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伯托·艾柯是當代歐洲最著名的學者和作家。《劍橋意大利文學史》將昂貝爾托·艾柯（Umberto Eco,1932-）譽為20世紀後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並盛贊他那“貫穿於職業生涯的‘調停者’和‘綜合者’意識”。艾柯的世界遼闊而又多重，除了隨筆、雜文和小說，還有大量論文、論著和編著，研究者將其粗略分為8大類52種，包含中世紀神學研究、美學研究、文學研究、大眾文化研究、符號學研究和闡釋學研究等。而艾柯最引人矚目的，是他在多個世界間輕松遊走的能力、還有那不保守也不過激的精神。正是這種能力和精神，使他既感興趣於最經院主義的托馬斯·阿奎那，也熱衷於最現代主義的詹姆斯·喬伊斯；既強調闡釋的力量，又擔心過度闡釋的危害；既能使作品成為行銷全球、印數千萬的暢銷書，也能吸引研究者為之寫出數以千計的論文和專著。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年出生於意大利的亞歷山德裏亞。博洛尼亞大學符號學教授，住在米蘭，VS雜誌領導人。艾柯身兼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評論家和美學家等多種身分，更是全球最知名的記號語言學權威。他的學術研究範圍廣泛，從聖多瑪斯·阿奎納到詹姆斯·喬伊思乃至於超人，知識極為淵博。個人藏書超過三萬冊，已發表過十余本重要的學術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讀者的角色——記號語言學探討》壹書。2007年03月15日12:16 《南方周末》記者 夏榆
3月8日北京天氣寒冷，艾柯頭戴黑色禮帽、身穿軍綠呢制風衣夾著黑色皮包步伐快捷地走在冷風中，風吹動的時候，軍綠的風衣勾勒出艾柯高大穩健的身軀。同行的中國女翻譯打趣艾柯酷得像意大利黑手黨，艾柯迎著冷風放聲大笑，笑聲硬朗，中氣十足。
開始采訪之前，記者把隨身攜帶的艾柯的7本中譯本放在和艾柯相對的沙發扶手間。看到那些裝幀不同、面貌各異的書，艾柯很高興，壹本壹本地翻開看。艾柯隨身帶壹只“掌中寶”計算器，壹沓填得密密麻麻的表格。艾柯說這些表格記錄他在各個國家能見到的不同語種的艾柯作品，很多是盜版，壹旦發現就記錄在案。
“我想拿走這些書，很多書我自己都沒有見過。”
記者：遇見盜版書您會生氣嗎？通常您怎麽處理書被盜印的情況？
艾柯：我自己也不清楚（有多少書被盜版），可能很多。我是個自由派，如果是出於教育的目的，給年輕人、給學生看的，用就用了，版權我不追究。不過還是希望出我書的人能跟我聯系。
以前有日本的譯者來意大利跟我溝通，我非常高興，他問了很多問題，讓我給他解釋某些詞是什麽意思，盡管我不會說日語，我還是很高興。多種語言我都不會，比如俄語、匈牙利語，但這些譯者很多都跟我進行過溝通，我很高興。很遺憾，中國的譯者還沒有跟我進行過這樣的溝通。也許在以前沒有國際公約，不能按照國際慣例進行溝通，不過現在有這麽多的交流方式，我希望中國的譯者也能夠跟我進行溝通。
記者：世上大概有兩類作家，壹種是像卡爾維諾這樣的作家，另壹種像馬爾克斯那樣的作家，前者更關註文學形式或者文體試驗，後者更關註現實人生和社會公***事務。您認為哪種作家更重要，更有價值？
艾柯：我不覺得他們有很大的不同。卡爾維諾第壹部小說其實更多的是關於政治、關於戰爭的，他在政治上很活躍。他最後壹部書是純文學的，但我不覺得這種純文學就對現實沒有意義。有很多評論說我的壹些小說題材跟現實無關。有些人就說《玫瑰的名字》是歷史小說，因為我寫的是中世紀，但我是借用壹個歷史題材反映意大利現實的問題——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記者：在中國大陸有個說法是，“文學已死”，您經歷過半個世紀的寫作，了解過世界各種文學潮流，您怎麽看“文學已死”的說法？
艾柯：我今年75歲了，在過去的60年間這樣的說法從來沒有停止過，壹會兒說“文學死了”，壹會兒說“小說死了”，更瘋狂的說法是“書已經死了”，但事實上，我還不斷地在閱讀、在寫作。我認為那樣的說法非常愚蠢。
記者：互聯網的出現還是對文學構成了影響，互聯網的存在對傳統閱讀方式的挑戰也是事實。您怎麽看互聯網，對您的寫作有影響嗎？
