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1、周永年自明末曹學佺再倡儒藏說，提倡集合儒書，與釋藏、道藏鼎足而立。
2、乾隆下詔直省督撫學政征求遺書，匯送京師。
3、朱筠、王應采奏請校辦《永樂大典》，輯佚書籍。但實際上是學術文化發展到總結時期，以及學術與政治的合力的需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壹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接著便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匯編在壹起，名曰《四庫全書》。
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便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成為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
擴展資料《四庫全書》既然要囊括乾隆以前的歷代典籍，那麽，對傳統學術的總結也就責無旁貸，因為傳統目錄學正是將典籍按照壹定的體系加以排纂編次，進而通過文獻典籍本身以及分類、編目、序錄等方式來反映學術發展歷史的。
因此，編排歷代典籍，總結評判傳統學術，就成了《四庫全書》編纂者的壹項重要工作，《四庫全書總目》也就由此應運而生。
《四庫全書》完成至今的兩百年間，飽經滄桑，多份抄本在戰火中被毀。其中文源閣本在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時被焚毀，文宗、文匯閣本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被毀。
杭州文瀾閣藏書樓1861年在太平軍第二次攻占杭州時倒塌，所藏《四庫全書》散落民間，後由藏書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補抄，才搶救回原書的四分之壹。文瀾閣本在民國時期又有二次補抄。
民國三年（1914年）在杭州圖書館第壹任館長錢恂的支持下，由徐錫麟二弟徐仲蓀及其學生堵福詵自費補抄，歷時7年，史稱“乙卯補抄”。
民國十二年（1923年），時任浙江教育廳長的張宗祥得知徐仲蓀、堵福詵的義舉後，十分感動，但他知道“修補”量相當浩大，單靠幾個人很難完成，必須由政府牽頭。
在他的重視下，補抄人員增加到百余人，費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蓀任總校，堵福詵任監理，歷時兩年，史稱“癸亥補抄”。解放初，由於徐仲蓀和堵福詵修補《四庫全書》有功，他們倆的畫像曾被懸掛在杭州文瀾閣，以誌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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