對很少的資源的個人競爭。
文化帝國主義及它所鼓吹的價值觀在防止被剝奪人民對他們日益惡化的處境進行集體抗爭中起著重要作用。在第三世界廣泛傳播的信條、形象和意識形態是集體行動的基礎的主要障礙。帝國主義的重大勝利不僅是在物質利益方面，而且在於它直接地通過大眾媒體，間接地通過俘獲被壓迫民族知識分子和政治階級（或他們的投降）來征服被壓迫者的意識的內部空間。要使群眾性的革命運動的重新產生成為可能，就必須對不僅是剝削條件，而且是對主宰受害者的文化進行公開的戰爭作為開端。
文化帝國主義的有限性
與文化殖民主義相抗衡的是現實原理：對西方多國銀行所造成的窮困的親身經歷，以及由美國武裝起來的警察和軍隊的壓迫，這些日常現實是逃避現實的媒介永遠無法改變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下意識中，總是存在著（由大眾傳媒培植的）個人逃避的惡魔和集體行動反抗是唯壹切合實際的反抗的直覺知識之間的鬥爭。在社會運動高漲之際，團結的德行可以取勝，而在挫折和低潮時，個人貪婪的惡魔就會大行其道。
文化帝國主義迷惑人民的能力有絕對的限度。在該限度以外，群眾性的反抗就會來臨。電視上的“豐盛的餐桌”與現實生活中空空如也的廚房形成對照，媒介宣傳的人物多情的越軌行為與滿屋子爬著、哭著的饑餓的孩子相抵觸。在街頭沖突中，可口可樂成了燃燒瓶。致富的許諾成為永遠被拒之於致富大門之外的人的侮辱。長久的貧困化和廣泛蔓延的衰敗腐蝕掉了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控制下大眾傳媒的幻想的光彩和魅力。
文化帝國主義的假許諾成為挖苦性玩笑的材料而被貶黜至另壹個時間和地點。
文化帝國主義的號召力受到持久團結關系的限制－無論是地方性的還是區域性的關系－這些地區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在那些階級的、種族的、性別的和民族的關系持久和集體行動有很強的實踐的地方，文化帝國主義控制的大眾傳媒的影響就有限或被拒之門外。
只有先前存在的文化和傳統能繼續存在，他們能形成壹個組合向內和向下而非向外和向上看的社會和文化實踐的“閉路”。
在許多社區，存在著壹個對與市場霸權聯系的“現代派”的發展－個人中心的論調的清楚的拒絕。在團結的民族和職業社區裏可以找到持久團結和反帝運動的歷史根源。如在礦山小鎮，漁業和深林村莊，大城市的工業中心等。哪裏工作、社區和階級與集體文化傳統相符合，文化帝國主義就會在哪裏潰退。
文化帝國主義的有效性不僅僅是依靠其進行操縱的技術手段，而且取決於國家對百姓們施暴和分化以剝奪其對平等社會的希望和集體信仰的能力。
文化解放不僅需要給與個人和階級以力量，而且取決於能否發展壹支能抗衡作為文化征服先導的國家恐怖主義勢力的社會政治力量，而社會力量被統治階級視為對國家的威脅。正如文化鬥爭要紮根於為創造社會轉變的自覺性所需的自治、社區、和團結的價值觀，政治和軍事力量是維持階級文化基礎和民族特征所必需的。
最重要的是，左派必須重新塑造對壹個新社會的信仰和景象，該社會是建立在不僅是精神的，而且是物質價值觀上的：美的價值而不僅僅是工作的價值。團結與寬宏大量和尊嚴相連。在那裏，生產方式從屬於加強和深化永遠的人和人之間的聯系和友誼。
社會主義必須承認對不受幹涉和隱私的渴望，也承認對社會和集體的向往。總之，新的景象壹定要激勵人民，因為它與他們的願望產生***鳴：不僅僅不再受支配，而且有創造有意義的人生的自由。這種人生滋育於重情意的、非工具化的超越日常工作的關系，即使在它鼓舞人民繼續鬥爭之時。文化帝國主義的繁榮主要基於新奇、短暫的關系和對人的擺布，而從不提供建立在個人誠實、性別平等和社會團結基礎上的真正的，親密聯系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