艾柯：就像不會因為有了飛機就說汽車死了壹樣，因特網對於閱讀的影響也應該分成兩類，對像我這樣的學者的影響和對普通人的影響，我認為是有區別的。就像人們看電視壹樣，很多人其實成了電視的奴隸，很多人像呆子壹樣看電視。作為壹個學者，或者作為壹個學者型的作家，我是利用因特網而不是被因特網利用的對象。我把因特網當成壹個工具，通過它獲得信息，甚至我有大量的書也是讀者通過因特網來購買。因特網促進了書的流通，原來書的銷售要通過書店，現在可以通過網絡書店訂購，但這跟青少年玩電子遊戲、玩網絡遊戲，跟成年人的色情娛樂完全不同。很多人利用因特網——他不是要找壹個女人現實地做愛，他把機器當成做愛的對象，滿足壹種色情的刺激。因特網使壹些人完全成為壞信息的受害者，但它對另壹些人就是非常好的壹個工具，因特網對我而言是壹個好工具。 “最關心的問題是 怎樣繼續活下去”
記者：您有多種身份，要是請您介紹自己，您怎麽說？除了說您是小說家、哲學家和美學家以外，還有壹個詞是“公***知識分子”，您是怎樣的公***知識分子？
艾柯：壹個大學教授，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也會寫小說；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我是壹個在星期壹到星期五在大學裏教書的作家。至於公***知識分子，我在壹個州的報紙有壹個專欄，寫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上個星期我寫了關於意大利選舉的文章。我已經出版了若幹本書，其中就包括到2005年之前所有的這種新聞性評論文章，這本書的其他語言的版本已經出版了，英文版幾個月之後就會出版。還有，比如在今天的會議上，我也作了發言，表達對戰爭的看法，那麽在其他的文章當中，我也會對公***領域、政治方面的問題，作出自己的評論和批評。
記者：什麽問題是您目前最關心的？
艾柯：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怎樣繼續活下去，因為我已經很大了。在2001年的時候，我才有了惟壹的孫子，我壹直很關心這個小孩的成長。我這麽關心這個小孩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孩子將來生活的環境比較艱難，因為現在這個世界面臨比如生態的危機，還有其他的問題，隨著我年齡的增大，我越來越悲觀了。
記者：您說悲觀我很意外。看您的書和聽您今天的發言，您的表達和思想的姿態都是強有力的。
艾柯：媒體總是對知識分子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實到目前為止我認為知識分子對很多事情是無能為力的，好像這座房子著火了，妳手頭有壹本詩集，但是這個詩集對妳來說根本沒有用，妳要滅火就需要去找水，或者去找消防隊員，詩對妳來說，可能以後才會派上用場。對於全世界來說——全世界有很多的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說，可能的情況是，很多地方房子著火了，但他們仍然可以躲在自己沒著火的房子裏捧著詩集看。
記者：您使我們看到知識分子精神的變化，以前的知識分子好像不是這樣的，比如在1950年代、1960年代，像您同時代的薩特、加繆、羅蘭·巴特，還有1990年代的德裏達，在社會失去正義的時候，他們會走到街頭表達自己抗議的聲音。
艾柯：並不是薩特自己上街去進行示威，而是那裏已經有人示威了。如果沒有這些人，即使薩特名望再高，他個人也無能為力。妳應該問為什麽沒有那麽多人——普通大眾上街去遊行示威，而不是說為什麽沒有知識分子去上街示威。
記者：這個問題您可以回答嗎？
艾柯：不要把知識分子的行動和公民的行動混在壹起，薩特去遊行是作為壹個公民去的，而不是作為壹個知識分子去的。作為知識分子他做的事情是寫書、為社會和民眾指引未來的道路和方向。但作為公民來講，他有權利參加任何的政治活動，比如有人寫了壹份請願書，針對環境汙染的問題向政府請願，如果我簽了名，那麽我簽名首先是作為壹個公民，而不是作為壹個知識分子，別人發現我簽了名，才知道我是個知識分子。所以在意大利的大選中，我非常積極地參與，因為我是公民。 “誰能清晰地 看見這個世界”
記者：熟悉您第壹次中國之行的人清晰地記得您有過“中國沒有城市”的感慨，為什麽這樣說？當時的情景您還能記得嗎？時隔十幾年再到中國，您對中國的印象有改變嗎？
艾柯：“中國沒有像樣的城市”這樣的話我說不出來。可能是阿蘭·貝特教授說過這個話，因為阿蘭在中國丟了行李，這已經是他第二次丟行李，第壹次是在印度，可能是因為他丟了行李非常著急，說出這樣的話，我是不太可能講出這樣的話。第壹次到中國的時候，當時我的感受是很復雜的，我到很多地方，先到香港 、廣東、北京、西安 、烏魯木齊，然後又回到香港和澳門 ，所以這個行程很復雜，我也很難用很簡短的話來概括。我覺得中國在很多方面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感到驚訝的是，當我到了北京之後覺得就像到了洛杉磯。我只能告訴您我第壹次對中國的印象，因為第二次我還只見了記者，別的什麽人都還沒有接觸
記者：這次您到北京作“治與亂”的發言，有學者討論您的講話，有人認為您的講話其實是在支持戰爭，還有人認為，至少您認為後現代戰爭不如古典戰爭，認為古典戰爭還要好壹些。
艾柯：我的發言只是說戰爭還沒有消失，到現在為止，要消除戰爭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因此而產生了壹些其他的想法，那個也都是錯誤。我只是對戰爭的情況作了壹個分析，我根本不是支持戰爭。因為我認為戰爭創造了新的平衡這種說法不對。戰爭很有可能導致新的不平衡。現在看來，戰爭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比以往更加瘋狂，為打擊恐怖主義而投下炸彈，但是炸彈投放的地方根本不是恐怖主義者藏身的地方。
記者：您有壹本書叫《小記事》，中譯本叫《誤讀》，在您的生活中，您是不是經常經歷“誤讀”？
艾柯：這是書的名字，但是看妳怎麽理解這個詞。誤讀，對我來說是經常的。我今天早上花了壹個小時的時間來講我反對戰爭，但結果還是被誤讀成贊成戰爭。如果我寫壹本哲學類的書，我寫的是這樣的東西，別人說是另外的東西，我必須馬上說“不”。但遇到簡單的問題，比如說剛才那兩種誤讀，贊成戰爭或者說中國沒有城市，這都無所謂，我不願意辯解。
如果我寫小說或者哲學，別人對我的本意有誤解的話，通常有兩種可能性：我不這樣認為，但妳有權利那樣認為。我的本意是說，我不想跟別人說妳應該怎麽理解我，或者妳要按我的意思理解，也許妳按照妳的方式去理解，比我的理解還深，這也說不定。有時候我覺得書比主人更有哲學性，更像知識分子。我的譯者也經常這樣問我，壹個字我用的意思是A還是B，我的本意是想用A，但是譯者用B的時候，比我原來的意思更漂亮或者更準確。
記者：您長久地生活在學院裏面，作為作家，大學的體制更有利於您的創作嗎？
艾柯：就像人有胖瘦壹樣，作家也是分成不同的種類，有的作家寫小說，有的作家寫詩，有的還寫別的。大學不壹定都是由精英分子組成，不是說大學裏面的人都是天才,可能有些人還不如普通人。我是大學教授，但是並不是完全限制在大學裏。我在50歲的時候，已經開始寫小說了。有的學者在講課之余踢球、彈吉他，我是用來寫小說。做學者是我的工作，但是讓我快樂的事情是做壹個作家。18年來我最高興的事就是壹有時間就坐下來寫作。
記者：早年您做過電臺的編輯，後來是學者的生涯，您的寫作也處於兩極，既有復雜宏大的書寫，也有日常的表達，您是壹個可以復雜也可以簡單的人嗎？
艾柯：從多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壹直在做同樣的事情，不管什麽樣的工作。我有個專欄，每個星期都要寫，我寫書，還寫論文，在這個之間連接是很嚴密的。比如說寫學術的書，其實很多論點就是從每個禮拜的專欄裏面來的，（專欄文字）只不過我是用壹種更易懂、簡單的方法，面對更多的人在寫。很多人會覺得為什麽學術的書跟專欄之間有那麽大的差別，對我個人來講，很多論點其實在每個星期的專欄裏都寫了，而且是用更簡單的方式寫。我是用記者的眼光研究學問，在我這裏，記者、作家和教授是壹體的。
記者：您寫過那麽多舊的、新的書，寫出過那麽多透徹的文字，能說您是壹個清楚了解世界的人嗎？
艾柯：誰也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誰也無法清晰地看清楚這個世界，我從來沒有見過誰能清晰地看見這個世界。如果妳認為有人能清晰地看清楚世界，把他介紹給我。
（本文采訪得到北京外國語學院趙媛、哥德學院北京分院崔嶠的協助，在此致謝）